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教育、科技的迅猛发展

进入 60 年代之后,台湾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台湾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重要原因在于台湾当局高度重视教育与科技的发展。

台湾现行的教育体制是历经 40 年不断修正、补充而逐步形成的。

第一阶段(从 1949 年末至 1959 年):是台湾教育的“改造”阶段。国民党退台后,出于偏安台湾的需要,台湾当局开始将注意力投向教育,但在50 年代初期是将教育重点放在配合“反共需要”上面。随着台湾社会秩序的初步稳定,台湾当局开始推广普及教育。具体措施是:抓适龄儿童的就学率; 抓师资素质的提高;抓课程标准的设置。三项措施的推展,大大推进了普及教育。其后又将成人补习教育纳入教育改造之中,并作出规定:凡失学的成人均需接受补习教育。

第二阶段(1960—1974 年):是台湾教育的“革新”阶段。进入 60 年代之后,台湾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教育普及率明显增高,据统计:1950 年度至 1970 年度儿童入学率由 79.8%上升到 97.5%。随着教育普及与台湾经济的发展,向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与社会需求,台湾当局决定自 1968 年始,正式实施 9 年“国民义务教育”,颁布了《9 年国民义务教育实施条例》等一系列法规。9 年“国民义务教育”的实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从适龄儿童入学率看,从 1968 年的 97.5%增至 1989 年的99.9%。从小学生入学率看,从 1968 年的 74.66%增至 1989 年的 99.09%。与此同时,台湾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第三阶段(1975—1985 年):是台湾教育的“发展”阶段。此一时期教育发展的具体表现是:其一,课程建设得到加强。1977 年台湾教育部门颁布了《大学必须科目表施行要点》,使课程设置实现了重大转变——即以坚持必修科目为主演变为较有弹性的选修科目为主。其二,师资配置日趋合理与高质化。具体措施是:严格办理教师资格审查、职称评定、督导延聘合格教师;加强延揽海外学人及外国专家、学者来台执教。大学教育得到推广。国民党接收台湾时,仅有 5 所大学,到 1985 年时已达 28 所。大专院校还设立夜间部;成人高等教育还开辟了“空中教学”活动,以立体教学方式达到大学教育大众化的目的。

第四阶段(1986 年至今):是台湾教育的“调整”阶段。进入 80 年代之后,台湾经济结构进入转型期。为适应经济转型需要,全力发展大学及研究所教育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台湾教育部门做了如下调整:(1)增设大专院校。1985 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新设私立大专院校部分类科。截止到 1988

年公、私立大专院校已达 109 所之多。(2)大力发展研究生班。各校都创立研究所,开办研究生班。(3)推广“科技整合”的院系调整方案。

从台湾 40 年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台湾教育变迁中的几个特点: 一是初期教育突出反共;二是教育注重实用;三是大兴私立学校;四是教育法规比较完备;五是循序渐进,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台湾教育的发展是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的。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工业升级,给教育提出新的发展目标,从而带动了教育的发展;同时,教育的发展也为社会提供了受各种教育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经济发展日益受到来自教育的智力因素影响,这已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总之,40 年来台湾的教育与经济发展是逐步适应的。通过普及教育和积极发展中等以上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补习教育,台湾劳动力的素质大大提高,从而促进台湾经济迅速地恢复、起飞、发展。然而,台湾教育由于政治制度的弊端,还存在着升学主义盛行、私立学校教育质量低下、高等教育重实用轻学术、师资素质参差不齐的缺点。上述问题不及时纠正,将会给台湾教育与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隐忧。

台湾当局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台湾经济开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标和做法是:通过科技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机制建设,促进产业结构的改善,提高生产力。

50 年代是台湾科技发展的起步时期。1954 年,当台湾政局渐趋稳定之际,台湾“教育部”下设“科学教育委员会”,负责主持和策划全台科研推动工作。10 月,又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并在台湾“清华大学”设立了原子能研究所。1959 年,台湾一些有识之士胡适、梅贻琦与吴大猷等人受“行政院”委托,草拟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首次成立了科技发展的专责机构“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简称“长科会”)。根据《发展纲领》, “长科会”开展了以下工作:重点支持科研基础较强的科研机构,充实设施与设备;发给生活贫困的科研人员一定的科研补助费;举办学术讲座,延聘客座教授;资送科研人员到国外进修等。

随着台湾科学技术的起步,台湾当局于 1967 年春在“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之下设置了“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简称“科导会”),负责拟定科技政策计划。1968 年“科导会”在主任委员吴大猷带领下,拟定了为期 12

年、分三期执行的《国家科学发展计划》。该项计划针对 50 年代末制订的《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存在的偏重基础研究、脱离加工出口工业发展实际的弊端,明确提出科技发展要以开发实用型应用技术为目标,不断增强对外来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从而从目标上将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

进入 70 年代后,台湾当局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把科技摆在迈向

21 世纪经济发展蓝图中的重要位置,并将其视为未来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所

在。本世纪末 10 年内,台湾力图在科技经费与人才培养方面做到“人增 2

倍,钱增 4 倍”,力求在科技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借以带动经济的“跳跃式” 发展和“现代化”总体经济目标的实现。

总之,台湾科技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有局限:一是过于偏重应用科学技术而相对忽视基础理论研究;二是人才外流现象严重。此种现象不改变,势必会影响台湾科技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