五、日伪统治的沦陷区

日本帝国主义从制造芦沟桥事变到攻取武汉，16 个月中夺占了中国包括华北、华中、华南 100 余万平方公里土地、1 亿人口的广大地区。这些沦陷区同“九一八”后被日本侵占的东北三省和热河一样，成了日寇铁蹄直接践踏下的殖民地。

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以华治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每侵占一地，即在那里搜罗汉奸，建立伪政权。

在晋冀鲁豫地区，1937 年 12 月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行三权分立体制，主席暂缺，以汤尔和、王克敏、董康分任议政、行政、司法三委员会委员长。临时政府以北洋军阀时代的五色旗为“国旗”，继续使用“中华民国”年号，以北平（改称北京）为首都。

在绥察晋北一带，1936 年 5 月即有蒙奸德王①等在日本的策划支持下成立伪“蒙古军政府”，以后不断扩大，1939 年 9 月，合并察南、晋北、归绥

① 即德穆楚克栋鲁普，时为察哈尔省所属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扎萨克郡王。

三个伪政权，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德王为主席，定都张家口，采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

在华东，1938 年 3 月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南京 2 市。9 月，华北、华东两个伪政权组成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

此外，日军攻陷广州、武汉后，分别成立了伪广东省政府和伪武汉特别市政府。

与建立伪政权相配合，日本在其占领区还建立各种伪“民众团体”。在北平有“新民会”，会长即是华北伪政权的头子王克敏，中央指导部长为缪斌。上海有“大民会”，汉口有“正义会”。

1938 年 12 月，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

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及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叛国投敌。1940 年 3 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即伪中央政府。汪精卫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温宗尧、王揖唐、梁鸿志分任立法、司法、考试、监察院院长，陈群、褚民谊、周佛海等任部长职务。伪中央政府成立后， “临时”、“维新”两政府取消。华北设政务委员会，保留独立处理局部问题的权力，以示华北地位的特殊，由王克敏任委员长。“维新政府”的政务则由汪精卫政府直接接收。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对伪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独立地位，没有承认它的领导。

上述所有伪政权，都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和它侵略压迫掠夺中国人民的工具。汪伪政权成立前夕，1939 年 12 月，日本与汪精卫秘密签订《日汪协定》（即《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该协定不但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既成事实之存在”，而且承认以后“事变继续中”可能发生的“特殊事态之存续”。就是说，把日本已经进行的和将要进行的侵华活动一概合法化。协定规定了“调整日支新关系之原则”及“要项”。内容包括：日、“满”、支三国“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日本向中国“新中央政府”派遣顾问，向“强度结合地带及其它特定地域内之所要机关”，配置顾问职员；日军驻屯于华北、蒙疆、华中及长江下游；日本向中国军队、警察派遣顾问、教官；华北、蒙疆及其它区域之资源开发，“与日本以特别之便利”；等等。总之，汪精卫政府必须保证其所辖地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完完全全的殖民地、附属国。汪政府成立后，1940 年 11 月，上述日汪秘密协定变成正式的

《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占领地的殖民统治，大搞“治安肃正”、“强化治安”运动，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发放“良民证”，进行大编乡，建立“治安军”、“保安队”、“警备队”等伪军组织，禁绝一切抗日活动。在其占领不稳固的地区，普遍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并平毁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建立“人圈”。

尤为灭绝人性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东北竟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实验。从 1942 年 11 月至 1945 年 8 月，仅在其所谓 731 部队中，就至少有三四千人因被用作细菌武器的研制而丧生。

对沦陷区的经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残酷的掠夺政策。在东北，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建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垄断钢铁、轻金属、汽车、飞机、煤炭等的经营。为了战争的需要，制定了两个产业五年计划，疯狂掠夺东北的资源。农业方面，大量掠夺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实行百万户农业移

民计划，圈占大量土地。在华北、华中、华南，日寇同样进行了全面掠夺。金融方面，日伪先后建立 20 余家银行，其中有：设在张家口的蒙疆银行，设在北平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设在上海的华兴商业银行，设在南京的伪中央储备银行，设在汉口的中江实业银行以及广东银行等。日伪利用这些银行垄断金融，发行钞票，掠夺物资。工矿业方面，日本开始是采取“军管理”（华北）和“委托经营”（华中）的方式进行掠夺，后改为“中日合作”的办法，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1938 年设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两个“国策公司”，下设许多分公司，经营煤铁等矿产以及盐、电力、交通、电讯等业。“合作”只是名义，企业实际经营权全归日方，利润的大部分也为日本所有。农业方面，日本强占耕地，夺取农场，摊派捐税，强行低价收购农产品，直至直接掠夺粮食、牲畜、财物。日寇将粮食规定为军用物资，进行“统制”，对生产者强制“征购”，对消费者施行“配给”。青壮年也是日寇掠夺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1939 年至 1942 年春，仅在华北就有 600

万青壮年被抓到东北等地做苦役，至 1944 年，有 22.6 万人被抓到日本当苦工。

日本在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高等教育用于培养各级傀儡官吏和高级奴才，中等教育用于培养为其服务的下层技术人员和师资，初等教育用于向儿童灌输奴化思想。日语为中小学必修课。史地课本要按照日本的侵略需要进行修改。各级学校都把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作为教育的宗旨。日本侵略者还极力提倡尊孔读经，利用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其统治。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日本侵略者指使他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加以修改”，使之“不与建设东亚新秩序相抵触”。①为此，汪精卫集团便把三民主义解释成为反共卖国主义，胡说三民主义就是“大亚洲主义”，日本侵华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②

沦陷区的广大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他们虽处在日寇的严密控制和残酷的军事统治之下，仍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共产党在沦陷区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机智灵活地开展斗争。农民的反日起义不断爆发。尤其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直顽强地坚持着抗日斗争。

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曾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抗联为配合全国抗战，除与敌人的“讨伐”军作战外，还主动出击，同日军进行多次战斗。1938 年后，日增兵东北，进一步加紧对抗联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抗联活动区域日渐缩小，部队大部转到深山密林，但仍不时出击，打击敌人。1940 年 2 月，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在作战中壮烈牺牲，敌人剖开他的遗体，发现他的肠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1940 年后，抗联缩编为10 个支队。至 1941 年，全部兵力已不足 2500 人，集中到中苏边境进行军政整训，同时组成若干支游击小分队，深入内地，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直至抗战胜利。以抗联为代表的沦陷区人民的斗争，是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