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卅运动与全国革命高潮

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北京政变给北洋军阀统治以沉重打击，为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为了迎接和推动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1925 年 1 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着重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如何进行群众工作的问题，为此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明确了无产阶级应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和发动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

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①“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②大会的缺点是没有明确规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武装斗争也未予重视，因此使大会的主要精神——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未能落实。

大会以后，中共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便利用当时有利的客观形势和国民党组织积极工作，首先使工人运动很快走出“二七”以后的低谷，推向高潮。1925 年初，上海、青岛、北京、奉天等 10 几个大中城市，纷纷出现罢工事件，罢工普及到各个行业。其中以上海、青岛两地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规模最大。

当时，日本在华纱厂共有 41 家，工人 8.8 万余人，主要集中在上海、青

岛两地。中国工人在日本纱厂中受着极其残酷的剥削，工作时间每班为 12 小时，工资低微，最少者仅每日一角，生活难以温饱，而且没有保障。2 月初，日本内外棉第八厂工人因为日本监工殴打中国女工而罢工。由于厂方不答应罢工工人条件，在中共领导下，罢工很快波及到日本在上海的其它 21 家纱厂，并且粉碎了日本资本家各种破坏手段，取得胜利。

在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的直接影响下，4 月 19 日，青岛日本纱厂也爆发 1 万多人的大罢工，反抗日本资本家用武力阻止工人组织工会，开除、逮捕和毒刑拷打工会干部。中共运用上海经验进行领导，并派上海纱厂工人代表到青岛支援。罢工在 5 月 10 日取得局部胜利后结束。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正在走向高潮的工人运动的引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 5 月 1 日在广州召开。大会贯彻中共“四大”精神，强调了工人阶级取得中国民族革命“领导地位”与“提携广大农民群众” 的重要性，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选举林伟民（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邓中夏（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等 25 人为总工会执行委员。

在工人斗争的激励下，青年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4 月 8 日，福州学生为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进行请愿运动，结果遭到美帝国主义唆使下的福建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造成全国震惊的惨案。接着，上海日本帝国主义也向工人反攻倒算，他们违约任意开除工会代表，克扣工资，镇压工人的反抗，甚至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青岛也发生了同样的惨案。

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在 28 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斗争，并扩大为全民族的斗争。因为当时上海的所谓纳税外人会正准备要在 6 月 2 日通过工部局提出的“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等提案，不仅进一步侵犯中国主权，也直接危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此，中共提出了反对工部局提案的口号。

5 月 30 日，上海各校学生 2000 余人，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工人、抓捕学生的罪行，并宣传反对工部局提案。巡捕即连续逮捕学生 100 余名，引起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近万人聚集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帝国主义捕头竟下令向群众开排枪射击，造成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为抗议这一暴行，中共中央领导上海总工会、学生联合会、马路商界联合会，并推动总商会，在 6 月 1 日，实行三罢——罢工、罢课、罢市。全市 20 万工人、5 万余学生和大部分商人

①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274 页。

② 《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292 页。

参加。帝国主义出动所有在沪各种武装部队继续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进行残酷镇压，上海成了血腥世界。其中英、美刽子手成了急先锋。各国还紧急派来 26 艘军舰，妄图直攻北京，再次瓜分中国。中国人民决不屈服，坚持斗争。但是，当帝国主义以“司法调查”、“关税会议”来利诱，又以停止借款、通汇、运输和电力供给相威胁时，中国大资产阶级和中小商人先后动摇，退出了斗争。资产阶级不堪长期罢市所受的损失，6 月 26 日，各商店开市了。青年学生也因放暑假纷纷回家，减弱了运动的力量。为了防止工人阶级孤军奋战遭受不必要的打击，中共中央及时改变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8 月 25 日至 9 月 30 日，各厂逐步复工。

五卅惨案震动全国，北京、汉口、长沙、哈尔滨等全国 30 多个城市，以及一些边远省份、县镇的工人、学生、农民、商人、市民等，都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等斗争，海外各地侨胞和留学生也积极支援国内反帝斗争，其中最著名的是 6 月 19 日开始的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由全国总工会派遣的苏兆征和邓中夏发动领导。仅香港罢工人数即达 25 万人。罢工委员会组织了 2000 多人的纠察队，封锁了香港和广州沙面租界，截留出口粮食，扣缉私货，断绝其肉食蔬菜供应，市内垃圾粪便堆积街道，香港成了“臭港”。英帝国主义受到沉重打击。这次省港大罢工，由于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坚持了 1 年零 4 个月，在中国及世界工运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最后终于迫使各帝国主义承认在海关关税上附加二·五税，作为结束罢工的费用。

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同时，农民运动也逐步发展。国共合作后，经共产党人提议，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自 1924 年 7 月起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办，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特别是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人数最多，达 300 余人。毛泽东亲自给学员讲课。《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是内容之一。学员来自全国各地 10 几个省份。结业后，就作为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各

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到 1926 年 1 月，广东地区已有农会组织达 37 个县，

会员达 62 万人，农民自卫军 3 万人。河南地区到 1926 年 4 月，农会会员达

27 万人，农民自卫军 10 万人。湖南地区到这年 11 月，农会组织已在 50 余

县建立，会员达 136 万余人。其它省区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进展。这年 4 月

20 日，在中共领导下，于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总结交流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强调农民参加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指出农民运动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从而为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南方工农运动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北洋军阀的罪恶统治和连年混战，使北方人民直接受到更大的灾难和痛苦。1925 年 11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爆发了一次以北京为中心、波及全国的反奉倒段运动。11 月 10 日，趁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召开关税会议的时候，全国学生总会和广州外交代表团等团体组织了一个关税自主示威运动筹备会，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示威运动，并发出通电，要求段祺瑞下野。月底，北京工界、学界发起国民大示威，提出“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政府”、“建设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时称“首都革命”。上海、南京、开封、长沙、汉口等地都举行示威运动响应。

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统一。陈炯明的部队在 1922 年冬退踞广东东江一带以后，在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支持

下，继续与广州政府为敌，于 1924 年冬和 1925 年 9 月两次进犯广州。在此期间，驻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举行叛乱；盘踞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夹击广州；国民党右派刺杀了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左派旗帜廖仲恺。广东局势一度十分危急。国民党及 1925 年 7 月 1 日成立的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省港罢工工人、海陆丰农民支持下，以黄埔军校生为主力，粉碎了这些进攻。革命军两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以及杨希闵、刘震寰、邓本殷的部队，重新改编了被右派控制的粤军，并将许崇智和胡汉民逐出广东。从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但是，频繁而激烈的斗争，也使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除了广东军阀之外，一贯反对三大政策的谢持、邹鲁、张继、林森等老右派也从国民党内分裂出去。1925 年 11 月 23 日他们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等议案，并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设立伪中央党部。

此外，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又形成国民党新右派。他们为了通过北伐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拼命在革命阵营内争夺革命领导权。为此，他们一方面宣传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竭力压制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只许其成为实现他们野心可以利用的助力（为此，他们不同意老右派露骨的反苏反共政策），不许其成为障碍；另一方面，他们也排挤国民党其它各派的势力。在胡汉民、许崇智等离开广东之后，他们把矛头对准汪精卫。

1926 年 3 月 20 日，国民党新右派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以欺骗手段诱使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将军舰开进黄埔，然后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住所，拘捕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

5 月 15 日，蒋介石等又抛出“党务整理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总数的 1/3，不得担任中央机关部长，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等。

当时，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指导在华的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魏金斯基及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老右派取坚决斗争，并使他们“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①的策略，但对以“左派”或“中派”面目出现的新右派失去警惕，企图利用他们的反帝反军阀的积极性来推进革命，为了使他们留在革命阵营内，而对他们取妥协让步的策略，答应了蒋介石的上述要求。共产党人从黄埔军校、国民革命第一军和国民党中央部长中被完全排挤出来。当时直接控制着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的汪精卫受到孤立，被迫去职出洋。蒋介石则乘机夺得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掌握了党、政、军大权，使革命发展潜伏下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