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历史转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即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摆在全国人民面前最基本的任务是如何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尽快发展生产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东方大国。到 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 24.9%，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只有 142 元。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全国有 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他们大都仍然处在半自然经济的状态之中。这些都说明我国还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根据我国的特点，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项新的极其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由于缺乏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曾在许多方面学习和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情况毕竟与苏联的不同，而且那些经验在苏联也并不都是成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表明，苏联的经验虽然有许多对我们是有益的，但也有一些不适用于我国，或者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因此，必须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还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期间，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已经分出部分精力，对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问题进行过一次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先是刘少奇为准备向八大的政治报告，从 1955 年底开始陆续召集中央工业、交通等部门的负责人汇报经济建设战线的工作状况。1956 年 2、3 月间，毛泽东也集中 1 个半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国务院 34 个部委的汇报。周恩来以及中央和国务院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参加了这些汇报会。汇报中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正当我国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时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开始出现新的

重大变化。1956 年 2 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是苏联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一次大暴露，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极大的震动。它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神秘观念，解放被束缚的思想，加强理论同实际的结合，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种情况，对于正在开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中共中央于 1956 年 4 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讨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毛泽东集中和概括了大家的意见，在会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报告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几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新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报告着重提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定要反对教条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外国的经验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我们的方针是，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的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

抄，机械搬运。这就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报告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一系列正确方针，强调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还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集体和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 党和非党以及中国和外国等各种关系，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共中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了初步的探索。

4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处理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 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它的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更快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处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相互关系的方针。这个方针规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同存在，在政治上互相协商，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并尊重各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它的提出再一次明确肯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共产党的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原则。这对确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重大意义。这年 7 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强调，“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说：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虽然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强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为此，他提出要在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如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政府的监督等等。

上述各项思想和方针的提出，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作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

在我国由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转变的历史关头，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大会充分肯定 1945 年七大以来党的路线和主要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对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特别是建国以来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作了系统的全面的总结。

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 明确指出，经过 1955 年下半年和 1956 年上半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党已经领导人民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今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大会全面分析了我国的国情，制定了今后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建设方

针。大会认为：由于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由于我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又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发扬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就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在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规定， 到 1962 年，工农业总产值将比 1957 年的计划增长 75%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 35%左右，钢产量达到 1050 万吨，粮产量达到 5000 亿斤，国民收入增长 50%左右。

大会还提出改进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要求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各省、市、自治区的管理权限。同时，要注意解决上级国家机关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的问题，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分配、福利实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此外，陈云在大会发言中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的重要意见，即在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但附有一部分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个意见受到大会的重视，并为大会决议所采纳。

大会强调，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为此，必须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用这些方法来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大会确定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在文化科学领域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调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大会还指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应该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民主权利受到充分的保护。

大会还着重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针。他指出，建国以来，共产党已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这种地位很容易使一些党员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 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发展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增加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危险，首先要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与此同时，还要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防止个人迷信，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邓小平的报告指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的根本途径，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党章中，上述思想和原则都得到充分的反映。

大会选举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毛泽东等 97 人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新选出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并由上述 6 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共八大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基本结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的开始。它在我国历史转折的关头，及时地分析了国内形势的新变化， 明确地提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新任务，并为新时期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主要的方针政策。八大的路线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它体现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向经济建设，并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这是党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的初步的可喜的成果。后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都证明，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中共八大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个领域中继续进行了探索。

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上海、天津等城市中又出现了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这种现象如何处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56 年 12 月，毛泽东在同中央统战部和工商联的负责人谈话时，发表了新的重要意见。他说：地下工厂， 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私人投资开厂，定息也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个意见得到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刘少奇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说：我们国家有 90%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也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这就提出，不仅个体经济，而且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进一步突破。

其次是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决定将中央各部直接管理的大部分轻纺企业和一部分重工企业以及一部分交通港口和企业等下放给地方管理。下放企业的利润实行中央和地方二八分成。同时，适当扩大了地方和企业在物资分配、生产计划、财务和人事管理等方面的权限。这标志着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工作，已经开始起步。

在农业方面，八大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一系列指示和通知，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整顿，这实际上也是对农业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其主要内容有：要求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保持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独立性。中央要逐步做到由规定生产计划，过渡到只规定农产品的采购和调拨计划。中央计划和地方计划对农业社都有参考和指导作用，但不能直接命令合作社样样照上面计划办事。农业社要按时公开财政收支，社、队决定问题要同群众商量， 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将原来关于社员自留地不超过当地人均土地数 5%的规定，提高到不超过 10%。农业社要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原则，把合作社的集中领导与发挥生产队在生产管理上的主动性、灵活性结合起来， 使生产队和副业组也有一定的权限和职责；要切实地建立集体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合作社对生产队应普遍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的三包制度。

还强调实行“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切实改进干部作风。

这些方针和措施虽然还不能完全解决农业管理体制中的各种问题，但它毕竟有助于消除当时农业社的混乱现象，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改革和完善农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在调整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根据中共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方针，对1957 年的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和安排。

1956 年上半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毛泽东又要求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这年年初，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实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并主持起草了《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纲要 40 条》）， 号召各级党委都要反对“右倾保守”，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促进委员会”。在大力反右倾的形势下，对经济建设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要求过大过快，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况。周恩来等一些领导人发现了这种情况，及时地提出要防止和反对冒进倾向。这年 6 月初，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决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人大确认了这一方针。毛泽东当时虽未提出异议，但他的观点实际并没有改变。

八大以后，围绕着制定 1957 年经济计划问题，在中共中央又出现了分

歧。毛泽东主张 1957 年的预算指标可以高一些，实际上是不承认 1956 年有冒进。周恩来认为，鉴于 1956 年经济建设中发生了一些冒进倾向，1957 年的经济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等方面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1956 年 11 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多数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调整 1957 年计划。毛泽东未明确反对。

1957 年 1 月，陈云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了

建国以来特别是 1956 年财经工作的经验教训，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还是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为了防止出现经济混乱，在制定计划时，必须切合实际，保持综合平衡，特别要注意保持财政收支、物资供需、银行信贷这三大平衡。

由于贯彻执行了上述各项方针和措施，逐步缓和了财政经济的紧张局面，较好地完成了当年的年度计划。1957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7.9%， 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 11.5%，农业总产值增长 3.6%，财政收入增长 7.9%。这一年的经济建设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中共八大前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并积累了初步经验。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大大提前，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过于急促，因而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不深刻、不明确、不巩固。例如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还没有全面的具体的了解，对于在我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对于党内正在滋长的骄傲情绪和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没有足够的估计，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扩大民主、健全法制、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以及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和有力的措施。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还不够。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是八大路线后来在实践中没有能够坚持下去的基本原因。而反右派斗争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想，则是导致八大路线改变的直接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