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救国道路的新探索 第一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一、民初的政党和政治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后，中国政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各党派团体的勃兴，而且许多政团趋向政党化。所谓“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这些政党大都以“拥护共和”、“巩固统一”和“谋国利民福”相号召，但实际上却各有所图。为扩张党势，不仅“不党”之人被各党竞相拉拢而入，而且非“不党”之人，也常被这党那党所追逐，从而出现许多一身而数兼的跨党分子。而且各党还经常瓦解、合并，重新组合，复杂多变。如此，数量虽多，但真正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和号召力的只有共和党、同盟会、民主党、统一共和党等十几个会党。

（一）共和党：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同志会等五个政团合并而成。

统一党由前中华民国联合会发展而来，成立于 1912 年 3 月 2 日，主要成员是旧官僚、立宪派分子，包括一些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的右翼分子。主要领导人是章炳麟、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唐绍仪、汤化龙等。它以“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①，主张采用法国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反对采用美国联邦制；在经济上主张维持现行私有财产制，取稳健的改良政策，反对同盟会的“抑制富者”的激进的民生主义。在组织路线上，它标榜“以稳健为第一要义”，排斥被称为“暴烈派的同盟会急进分子”。他们攻击南京临时政府“任用非人”，批评《临时约法》多不完备，“应即提出修改”。所以，统一党在政治立场上主要是反对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的，但与袁世凯追求的总统个人独裁和北洋军阀的军事专制统治，也存有很大的矛盾。

民社由黎元洪、孙武、孙发绪等人发起，1912 年 1 月 16 日成立于上海， 成员主要是旧军官、旧官僚、失意同盟会员和清末立宪派分子，而且有不少现役军人，主要维护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政客集团的利益，曾主张建都武昌， 因在南京临时政府中未得到适当位置而不满，攻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无功受禄”，“掠他人之功以为功”，把同盟会列为首要攻击目标，而拥护袁世凯。

国民协进会是黄河以北地区的政团，1912 年 2 月由范源濂、蓝公武等人在京津发起成立，与梁启超关系密切。

民国公会由陈敬第、黄群等人发起，1912 年 1 月成立于上海。

国民党同志会由潘昌煦、朱寿朋等人于 1912 年 2 月发起成立于上海，仅为“江浙间朴学士人，素昔从事教育及地方公益者”所组成。

以上 5 个政团虽各具特点，略有差异，但在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

方面是一致的，所以在 1912 年 5 月 9 日合并组成为共和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伍廷芳、那彦图为理事。它的主张主要是：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不准各省各自为政；经济上也主张国家扶持发展资本主

①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 779 页。

义实业。可见，它也是资产阶级政党，但却代表大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与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作对，反对其真正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民生主义；而它与大地主及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北洋军阀的结合，只能走上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中国走向深渊的可悲道路。

（二）民主党：由国民协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等政团组成。

国民协会是张嘉璈、唐绍仪等人组成。基本骨干是追随立宪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共和建设讨论会是孙洪伊、汤化龙等人发起，成员以立宪派、旧官僚为主，在各省会约 20 处建有支部，会员逾万人。该会筹组伊始，梁启超加入， 成为该会的灵魂。

这两个政团的政纲与上述统一党等五政团相近，因此曾与他们一起酝酿合并组织共和党，后因“理事问题，稍有异议”，中途退出，遂于 10 月 27

日，联合靳云鹏的共和统一会、广东的国民新政社、浙江的共和促进会等 6

政团，正式成立了以汤化龙为干事长，孙洪伊、梅光远等 30 人为常务员的民主党，站在拥袁反孙立场上，以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律自由、建设强固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为政纲，进行活动。这种政纲，决定了他们与坚持封建军事独裁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不可能有长久的合作。

（三）同盟会、国民党：同盟会由秘密的革命团体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争论过程。

同盟会本来是一个组织上不太巩固的松散联盟，辛亥革命前夕就呈分裂状态。辛亥革命后，由于失去了革命目标，陷入更加混乱的危机中。在辛亥革命前夕退出同盟会的章炳麟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公开主张解散同盟会，取消革命。有些人认为，清帝退位，民国建立，革命大功告成，因此有的会员如孙武、张振武、刘成禺等产生“功成做官”思想，追求官职利禄，而有的会员如黄兴则产生“功成身退”思想，要求洁身远行，卸甲归田，淡于政治。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大多数同盟会员主张适应新的形势， 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以争取实行政党内阁，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任务都已经完成，只剩下民生主义的任务了， 等等。同盟会这种思想混乱的状况，大有彻底瓦解之势。孙、黄虽然对政治形势有错误估计，但仍关心中华民国的巩固。因此，在全国组党形势日益高涨的刺激下，他们也认识到有重新团结之必要，遂决定改组。1912 年 3 月 3 日，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通过新的“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后因其伙同袁世凯谋杀湖北党人张振武、方维，被除名） 为协理，宣布正式改组为政党。不数月间，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 18 个行省，从而为日后国会选举胜利奠定了基础。

新的总章规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在政纲中， 提出了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力谋国际平等；实行男女平权等主张， 这些都是其他政党没有的，反映了它虽承认袁世凯的统治地位，但仍企图通过“地方自治”来保存与发展革命势力，以防止袁专制独裁，破坏民国，以及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精神。

改组后的同盟会也有不少弱点：一是为发展党势，把一大批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拉入会内，造成组织上严重不纯，反而大大减弱了它的革命性； 二是孙中山醉心于“实业救国”，黄兴困于南京留守事务，都不注重“党事”，

其他领导人也消极，造成同盟会长期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再加上会员意见分歧，步调极不统一，使它在与北洋军阀集团斗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因此，在参加民国第一个内阁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蔡元培联合内阁总理唐绍仪，以“责任内阁”制限制袁世凯独裁斗争失败后，在宋教仁的竭力推动和实际主持下，同盟会与陆征祥为首的统一共和党，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北京的国民共进会合并，8 月 25 日在北京宣告成立国民党。企图以国会中“第一大党”的资格，实行“政党内阁制”，继续与袁世凯北洋军阀势力斗争。

国民党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一， 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取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平和”为党纲。可见其保持了同盟会的基本立场，同时为了容纳同盟者，也作了一些妥协，如“实行民生主义”改为“采取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改为“保持国际平和”；取消“男女平权”等。这些妥协显然含有策略的意义，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现实的斗争，是值得的。当时最迫切的斗争是反对袁世凯日趋严重的独裁化。对此，宋教仁的观察是尖锐的。他说：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国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政府”①。所以，孙中山对这次改组是支持的。

（四）统一共和党：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组成， 于 1912 年 4 月 11 日成立于南京。其成员主要是同盟会员和立宪派，并多为政治界人物，如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浙江都督府各部长及省议会议员等， 领导人有蔡锷、孙毓筠、殷汝骊、景耀月、刘彦、沈钧儒、诸辅成等。它的势力不小，党员数万人，支部十余省，参议院议席占 1/3。

该党“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 力图进步为宗旨”。其政纲与同盟会、共和党相比，具有调和色彩，宣称： “本党党纲于积极的民生主义暨积极的国家主义，均不偏重，折中损益，中道而行。”②因此在议会斗争中，它以“第三党”自居，声称与同盟、共和两党“无所偏持”，一切“以调和为主旨”；实际在具体问题上，它必须表明态度，时而附和共和党，时而转向同盟会，一切视其自身利益为转移。

除了以上四大党派外，还有江亢虎为首的中国社会党、李怀霜为首的中华民国自由党、徐企文为首的中华民国工党等小党派，也较有影响。它们的成员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工商业者、医生、律师、手工业者等， 政治上拥护同盟会派，因此遭到袁世凯北洋政府的种种迫害。

随着这些党派的涌现，各种报刊也应运而生。许多辛亥革命前被查禁的刊物，现在公开了，又有数十种新期刊创刊。尤其是那些党派的机关报大张旗鼓地宣传本党派政治主张，攻击异己，成为党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重要的如章炳麟主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及其后身统一党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于右任为社长、宋教仁为主笔的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戴天仇为主笔、比《民立报》更激进的同盟会青年革命派喉舌《民权报》，统一共和党机关报《大中华报》，民社机关报《民声日报》，梁启超主编的进步党刊物《庸言》，以及中国社会党刊物《社会星》等等。

这些刊物和它们所属的党派，除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表现文艺、

① 《国民党鄂支部欢迎理事宋纯初纪事》，《民立报》，1912 年 10 月 26 日。

② 《统一共和党本部通告》，《平民日报》，1912 年 9 月 1 日。

学术、学生、妇女的性质之外，大多数都高唱“民主”、“共和”，实际上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方案。再加上党派利益之争， 争来争去，只是争一个假民主、假共和。但当时主要的争斗，表现在两方面： 矛盾虽多，焦点是独裁与反独裁；党派虽多，总的是两大阵营，同盟会与反同盟会。这两种斗争又常常互相交叉。党派之争使袁世凯得以居间操纵。反同盟会的党派就成为袁氏打击革命党人的工具。从而在军阀之外，又产生一大批依附于军阀的官僚和政客。他们除少数人为人清廉为国为民的之外，多数是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与军阀狼狈为奸，祸害百姓。同时，党派之争与军阀混战纠缠在一起，又造成了民国初年及整个北洋时期错综复杂的政局和激烈多变的态势。

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表面上实现了南北统一，实际上南北对峙的形势依然存在。当时的基本特点是：同盟会领导下的南方各省同袁世凯控制的北方各省处于对抗地位；同时，在南方，又有立宪派、旧官僚控制下的一些省份，虽然拥护袁世凯中央集权，但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又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与同盟会及北洋集团发生磨擦和争斗；而北方也有北洋派与非北洋派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袁世凯上台后，江西、广东和安徽三省仍完全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都督分别是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为了通过这些地方政权保存与发展革命势力，为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他们力图把这三省建设成同盟会的“根据地”。因此，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充实整顿各级领导机构， 任命革命激进派分子担任军政要员；牢固掌握军队，抵制袁世凯的裁军限制， 有效地保存了一定数量的革命军队；积极整顿财政，控制地方财政权，争取多留税款，解决本省财政困难。为此，他们竭力主张“有限制的集权说”， 要求“分权各省”，地方自治。同时，又颁布政策，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地方经济，筑路、抗灾、改良社会风气等，收到了一定效果。

所有这些努力，都具有反专制独裁的意义，因此遭到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或攻击柏文蔚等“拥兵自卫”，进行军事威胁； 或以重金高位相许，邀李烈钧等入京，但都无济于事。柏、李、胡等始终虚与委蛇，不为所动。因此双方处于严重的对峙状态。

湖北、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是立宪派旧官僚掌握政权或占绝对优势的省份。

受武昌首义之赐，黎元洪一跃而为民国副总统、鄂军都督领参谋总长， 但他并不因此而维护革命，反而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把湖北经营成他的独立王国，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利用革命党人的内争，先在 1912 年 7 月，残酷捕杀了同盟会鄂支部（由前文学社改组而成）的大部分成员，又把首义领导人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等人先后调到北方，从而严重削弱了湖北的革命力量。同时黎元洪任用仇视革命的亲信，全面控制了湖北的各个要害部门，使首义之区很快成为黑暗地狱。

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袁世凯鲸吞湖北之心，黎元洪又对省外革命党人， 尤其是同盟会本部进行拉拢，在南北斗争的有些问题上，取调和态度。袁世凯曾欲以亲信代黎督鄂，调黎单任参谋总长，黎则寻找借口，拒不受命。

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情况和发展动向，与湖北相似。蔡锷、唐继尧、陆荣廷等掌握军权的人物，利用当时全国革命派与北洋派斗争的总形势，发展了一种反对革命党人、拥护袁世凯又极力维护本集团利益为特征的政治势

力，成为西南地方实力派。

南方另一些省份如浙江、福建、江苏、湖南、四川等，又是另一种情势， 省内同盟会和立宪派势力都很大，势均力敌，因此处于激烈争夺之中，结果是，有些省如江苏、湖南，同盟会的势力继续扩大，占了优势，迫使立宪派分子与同盟会合作，采取一些保护革命者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另一些省如浙江、福建、四川等，同盟会的力量被日渐削弱，终于被袁世凯的势力插入，或完全落入北洋集团手中。

在北方，袁世凯直接控制的是直隶、河南和山东三省。这是北洋集团的发迹地，因此，袁世凯上台后，对这三省进一步加强了控制，安排自己的亲信张锡銮署理直隶都督（后改为冯国璋），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周自齐为山东都督。这些都督上任后，根本不把省议会放在眼里，在治安的名义下，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和一切进步势力，制造了一系列血案，还摧残舆论，禁止人民结社、集会、演说，对人民群众实行恐怖统治。

东北三省和山西、西北各省，原先都不是北洋集团的地盘，辛亥革命中也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基本上还是旧的封建势力统治着。袁世凯就施展策略，夺取了这些地方。以巨额金钱和禄位，收买了张作霖、阎锡山等实力派人物拥戴袁世凯，以北洋军“武力镇慑”，搞掉了企图策划“满洲独立” 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如此，袁世凯就实现了对整个北方地区的控制，从而为北洋政府对中国16 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