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民的英勇反抗与资产阶级的维新

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清朝统治者逐步变为他们的统治工具之日起，中国人民就一面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面反抗清朝的封建统治，开始了两方面的英勇斗争。

在鸦片战争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爱国将士，就不顾武器的落后，奋起迎敌。在爱国将士中，有保卫虎门、定海、镇海、吴淞等地，英勇献身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副将陈连升，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两江总督裕谦

（蒙古族），江南提督陈化成，以及汉、满、蒙、藏、羌、彝、土家等各民族的英勇士兵。对于镇江守军的英勇抵抗，恩格斯高度赞扬说：“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 1500 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①除此之外，英国侵略者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台湾等地，也遭到了广大群众的反抗。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斗争，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他们“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致使英军伤亡甚众，“乞命之声震山谷”②。这些爱国官兵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为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斗争，写下了光辉的第一章。

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为了付清赔款，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于是，人民群众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1851 年，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发动金田起义，建立太平天国，并于 1853 年占领南京。在 14 年的斗争中，太平天国涌现出了林凤祥、陈玉成、李秀成等一大批杰出的将领，给了清王朝及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他们与外国侵略者组成的“常胜军”、“常捷军”的生死搏斗，体现了中国人民勇于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精神。太平天国在定都南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明确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口号，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的理想，表达了广大农民推翻封建统治的决心。这次农民起义，把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的斗争推到了最高峰。

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后，各族人民也纷纷起义，反抗清王朝的残暴统治。在淮河流域，发生了张洛行等领导的捻军起义；在上海，发生了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起义；在广西，发生了吴凌云等领导的天地会起义，朱洪英、胡有录领导的“升平天国”起义；在广东，有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大成国”起义；在福建，有黄得美领导的“双刀会”起义，林俊领导的“红钱会”起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189—190 页。

② 《夷氛闻记》，《鸦片战争》第 6 册，第 43 页。

在贵州，有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在云南，有杜文秀领导的大理回民起义，李义学领导的哀牢山彝民起义，蓝大顺、李永和领导的昭通各族人民起义；在山东，有白莲教起义，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起义；在西北，有陕甘回民起义⋯⋯这些起义此伏彼起，遍及各地，与太平天国起义相呼应，形成了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反封建斗争的高潮。

但是，太平天国和各族人民的起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都先后失败了。这说明，仅靠农民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的。

在此之后，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加深，中国人民在坚持反封建斗争的同时，又把斗争的矛头同时指向外国侵略者，在各地发生了接连不断的“反洋教”斗争，如“天津教案”、“重庆教案”、“宜昌教案”、“巨野教案”，以及四川大足起义、安徽芜湖起义、热河朝阳起义等等。在反侵略斗争中，广大爱国将士也继续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中法战争中，老将冯子材奋勇破敌，黑旗军领袖刘永福援越抗法，取得著名的镇南关大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邓世昌等爱国将士壮烈献身；为保卫台湾，徐骧等领导的义军浴血奋战，也大部牺牲。

在广大人民坚持英勇斗争的同时，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则顺应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逐步提出了实行变法的改良主张，企图通过政治的革新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达到“救国自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1875 年就提出不仅要学习西洋的轮船枪炮，还应学习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他说：“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①第二年他出使英法，认真研究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进一步宣传这种主张，有的人竟骂他是“汉奸”，“有二心于英国”。在他之后，宋育仁、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人，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改良主义思想。宋育仁批评洋务派说：“不师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财力以从事海防洋务，未收富强之效，徒使国兴聚敛，而官私中饱，此不揣本而齐末，故欲益而反损”②，主张从制度上进行改革。1893 年，陈炽在《庸书》中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实行议院制度的主张。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面对全国被瓜分的危险，康有为提出了更为明确而激烈的变法主张。在上皇帝第三书中，他尖锐地指出：“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而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若非大讲变法，是坐待自毙也”③。1898 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康有为发动变法维新运动，宣传进化论和民权思想，在经济、政治、文教、军事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主张，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民族工商业，以使国家独立富强。但是，戊戌变法只进行了一百天就失败了，“我自横刀向天笑” 的谭嗣同等“六君子”，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说明，不根本推翻封建统治制度，想通过改良的道路以实现救国自强，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改良的道路走不通，孙中山于 1894 年成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除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138 页。

② 《时务论》，第 1 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资料》第 2 册，第 166—174 页。

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并于 1895 年准备发动广州起义。这次起义虽因事泄而失败，但革命力量正方兴未艾。它代表了新兴的阶级力量和新的正确方向，预示着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正在到来。

与此同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也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它虽然一时还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它的出现，已显露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丝新的曙光。灾难深重的中国，正是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瓜分的危险迫在

眉睫；清朝统治者更加腐朽，完全变成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广大农民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斗争风暴，但又找不到正确的斗争方向；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已经失败，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兴起，工人阶级已经出现的情况下，艰难地步入了 20 世纪。

19 世纪中国的所有灾难、矛盾和斗争，都被带进了 20 世纪。这预示着

20 世纪的中国，斗争将更加波澜壮阔，变化将更加迅速和巨大，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