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

1935 年前后文化思想界展开的“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之争，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与深化，也是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的进一步发展。

先是，国民党为进一步实施对革命进步文化的“围剿”，配合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于 1934 年发出所谓“文化建设”的号召。这年 3 月，国民党在上海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推举 CC 系头面人物陈立夫为理事长。该会以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为宗旨，要求“发扬固有文化”，提倡孔孟道德。10 月，文化建设协会创办《文化建设》月刊，其发刊词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宣称要发扬“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陈立夫为该刊创刊号撰写《中国文化建设论》一文，说要“以科学化运动检讨过去，以新生活运动把握现在，以文化建设运动创造将来，然后乃有中国的民族复兴”。正是在国民党的这种“文化建设”的召唤下，1935 年 1 月 10

日，上海、南京、北平的10 名教授①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十教授宣言”的特点是：完全以“文化建设”的姿态出现，字面上未

涉及现时任何政党、派别、主义之争；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颇显出一种公允、辩证的样子；极力强调中国的所谓特殊性、时代性。宣言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因此，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以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宣言认为，建设中国文化，既不该“复古”，也不该“模仿”英美、苏俄、意德，因为中国有其“特殊性”和“时代性”，中国本位的基础应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宣言提出的文化建设的总原则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

②

这篇“宣言”的基本精神与国民党的所谓“文化建设”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它触及到了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所关注的东西文化问题，同时它又是由十位文化名人提出来，所以引起很大反响。许多报刊发表社论和评论文章，上海、南京、北平、济南等地相继召开座谈会，这使沉寂了多年的东西文化论争又活跃起来，掀起又一次讨论高潮。论者中，对宣言表示拥护赞扬的，表示激烈反对的，表示部分赞成的，作进一步申述补充的，都大有人在。5 月，十教授发表《我们的总答复》，对宣言中所说“此时此地的需要”作出进一步解释，这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从宣言发表到当年 8 月，仅《文化建设》月刊登载或转录的有关文字即达百万字以上。年内先后有《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编辑出版。

从东西文化关系角度激烈反对十教授“本位文化”论的，是“西化”派胡适和“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等。胡适揭露了十教授宣言的复古本质。他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他们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还是他们的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他们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不过，是把“复古”主张、保守心理“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胡适又以“文化惰性”的观点，批评十教授维护“中国本位”之错误，阐明他提倡“西化”的理由。他说：“十教授的根本错误在于不认识文化变动的性质”，即不知道“文化本身是保守的”，“自有一种‘隋性’”。文化变动无论怎样激烈，也“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拚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即使“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旧文化的“惰性”也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①

陈序经是“全盘西化”论的代表者。20 年代末、30 年代初，陈序经在国外留学时即大力宣扬“全盘西化”的观点，1933 年底又在广东中山大学作“全

① 10 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萨孟武。

②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版，第 309—403 页。

① 《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编辑后记》，《从“西化”到现代化》，第 425—429 页、424 页。

盘西化”的讲演。十教授宣言发表后，“全盘西化”论与“本位文化”论构成截然对立的两方。陈序经不但反对“本位文化”论，而且批评胡适的主张也是持“折衷调和论”。他主张“全盘西化”的理由是：其一，文化本身“是一种系统”，“分开不得”，一方面变动，他方面必受影响，因此，要采纳西洋文化，就必须“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他。”其二，“西洋文化，是现代的一种趋势”，它包含了世界各国文化的“好处”，是“正趋于为共有的道路”的文化；而中国文化，自汉以后就“迟滞不前”，“不符合现代的环境和趋势，又为采纳西洋文化的障碍”。其三，“文化的本身，是整个人类所共有共享的东西”，“文化亡，不见得民族也随之而亡”。其四，中国文化样样不如西洋文化，“我们无论在文化哪一方面，都没有人家那样的进步。” 其五，全盘西化，可使文化的“惰性”自然消失。②

“本位文化”论者们，是“全盘西化”论的当然反对者。十教授之一王新命发表《全盘西化论的错误》一文，力斥“全盘西化”论者“忘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四万万民族也是文化的产物”；“忘记了全盘西化的结果会把西方人垃圾箱中的垃圾来替代中国人饭碗中的白米饭”；“忘记了聪明相等的民族纵有其不相如的地方，而在文化的创造上，决不会甲种民族的创造完全是构成天堂的材料，乙种民族的创造完全是构成地狱的材料”；只看到了西洋的好处，没有看到西洋的坏处；“忘记了性史春药洋八股的流行，正是无条件接受西化的中毒状态。”①继之，十教授“总答复”中，明确表示“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必须“审慎的选择”，否则，“岂但反客为主，直是自甘毁灭”。

不少反对“本位文化”论的人，同时也反对“全盘西化”论。如吴景超反驳陈序经的文化“系统”说，指出，“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的说法，只含有一部分真理，火车与车轨、男女同校与社交公开，这是分不开的；但“我们采纳了西洋电灯，是否便非采纳西洋的跳舞不可呢？采纳了西洋的科学，是否便非采纳西洋的基督教不可呢？”②张熙若也阐明了同样的道理：现代工业与现代科学、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劳工问题、近代社会主义与近代人道观念人权观念人格观念、近代许多学术与进化观念等，这些是分不开的；但又有许多部分是可以分得开的，“日本人完全吸收了西洋的科学，同时又保存他们自己的大和魂。苏俄采取了西欧和美国的生产工具，同时又拒绝它们的资本主义。”张熙若进一步以具体事例驳斥了西洋什么都比中国好的“洋迷”思想。③

胡适从“文化惰性”论出发，曾经主张过“全盘西化”。在 1935 年这次论争初起之时，他还表示：“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但同年 6 月，他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正式声明放弃这个口号，因为他已感到这个口号“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 这是“不容易成立的”。他提议：“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

② 见《中国文化之出路》，《从“西化”到现代化》第 370—375 页；《东西文化观》，《社会学刊》第 2

卷第 3 期；《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第 142 号；《再谈全盘西化》，《独立评论》

第 147 号。

① 《从“西化”到现代化》，第 446 页。

② 《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 412 页；第 413 页。

③ 《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同上，第 449—450 页。

界化’。‘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 的意思。”④

“中国本位”、“全盘西化”，都表明了对待中西文化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前者的实质是“复旧”，后者的本质是“崇洋”，它们代表了两种极端的看法。那些既反对“中国本位”，又反对“全盘西化”或与“全盘西化”论者有区别的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提出了他们各自的主张。有代表性的观点如：自由接触与“充分世界化”（胡适）；“努力现代化”或“尽量现代化”（张熙若、严既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熊梦飞）等。这最后一种主张的具体解释是：“一、全盘的吸收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二、局部的吸收西洋文化之枝叶装饰。三、运用西洋文化根本精神，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剔除中国固有之毒性文化。四、中西文化动向一致之条件下，保留中国民族特征，加以中国民族创化，成为一种新文化”。①邹韬奋、李公朴、艾思奇等发表宣言，着重批评“本位文化论”和国民党的愚民政策。通过讨论，许多人都认识到，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都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既不能无条件地保存中国固有文化，也不能全盘接受西方文化；都主张在兼采中西文化优点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有中国民族特征的新文化；不少人还主张应以现代化代替西化，并对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提出意见，包括：发展自然科学、促进现代工业、提倡现代学术、养成科学化的思想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