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政府的“新政”

义和团运动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一进入 20 世纪便开始发

生深刻的变化。1901 年 1 月 29 日，清王朝还在西安流亡中便迫不及待地发布了变法上谕，宣称：“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

① 《义和团》（三），第 244 页。

② 赫德：《中国实测论》，引自杨度《游学译编序》，《游学译编》第 1 期。

③ 《义和团》（四），第 245—246 页。

④ 《义和团》（三），第 40 页。

① 《义和团》（三），第 85 页。

② 铁厓：《警告全蜀》，《四川》第 1 号，第 15—16 页。

③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 1 期。

④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432 页。

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又称：“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①4 月 21 日，清廷还成立了以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筹办“新政”。顿时间，维新变法之言谈， “弥漫磅礴于国中，无论为帝、为后、为吏、为士、为绅、为商”，均以侈谈维新变法为时尚。②

历史真是喜欢作弄人。就在两年半以前，即 1898 年秋季，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顽固派，曾经以血腥的手段镇压了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扼杀一切改革事业，而今却又摇身一变，高唱起“改弦更张”、维新变法的调子。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从总的来说，这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王朝迫于国内外情势的变化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应付危局、摆脱困境的举措。

西太后镇压维新运动后，把光绪皇帝囚禁瀛台，再次出掌朝政，依靠的主要是顽固守旧势力。但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那些支持西太后推行顽固守旧政策的首要分子，由于在义和团运动中利用义和团进行仇外排外活动，因而被列强指名为“祸首”，逼迫西太后严惩，西太后虽不忍也不甘，但在列强军事压力下，自身且难保，岂能有力保护他们？结果，这些对西太后忠心耿耿的顽固守旧分子，或被处死，或被废黜，其势力有很大削弱，这就为清王朝推行“新政”廓清了障碍。而在义和团运动中因参与东南互保而为帝国主义列强所垂青、后又为西太后所倚重的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他们本来就是主张变革的洋务派人物；尽管他们曾抵制

（如刘坤一、张之洞）或破坏（如袁世凯）过戊戌变法，但他们并不反对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变革。因而，流亡西安的西太后一颁布“变法”上谕，他们便纷纷条陈上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东南互保”的倡议者刘坤一、张之洞的会衔上奏三折。第一折是兴学育才，办法是：1.设立文武学堂；2.酌改文科科举；3.停罢武科；4.奖励游学。第二折提出中法应行整顿变通者十二事，即：1.崇节俭；2.破常格；3.停捐纳；4.课官重禄；5.去书吏；6.去差役；7.恤刑狱；8.改选法；9.筹八旗生计；10.裁屯卫；11.裁绿营；12. 简文法。第三折又提出西法应兼采并用者十一事：1.广派游历；2.练外国操； 3.广军实；4.修农政；5.劝工艺；6.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7.用银元；8.行印花税；9.推行邮政；10.官收洋药；11.多译东西各国书籍。这就是当时名噪朝野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西太后阅后，认为“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①。于是，它便成为当时“新政”的范本。

清王朝内部各派势力的消长进退，固然是清末“新政”出笼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势来看，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是清政府决心实行“新政”的决定性因素。列强在确定以“保全主义”作为对华基本原则的同时，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 4 册，第 4601 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维新图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 55 页。

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 54。

就通过各种渠道，频频向清政府传递及早“变革”的信息。早在 10 月 10 日，日本天皇在致清皇帝的国书中，就明确提出要求，希望清皇帝“断不举用守旧顽固之人，亟应简选中外重望有为者派为大臣，另立一新政府”②。总税务司赫德表现得更为热心，他不仅“忠告”清朝亲贵大臣“认真改革才是最好办法”，并且还写了一份《更新节略》，就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武备、商务分别拟出更新方案。③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政治界和舆论界还不断发表谈话、文章。必须指出，列强各国推动中国变法，并非希望中国富强，而是要使清政府成为他们压榨中国人民的更加驯服的工具，首先是保证《辛丑条约》的履行。

另外，西方列强在酝酿《辛丑条约》过程中，曾有一股强大的呼声，主张惩处皇太后，支持主持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复辟。西太后闻讯后十分恐惧。但西太后毕竟是久经政坛风云的人物，她精明善变，有极强烈的统治欲、权力欲，为了保住自己最高的统治地位，她深深懂得目前最紧要的事情就是迎合列强的需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历来就主张改革的人物。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她在流亡地西安发布了变法上谕。这道上谕除向中外宣示变法决心外，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反复强调她与光绪帝之间是“母子一心”，没有分歧的，并辩说过去镇压康梁变法是“剪除叛逆”，并非反对变法。但谎言掩盖不了事实，《中外日报》当时就刊文指出：“朝廷之变法，并非实有生死肉骨之决心，不过以此为媚外之品物耳。”①

然而，历史的发展有自身运行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新政”推行的结果，不仅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的覆亡，反而为清王朝的覆亡准备了思想、物质条件。

为了偿付巨额的赔款，解决财政上“库储一空如洗”的局面，清政府急需开辟财源，于是，振兴商务、奖励实业便成为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1902 年 11 月，奕劻奏请设立商部，“以为推兴商务之地”。次年 3 月，商部正式成立，此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振兴商务和奖励实业的章程。同时还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并命令各级官吏“一律认真恤商持平，力除留难延搁各项积弊，以顺商情而维财政。”②此外，还提倡“振兴农务”，兴修水利，发展畜牧业，设立农务学堂与农事试验场等。这些措施，在客观上有利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经济在 20 世纪有了较快的发展，

5 年中新办企业 119 家。1904 年 1 月，又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各城镇商人纷纷成立商会。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壮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就为埋葬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准备了客观物质前提。

筹饷练兵是清末“新政”的又一项重要内容。1903 年 12 月 4 日，在北京成立练兵处，作为练兵总汇之所，以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帮同办理。在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仿照资本主义国家军制，编练新军。1904 年 9 月，练兵处和兵部会同奏定《新军营制饷章》和《陆军学堂办法》以及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确定以镇为经常编制，下设协、标、

② 《光绪朝东华录》（四），总 4553 页。

③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九），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7、47—49 页。

① 《论中国宜注意精神教育》，《中外日报》1904 年 4 月 5 日。

② 《清德宗实录》，卷 506，第 5 页。

营、队、排、棚。合计一镇将弁兵役共 12000 余人。原计划全国编练陆军 36 镇。但实际上到清廷灭亡前，仅编练新军 14 镇，18 个混成协，4 个标，还有禁卫军 2 协，兵力约十五六万。清政府编练新军的目的，按照西太后在密谕中的说法，主要是为了“防内乱”①，即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清斗争。但由于新军是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制编练的，具体主事的又多为留洋学生和新式知识分子，这些人较易于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教育，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又注意对新军的争取、瓦解工作，因而，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除袁世凯直接编练和控制的北洋几镇外，其它省份新军纷纷转向革命，成为颠覆清王朝的主要武装力量。

清政府为了举办“新政”，急需军事、警务、政法、教育人才，而陈腐的教育和科举制度已不能适应培育新式人才的需要。于是，改革教育和科举制度就成为“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从 1901 年起，清政府就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1904 年1 月又批准张之洞等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便是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癸卯学制”，清末民初学校教育制度，主要是以此为依据的。这个学制自成系统，将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段；与此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种专科学堂。同时，清政府还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及日本各国学习，他们或官费，或自费，人数逐年增加。1905 年 12 月设立学部，管理全国学堂事务。还改革科举制度。从 1901 年起，科举考试便改八股为策

论；1905 年 9 月，又批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决定自丙午科（即 1906 年）起，废除科举，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这就宣告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清政府实行这一切改革，主观上是为了培养忠于自己的人才，以维护其统治。但是，广派游学与兴办新式学堂，客观上无疑加速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传播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壮大，这就为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立宪运动的发展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

必须指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历代统治者，以及有些贵族绅士和资产阶级学者，都夸大义和团愚昧落后和排外的倾向，这是极不公正的。义和团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首先在于高度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英勇不屈的精神，最后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灭亡中国的图谋。至于运动的缺点是次要的，而且运动本身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后代先进的中国人，及时地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在探索新的救国道路时，更加重视学习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从而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仅应该从成功的事件中学习历史经验，而且善于从失败的事件中学习历史经验。这是评价义和团运动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