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新保台，偏安求存

① 《阳明山会谈实录》第 66—67 页、第 3—10 页。

70 年代之初，国际风云变幻，台湾受国际气候与保钓运动的影响，政治空气由沉寂变为活跃，各种政治思潮风起云涌。台湾当局面对丧失“国际人格”的困境与经济衰退、政治活跃的局面，提出了“革新保台”的口号，推行“在台生根”偏安求存的路线。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第 26 届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席位问题”议案，和将台湾国民党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定。此决定作出之后，几乎一夜之间，有 20 多个国家与台湾当局断“交”，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0 月 26 日，蒋介石发表了《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攻击联合国“自毁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已成为“罪恶的渊薮”。宋美龄后来在《不要说它，但是我们要说》一文中宣称：联合国驱逐国民党代表已“敲响了这个国际和平组织的丧钟”。截止到 1973 年 2 月，仅 39 个国家与地区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

继联大驱蒋之后，美国也改变对台政策。出于全球战略考虑，总统尼克松于 1972 年 2 月 21 日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2 月 28 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上海签署了著名的《联合公报》。《公报》中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否认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发展，对台湾当局影响甚大，国民党中常会于《联合公报》发表当天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磋商；蒋经国也发表声明，指责美国“背信毁约”。同年 9 月 25 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继尼克松之后，也笑逐颜开地坐在周恩来为他举行的盛大宴会上。9 月 29 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交。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面对江河日下的残破“外交”局面，蒋介石只得发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口号。蒋经国则宣称：要因势利导，采取新的“外交”方针。当时有人提出“德国模式”、“新加坡模式”、“中国国协模式”等方案。但基于“一个中国”的观念和“汉贼不两立”的法统立场，这些方案均未被台湾当局采用。

面对“外交”困境，1972 年 2 月，台湾当局确立了“弹性外交”，即“实质外交”的方针：凡是对台“无敌意的国家”，均愿与之加强联系，并“将以经济、财政、贸易、教育、文化等配合外交的推展”。台湾当局推展“实质外交”的结果是：到 70 年代末，台湾在 30 多个“无邦交”国家中派驻各种名义的机构或代表，诸如“对外贸易发展协会”、“亚东关系学会”、“太平洋经济文化中心”办事处等。

“实质外交”是台湾当局处于“外交”困境中，在国际社会中求生存的一种主要模式。此一方针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台湾“外交”摆脱了困境，并使经济方面得到发展。但由于它不具备国际法的保证和正式外交的权利义务，所以有很大的局限性与不稳定性，1979 年台美断“交”便说明了这一点。

为了应付危局，国民党在政治方面采取的首要措施是调整权力结构。1972 年 5 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立即推行新人新政。他大幅度地更动人事，起用不少新人。新内阁成员有两大特点：一是内阁成员年轻化了，平均年龄 61.8 岁。此种做法对于打破老人政治具有一定的作用。二是新内阁的“省籍菁英”比例大幅度增加，在实施“本土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此一政策的实施，迎合了一部分台湾人参政的要求，因而得到了台湾舆论的好评，“省籍”矛盾也有所缓解。

与此同时，蒋经国还积极推展“行政革新”与“社会革新”。蒋经国在其出任阁揆后的第一天，就在“行政院”的院会上要求各级首脑敢挑重担，深入民间基层解决问题，对不适法令予以修正、废止，以提高工作效率。同时提出“平凡平淡平实”的六字方针。随后又提出了 10 项革新要求，其中心点在于压缩行政开支，要求公务员廉洁、杜绝贪污、受贿等。不久，蒋经国在“立法院”会上提出 8 项“社会革新”要求，以净化社会风气，革除贪污、受贿等。

推展“行政革新”与“社会革新”，民众普遍欢迎，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政治上，为了挽救法统危机，蒋经国继续推展“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举案。随着联大驱蒋和作为“法统”象征的大陆籍“中央民意代表”逐渐老迈、凋谢，“法统”受到沉重打击，“国会”不能正常运作。有鉴于此， 1969 年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称：“应于今年内办理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

并于 1972 年 12 月，选出 51 名“增额立法委员”。翌年 2 月选出 15 人“增额监察委员”。

台湾当局与蒋经国推展的“中央民意机构”增补选案，对于缓和“法统” 危机具有一定作用，但这种修补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台湾当局所面临的危机。进入 80 年代之后，国民党的“法统”面临更大的挑战。

正当蒋经国大展宏图之际，其父蒋介石因心脏病突发于 1975 年 4 月 5 日病逝台北。按国民党“宪法”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之”。根据这条规定，“副总统”严家淦于蒋介石病逝后宣誓就任“总统”职。严虽当了“总统”，并未解决权力继承问题。蒋经国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继承了父位。同年 4 月 28 日，国民党召开中央临时全会，修改《中央组织条例》，决定国民党党章保留“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的“纪念和尊敬”之意，同时决定增设主席制，推举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主席。1976 年 11 月 12 日至

18 日，国民党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选举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主席。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主席之后，另一只眼总是盯着“总统”宝座。对此严家淦非常知趣，主动让“贤”。他虽让党国元老劝严继续留任，但严坚决放弃竞选。蒋经国在盛赞严家淦在位时“德政”之际，于 1978 年 5 月当选为“行宪”以来的第六任“总统”。

蒋经国真正掌握台湾党政军大权之后，为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统治，首先清理和整顿、调整“国防部”和军队上层人士，免去黄埔系高魁元“国防部长”职，起用他一手培植的宋长志、郝柏村、蒋仲苓等分别充任“国防部长”、“参谋总长”、“三军司令”。与此同时，蒋经国还让跟随他多年的王升、李焕出任“总政战部主任”、党务、政务人事机构，并纳入国民党中常会。令对蒋家忠诚又懂经济，行政经验丰富的孙运璇组阁。蒋还起用台籍人士谢东闵作为自己的副手。这样，逐渐形成以太子系、财政系为轴，元老派为辅助，联合地方势力的权力架构。

蒋经国上台后，为标榜自己统治的民主，发布三点指示：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今日是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第二，今后不希望被称呼为“领袖”。国民党只有两位领袖：一位是孙中山总理，一位是蒋总裁。第三，今后不希望有

“万岁”口号出现①。在对岛内控制上，蒋经国也比其父时期有所进步，例如逐渐以“放逐制”代替“监禁制”。蒋经国的种种做法，试图改变人们在他从事政工、特务工作的恐怖印象，树立起一个“民主”、“开明”、“革新” 的新形象。但有一点蒋经国始终秉父志不渝，那就是坚持一党专政，严禁组新党。然而，台湾政局的演变，非蒋经国一手能左右。70 年代，党外势力的迅速崛起，给国民党在台统治以严重的威胁。

70 年代初期，中国留学生（主要是台湾在海外留学生）因美国宣布将钓鱼台列岛归还日本一事而发起了保卫钓鱼岛运动。此一运动对台湾政局影响较大。保钓运动之后，要求台湾当局革除弊政、改革现状、批评国民党顽固保守的“政治革新”运动接踵而来。运动参加者是岛内一些“对台湾现状不满，对国民党不满，对台湾种种问题感到灰心，感到需要迫切改革台湾问题的人”。他们当中以知识分子居多。同时，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中产阶级也有较大的发展。他们不满“纳税有份，参政无份”。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权力。70 年代，党外势力在台湾政坛上非常活跃，他们创办杂志，诸如：《大学杂志》、《台湾政论》、《八十年代》、《美丽岛》，抨击时政，呼吁政治革新。党外势力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抗争引发了震动岛内外的中坜事件与高雄事件。

中坜事件发生在 1977 年 11 月 15 日台湾地区首次五项公职人员选举之日，是由于在选举中国民党地方机构舞弊案所致。愤怒的选民们群起阻塞中坜镇交通，并用石块袭击警察局。整个过程共烧毁 8 辆警车和 60 辆摩托车。由于台湾最高当局采取“克制”态度，才未使事态扩大。此一事件的发生使台湾当局对党外势力的策略有所调整。

继中坜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高雄事件。1979 年 12 月 10 日，以党外势力创办的《美丽岛》杂志社，在向台湾当局申请以庆祝“国际人权日”的 3 万人集会游行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强行于高雄举行纪念活动。军警

予以严厉镇压，当场打死 200 多人，并以“涉嫌叛乱罪”将黄信介、姚嘉文

等 160 名党外人士逮捕，同时查封《美丽岛》杂志社及其分设各地的十几个办事处。

经过高雄事件，由保钓运动燃起的政治热情再度冷却了。然而，随着世界民主潮流的发展，国民党当局愈来愈难以平息知识界与党外势力对当局高压政策的不满情绪。进入 80 年代之后，党外势力再度复苏，使国民党在台统治一天不得安宁。

在经济方面，受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使台湾经济表现出衰退的迹象。首先使 70 年代的台湾始终处在剧烈的物价变动之中，通货膨胀，从 1972 年

底至 1974 年 2 月，台湾的消费价格竟上升了 66.5%。与物价上涨的同时，外贸也出现了逆差。由于石油危机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之一些新兴的国家与地区如南朝鲜、新加坡、香港的轻工产品投入国际市场同台湾竞争，1974 年台湾贸易逆差额达 13.27 亿美元。因台湾经济以出口为动力，贸易出现逆差必然要影响到经济发展，70 年代经济增长率明显降低。据统计， 1974 年经济增长率由 1972 年的 13.31%降至 1.12%。伴随经济不景气，大批企业倒闭或裁减人员，使失业率逐年上升。

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台湾当局采取了在稳定中求发展的策略，制订了

① 香港《星岛日报》 1978 年 5 月 30 日。

各种调整措施，以稳定和维持经济的发展。1973 年 6 月，宣布稳定物价的 11 项措施，如提高利率、调整汇率、延续基本建设、降低关税、实行物价管制等。1974 年 1 月，又颁布了《稳定当前经济措施方案》。该案所提具体措施是：提高油价，限制石油供应；调整交通运输费；调整军公教人员待遇；取消限价；提高存款利率；发行公债等项。这些措施实施后，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基本上稳定了物价。

当物价渐趋稳定之后，台湾当局又于 1975 年制订了 1976—1981 年 6 年经济建设计划。6 年经建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从以轻工业为主逐步过渡到以重工业为主，从劳动密集型工业逐步过渡到技术密集型工业，以减少对外依赖程度，增强经济的应变能力，促进经济现代化，提高福利水平。

在推展 6 年经建计划的同时，台湾当局又于 1973 年宣布进行 10 大建设。该项建设分为：一是社会基本建设，包括核能发电厂、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北迥铁路、台中港、苏澳港及桃园国际机场；二是重化工业建设，包括高雄造船厂、高雄钢铁厂、石油化学工业等。10 大建设至 1979 年全部完成，共耗资 2000 余亿元新台币。10 大建设的推展，对缓和台湾经济衰退、减少失业率与经济复苏，具有一定促进作用。继 10 大建设之后，台湾当局又宣布进行 12 项建设。12 项建设对台湾重工业发展与交通运输的改善、能源解决均起了一定作用。

与 12 项建设开展的同时，台湾当局于 1979 年在新竹创建了类似美国硅谷的科学工业园区，旨在引进高科技和高级人才，把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研究和制造高级工业产品，推进工业技术的发展。建立科学工业园区，是台湾当局为促进工业由劳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性措施。

经过台湾当局政策的不断调整，台湾经济衰退有所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