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文化斗争和文艺成就

文化界对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与坚持，起了重要作用。在民族存亡的搏斗中，文化界也不铁板一块，充满着斗争。

10 年内战时期就发生过激烈争论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又被提了出来。在当时，抗日救亡是中华民族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抗战文艺理应受到热烈的提倡和扶持。但是，有些人却鼓吹什么“与抗战无关”、“远离抗日宣传”的文艺，而对抗战文艺则百般挑剔，斥为“空洞的抗战八股”、“愚笨”、“实在无多知识”，云云。

革命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罗荪、宋之的、巴人、张天翼等先后撰文批驳这种观点。第一，他们充分肯定了抗战文艺的伟大意义，指出：描写抗战的文艺作品，尽管“距离所谓‘伟大的作品’的门槛还远得很”，但材料、人物、生活、情绪都是“真实”的，读者们从这些作品中“认识了抗战的一面，增强了抗战的决心”。第二，他们认为，在全民族抗战的年代，“与抗战无关”的文艺是不存在的。“活在抗战时代，要叫人作无关抗战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国人。”“要求无关抗战的文字”，就是“要我们的作者，从战壕、从前线、从农村、从游击区，拖回到研究室去。”①“在现在，不但与抗战无关的中国人不存在，就是他要对抗战守中立——都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他总会影响到抗战，会起一定的作用”。“就连飞升到象牙之塔里的爷们也都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跳不出这‘时代’。”②这些论述，坚持了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正确方向，但也带有绝对化、简单化的毛病。在当时，固然应该大力提倡抗战文艺，但那些非抗战题材、内容健康、艺术上也有特色和较高水平

① 巴人：《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4 册，第 258—259 页。

② 张天翼：《论“无关”抗战的题材》，《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4 册，第 269、265 页。

的文艺作品，在文化史上亦应有一席之地，不应完全否定。

1940—1942 年间，正值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猖獗，国内蒋介石集团强化法西斯统治和加紧反共活动之时，文化界出现一个疯狂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小团体。其成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他们于 1940

年 4 月创办《战国策》半月刊（至 1941 年 7 月停办，共出 17 期），1941 年

12 月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开办副刊《战国》（1942 年 7 月停刊，共出 31 期），故被称作“战国策”派或“战国”派。他们的观点主要是：第一，宣扬“意志”哲学，鼓吹“英雄崇拜”。陈铨专门撰写《论英雄崇拜》和《再论英雄崇拜》两篇文章，说：只有人类的意志“才是历史演进的中心”，而英雄又是“人类意志的中心”，因此，归根到底，历史是少数英雄，即“天才”创造的。英雄具有“神密伟大的力量”，“是群众的救星”，“宇宙伟大的现象”。既然如此，人类就应该“无条件地崇拜英雄”，直到死去。而中国“目前最急切的问题”，就是“怎样养成英雄崇拜的风气”。①中国有哪些值得人们以死去崇拜的“英雄”呢？除去已故的人物之外，陈铨提到的第一个就是“蒋委员长”。原来，“战国策”派的意志哲学和英雄崇拜，就是要人们禀承蒋介石“意志”行事，对蒋介石“无条件地崇拜”。第二，宣传所谓“形态历史观”，断言当今世界是“战国时代”的重演。他们认为，世界上凡自成体系的文化，都要经过“封建”、“列国”和“大一统”三个阶段，20 世纪是“大战的世纪，”中国面临的是“大战国时代”。在这个“大战国时代”，必然产生一种“国力潮流”，即“注重统一与集权”，“包括政权集中，军权统一，经济干涉，国教创立等项”，它“代表‘秩序要求’”。中国要有自己的“理想政治”，确立自己的“战国策”。而国民党提出的“‘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就是中国的“理想政治”，三句口号也就分别代表了“战”，“国”，“策”。

②可见，“战国策”派，归根到底是在为加强国民党独裁统治寻找根据。第三，

鼓吹所谓“力的宇宙观”。他们说：“力”是“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力即是生，生即是力”。力就是“正义”，“正义”就存在于力中，在“力的宇宙观”中，“‘德’的一个字并不在这个方程式中。”③根据这种“强力”主义，战国策派极力颂扬“力的文化”，主张文艺表达强力，描写反理性的“恐怖、狂欢与虔恪”。

共产党领导的思想界和文艺界，对“战国策”派的各种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实际上，“战国策”派带有某些法西斯主义色彩的宣传并没有多少市场，当纳粹德国逐渐显露败象之际，这个派别也就消沉下去了。

抗战时期，一些既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营垒、又不属于国民党法西斯主义哲学营垒的哲学家，纷纷出版著作，构筑自己的哲学体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冯友兰。冯友兰在抗战前写出《中国哲学史》，同时开始酝酿他的“新理学”。1939 年正式出版《新理学》一书，标志他的“新理学”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建立。之后，又出版一系列著作，对新理学作进一步发挥，连同《新理学》，统称“贞元六书”。新理学是程朱理学的继承和发挥，同时杂糅了一些佛道思想和西方哲学。它把世界划分为二，一是此岸的现实

① 《论英雄崇拜》，《战国策》第 4 期，1940 年 5 月 15 日出版。

② 陈铨：《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战国策》第 9 期，1942 年 1 月 28 日出版。

③ 林同济：《力！》，《战国策》第 3 期，1940 年 5 月 1 日出版。

世界，一是彼岸的虚构的“理世界”。现实世界的物，是“相对的料”，是第二性的；“理世界”“万理俱备”，“万理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是第一性的。物不过是“理之实现”。这是客观唯心主义。在讲人生问题时，冯友兰区分人的四种境界，最高者为“天地境界”，这种境界的人，“体与物冥”，“万物皆备于我”，“我”成了“大全”（即理世界）的“主宰”。这里，又从客观唯心主义倒向了主观唯心主义。对冯友兰的哲学观点，共产党刊物《群众》曾发表陈家康、胡绳等人的文章，予以批判。

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在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有表现。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积极投入那里的抗战文艺运动。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为什么人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以致当抗日战争困难局面出现后，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表现出来。许多不正确的文艺观点在文艺界流行，诸如：“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要“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指对革命根据地），“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妨害创作情绪”；“艺术指导政治”；“反功利主义”等。有些文艺部门存在着脱离实际、关门提高的倾向。有些作品热衷于描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情趣，甚至欣赏、赞扬他们的缺点，而对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则加以丑化。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系统制定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1942 年 5 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了《引言》和《结论》两次讲话。毛泽东的讲话就文艺为什么人、普及与提高、文艺与政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以及人性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著作。它所突出指明的文艺为人民、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所论证的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及其它一系列文艺原理，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它的有些观点，也带着明显的时代特色和“左”的倾向，是需要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更而发展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首先推动了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发展。在毛泽东讲话精神指引下，大批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下部队，体验生活，改造思想，积累素材，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众多的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作品。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由旧到新的变化，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新歌剧《白毛女》，不仅思想内容深刻，而且在继承民族传统和吸收西洋剧作经验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民族风格，极受广大群众欢迎。京剧《逼上梁山》，迈出了旧剧革命的成功的一步。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较好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到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有更多的优秀作品问世。一大批长篇小说创作出来，其中有：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柳青的《种谷记》、草明的《原动力》、欧阳山的《高干大》、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袁静和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此外有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李季）、歌剧《刘胡兰》（西北战斗剧社）等。

国统区的进步文艺也取得巨大成绩，其中以戏剧创作最为突出。1941— 1943 年间，郭沫若连续写成六部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筑》（后改名《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这些剧作表现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参与意识，紧密而又巧妙地配合了当时的民族斗

争和阶级斗争。茅盾的《清明前后》、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等，也都是有代表性的剧作。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有影响的作品有：讽刺喜剧《升官图》（陈白尘），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郑君里编导）、《万家灯火》（阳翰笙、沈浮合编），政治讽刺诗《马凡陀山歌》（袁水拍，写于 1944—1948 年），小说《围城》（钱钟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