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间政派的主张和活动

国民党各派势力的争斗和混战，构成了国民党政权初期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但这种现象所反映的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整个中国社会而言，主要矛盾仍旧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其集中表现就是国共之间的斗争。国民党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实施反动独裁统治，全国平民以至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没有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在整个中国政治斗争的格局中，除国共的对立和国民党各派系间的争斗外，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它阶级中的改良分子从事着反蒋或要求民主、改良社会的活动，他们既对帝国主义压迫、国民党独裁统治和军阀间的混争表示不满，又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感到恐惧，试图走第三条道路。他们之中的具体主张并不相同，但从总体上说，均属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政派。有的中间政派，同时就是参与国民党内部争夺的派别。

从 1927 年冬至 30 年代上半期，活跃于中国社会舞台的中间政派主要有：第三党、改组派、人权派、乡村建设派等。

第三党以国民革命时期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为首，是小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政党。1927 年 11 月 1 日，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共同署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布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提出一系列为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政治主张。但当时并未形成组织实体。谭平山、章伯钧、季方等响应邓演达等的号召，于 1927 年底在上海成立“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翌年春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选举正在海外的邓演达为中央总负责人，邓回国前由谭代理。该党自称是“劳动平民阶级的政党”，要为实现“劳动平民阶级的三民主义”而斗争。因它自立于国共两党之外，故也被称作第三党。1930 年 5 月，邓演达回国，着手对中华革命党进行整顿、改组。谭平山因在某些问题上与邓发生分歧，离开第三党。8 月，邓召开中央干部会议，把党名正式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政治主张》，邓被选为中央总干事，并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在邓演达的领导下，第三党一时很有生气，曾建立 11 个省区 3

个市区的地方组织，积极进行了反蒋宣传。邓并利用他在黄埔军人中的影响，策动蒋系军官反蒋，给蒋介石的统治造成威胁。

第三党坚持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并在具体内容上予以充实和发展。它的基本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一切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的平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小商人、青年学生及生产设计管理人员；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反动资本家；革命任务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三项；直接目标是推翻南京反动政权，建立平民政权；最后目标为社会主义。平民政权以农工为重心，并把工商业者吸引在周围。平民政权的政策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统治势力，与苏联恢复邦交，同弱小民族结成反帝联盟；实行耕者有其田，改良工人生活，建设国家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革命主张。

但是，平民革命如何进行？平民政权的各项政策如何实现？第三党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的道路，认为工农武装暴动是“盲动”、“乱动”，建立苏维埃是“空想”、“妄想”，土地革命“不是革命的正当手段”。他们所说的平民革命，主要是通过号召各群众团体“自动去开国民会议”和策动国民党军队倒戈反蒋来进行。这是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的。1931 年 8 月，邓演达被国民党逮捕，11 月由蒋介石密令杀害。第三党受到重大打击，但多数成员仍然坚持反蒋斗争。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始终是中国民主党派中的左翼。1935 年 11 月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 年 2 月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

改组派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是国民党内的在野反对派。汪、陈在 1927 年下半年国民党派系斗争中遭到失败，于是他们便利用国民党背叛人民后出现的危机情势，打出重新“改组国民党”的旗号。陈公博、顾孟余先后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和《前进》杂志，宣传他们的主张。1928 年冬，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负责人均为汪派国民党中央委员，曾在国内许多省市和海外一些地区建立支部，会员一度达万人。

改组派的主要口号是恢复 1924 年国民党改组精神，重新“确立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复活“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国民党。他们对待共产党及其它政治派别如第三党、西山会议派、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派等，均取排斥和反对的态度，有明显的反共色彩。改组派也曾积极进行反蒋，特别是在 1929 年，反蒋活动十分活跃。3 月，掀起反对蒋包办国民党“三全大会”的浪潮。5 月成立“护党革命大同盟”，以激烈的言词号召打倒蒋介石。下半年与张（发奎）桂联合，掀起军事倒蒋运动。改组派刊物还曾为民族资本家抱不平，指责南京政府增加捐税是“民死主义”。改组派的上层，除个别反蒋民主人士（如王乐平等）外，多是投机政客，但为了争夺权势，他们不能不提出一些改良主张。改组派的下层，主要是一批革命失败后彷徨苦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对当权的国民党不满，又不赞成共产党，所以聚集在“改组国民党”的旗帜下。

蒋介石对改组派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改组派创办的学校、刊物及各地领导机关，均遭破坏。1930 年春，总部实际负责人王乐平被暗杀。此后，改组派的基层活动全部停顿，继续存在一个时期的改组派，实际成为一些上层分子争权夺势的工具。1930 年中原大战期间汪精卫在北平召开的“扩大会议”，即以改组派人员为主。失败后，汪、陈先后出国，汪于 1931 年 1 月发

表解散改组同志会宣言。到 1931 年 5 月，汪又搜罗一批改组派分子到广州，

参加第二次反蒋大联合。“九一八事变”后，随着蒋汪合流，汪派重要分子尽入国民党的党政机关，改组派不复存在。

人权派以胡适、罗隆基等为代表，其成员主要是欧美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没有政治上的派别组织，但在几年时间内“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胡适语），并陆续创办新月社、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杂志。开始主要是探讨文学问题，后亦讨论时事政治问题，宣传民主和人权，形成一种颇有影响的共同政治舆论，故也被看作是一个政治派别，称“新月”派，又因出版《人权论集》而称人权派。

人权派多为名流学者，主张民主政治，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不满，要求以民治代替党治。1928 年 8 月，国民党宣布实施“训政”，10 月通过《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期间由国民党“行使政权”等，引起人们的不满。胡适也写信给司法院长王宠惠质问。1929 年 4 月，国民党政府发布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胡适立即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该命令虽以人权为“身体、自由及财产”三项，但“都没有明确规定”，并且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 不得非法侵犯他人的人权，而“没有提及政府机关”，实际上是政府可以假借任何名义侵犯人们的人权，所以保障人权只是空话。接着罗隆基、梁实秋等人也在《新月》上发表《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等文，抨击国民党专制和训政时期约法，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国民党政府以“行为反动”、“言论悖谬”警告胡适，并曾拘留罗隆基，国民党的报刊也进行围攻。胡适等则以出版《人权论集》相对抗。人权派的政治主张，主要是反对专制，主张思想言论自由，反对党派和个人独裁，主张宪治、法治和人权，实行专家治国的政治。其目的是建立现代民治国家。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这实际上是一个理想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也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但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向国民党政府要人权。

乡村建设派是一个农村改良主义派别。它没有统一的组织，但有共同的趋向，即在农村实验推广某些改良措施，试图以此来振兴农村，复兴民族。它是由村治派、平民教育派、职业教育派、民众教育派、华洋义赈会等许多派别和团体发展而来的，在 30 年代形成一个影响颇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据统

计，1934 年全国从事乡建运动的团体达 600 多个，实验点、实验区有 1000 多处。1933—1935 年，召开过三次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乡建工作的内容包括：推广平民教育、职业教育，进行农业技术改良，推行农业合作，救济灾荒，搞乡村自卫和乡村自治，改革乡村社会组织等。其参加者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中的改良派，有国民党官员，还有不少进步学者和青年知识分子。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等，他们分别领导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山东、河北定县、江苏的实验。

梁漱溟提出了系统独特的乡村建设理论。他认为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文化失调”，具体说：中国本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阶级对立”。同时，中国文明为“乡村文明”，不同于西方的“都市文明”。自西洋风气输入后，中国原来的社会秩序和文明都被破坏了，但又没有走上西方社会的道路。这种旧辙已破而新轨未立的状况，就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他认为必须从乡村做起，建立

一种既能发挥中国原有文明长处、又能容纳西洋文明进步精神的新的社会组织，“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其具体形式就是乡村政权机关与教育机关合而为一的“乡农学校”。1931 年 6 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后，在邹平、菏泽等许多县进行了这种实验。

晏阳初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四个字；为克服这四大问题，应进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进行教育的方式，有学校、社会、家庭三种。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成员，在定县搞了多年实验，建立了多所平民学校。

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理论，有一定合理成份，如梁重视农村问题，重视发展农业；晏重视教育，把办教育看作是比开金矿、煤矿更重要的开发“脑矿”的工作等。乡建派在各地的实验，对发展农村教育和推广农业技术等，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他们不敢正视中国的社会现实，不承认阶级区分与阶级斗争，梁漱溟还反对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因而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也不可能达到救治中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