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代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从 1966 年 5 月到 1976 年 10 月，我国发生了历时 10 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固然有其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而自 1957 年反右派运动后，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为特征的“左”倾理论和实践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斗争的锋芒越来越指向共产党内和党的领导层，则是主要的和直接的原因。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而国内的反修防修，又是以国际反修为背景的。作为一位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经常注意揭露和克服党和国家确实存在的阴暗面，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十分重要的。他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现象所作的斗争，也一直赢得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拥护。因此，毛泽东的反修防修主张，不仅为党中央所接受，并且得到党内外广泛的支持和拥护。问题在于对什么是修正主义一直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甚至把一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也视为修正主义，从而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党变质、国变色，已经成为现实危险，并且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

毛泽东认为，国内修正主义势力已经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并且有国际背景。因此，“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① 终于找到的方式，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因此，“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也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严重偏差的结果。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但是也有一些自己的独特构想。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五七指示”中，表达了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概貌。那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不能不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而他却坚持认为，一步一步地实现那些构想，就是不断革命。持不同意见的人，就是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愿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想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在他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障碍，并且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党内存在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认为必须清除这种障碍。同时，毛泽东以他自己的斗争经验，感到中国有被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危险，要使全党，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得到反复辟的锻炼。但是，他采用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式方法，期望进行一次认真的反修防修大演习则是错误的。结果造成一场长时间的动乱，造成各方面巨大的损失，这是事与愿违的。

在浓厚的个人崇拜风气下，共产党的领导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集体领

① 1967 年 2 月的一次谈话，转引自 1969 年 4 月 28 日《人民日报》。

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以至被破坏，使党丧失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手段。通过长时期的宣传教育，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观点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社会思潮。就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毛泽东的号召和推动下，“文化大革命”在很短时间内就席卷全国。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对京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在文艺学术领域的政治批判运动。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一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江青取得毛泽东同意，于同年 2 月间到上海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共同策划，由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执笔写成的。整个写作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都不知道。

《海瑞罢官》是著名明史专家、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个京剧剧本。目的是配合毛泽东关于要宣传明朝著名官员海瑞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精神的倡议。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却把《海瑞罢官》中所描写的“退田”、“平冤狱”的内容，同所谓 1961 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什么“‘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是一株毒草”。《海瑞罢官》是 1960 年底写成的，竟然反映了 1961 年的“单干风”、“翻案风”！江青等为了政治需要，连最起码的事实都置之不顾。

这篇蛮横无理、点名批判的文章发表后，当时并没有人要求全国报刊转载。除江青等人外，也没有人知道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因此，除华东各省市报纸迅速转载外，10 多天内北京和其它省市报刊均未转载。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迅速在全国范围展开。到 1966 年初，扩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批判吴晗以及其他一些教授、学者、专家的文章，形成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政治批判运动。面对这种形势，各方面要求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 年 2 月 3 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会后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经刘少奇召集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讨论后，于 2 月 7 日用电报发给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2 月 8 日，彭真、陆定一和康

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对提纲没有明确的反对意见，遂于 2 月 12 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党。这份简称为《二月提纲》的文件，主旨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批判运动加以适当约束，把它置于学术范围之内，不赞成把它变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还指出，讨论“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话后来被张春桥利用，挑拨性地歪曲为是针对毛泽东的。

在中共中央研究和拟定《二月提纲》的同时，江青去找林彪密商后，于1966 年 2 月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起草了一份会议纪

要，经毛泽东修改审定，于 4 月 10 日以中共中央文件批转全党。这份题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极力抹煞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武断地判定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所谓“黑线专政”的说法，很快扩展到其它许多部门，助长了“怀疑一切”思潮，为进行“一个阶级推

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制造了某种依据。这份《纪要》反映了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在社会上进行声势很大的政治批判的同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深入到党中央内部，接连发生震动全党全国的事件。在不到半年内，在党中央身负重责，分管党务、军务、宣传、机要等重要部门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分别受到不公正的揭发批判，实际上被停职或撤职。党内党外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形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1966 年 3 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时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4 月 9 日至 12 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上述讲话内容。会议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中央文革”的前身。

在此期间，“革命大批判”的势头愈来愈猛。对吴晗的批判，株连到同吴晗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5 月 8 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分别以显著地位发表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的署名文章。这两篇杀气腾腾、锋芒直指中共北京市委的文章，识者均能看出其来头很大，暴风雨就在后边。林彪后来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说：“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

——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这段话的论断虽然是错误的，但从中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发动批判《海瑞罢官》的意图和那段历史发展的轮廓。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这次会议的内容有两项：一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的所谓“反党错误”，一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揭发批判，只不过是把会前分别对他们的错误批判，拿到更大范围的中央正式会议上来进行。会议对一些身负党政军重责的中央领导人进行的错误批判和组织处理，似乎证明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从而使全党产生资产阶级复辟危险迫在眉睫的严重错觉。

5 月 16 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的内容是针对《二月提纲》进行全面批判，而实际上是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方针、政策，成为一份纲领性文件。

《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除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说，因为这些人“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从“左” 的观点出发，严重背离实际的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并据此规定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方针。事实上，建国以来，文化领域各界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在一定期间存在的问题，有右的错误，但主要是“左”的错误。认为当时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已经被资产阶级篡夺，需要进行全局性的夺权斗争，这完全是主观臆断。而且把文化领域的夺权，同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联系在一起，发出我们已面临党变质、国变色的现实危险的警号，要求通过以夺权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去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这更是极端错误的决断。其结果只能是自己打乱自己，自己否定自己，混淆敌我和是非，造成一场全国性的大内乱和大灾难。

5 月 18 日，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讲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制造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谎言。他煞有介事地说：“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 “危险就是出在上层”。林彪这些耸人听闻的话，在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中，造成了人人自危、极度恐怖的气氛。林彪在讲话中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他宣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这些粗暴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把个人崇拜鼓吹到极端的话，对会议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表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观点，已经为党中央所接受。在党中央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对于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文件，很难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讨论。面对文件中那些康生在会上讲明的毛泽东手笔，只能采取毛泽东所肯定，林彪所提倡的“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态度。同时，限于当时的条件，包括毛泽东在内不可能有人能料到“文化大革命”会发展到后来那种地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接受了《五·一六通知》，从而接受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决策。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错误方针在党中央已经占了统治地位。

就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引发了一些联想。于 5 月 7 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五·七指示”中，毛泽东勾画了一个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理想社会的轮廓。他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如同战争时期的根据地那样，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指示”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毛泽东的“天下大治”的设想。这样的设想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曾多次加以阐发。实现这些设想，看来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一种目标。“五·七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最高指示”广为传播，它所包含的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相抵触的要求和观点，曾经在许多方面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

中央政治局 5 月会议后，按照《五·一六通知》中关于“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

委之下”的规定，中共中央于 5 月 28 日发出通知，宣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直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的，江青又具有特殊身份，因此，从一开始它的工作就撇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挥机构。

《五·一六通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旋即作为中央文件，在党内逐级传达，并通过报纸社论，把它的内容传播到社会。“文化大革命” 作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随之开始。5 月 25 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贴出一张诬陷、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这张具有尖锐政治性质的大字报，是由康生派人授意写成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大字报贴出后，当即受到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的强烈反对，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6 月 1 日，毛泽东在一份《文化革命简报》上看到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全文，他在文旁写了批语：“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毛泽东还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通知此事。当天，新华社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于 5 月 31 日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第二

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 月 2 日，《人民日报》在刊载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同时，发表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诬指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的党委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同时，经毛泽东同意，改组后的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的职权”，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6 月 4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并发表题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的社论，宣称“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上述一系列非常措施，迅速在全国范围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在高等学校师生中，群议纷纭，莫衷一是，开始出现混乱和对抗。

从 6 月上旬开始，北京和各地部分青年学生出于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赖，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基层党委首当其冲，普遍成为“造反”的目标，不能进行正常的领导工作。许多学校、机关、工厂发生严重混乱现象，纷纷要求上级派人加强领导。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依照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作法和毛泽东批准向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的先例，决定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许多省、市也相继向本地区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

采取派工作组领导运动这种传统的作法，目的显然是希望保持党对运动的领导，试图消除许多基层单位已经出现的混乱现象。但是，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各单位群众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 的意向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态度也不同，因而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造反派”（亦称少数派）和保守派（亦称多数派），并且展开了颇为激烈的斗争。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后，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两派斗争之外，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因此，工作

组未能真正扭转愈来愈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焦点的困难地位。

为了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中共中央早在 6 月 3 日就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各地工作组在贯彻中央指示的过程中，虽然得到了“多数派”的拥护和支持，却遭到“少数派”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抵制。6 月 16 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社论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社论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这篇社论进一步激发了群众中的“革命造反精神”。6 月 18 日，北京大学一些人避开工作组，乱揪乱斗 40 多人，其中有党团干部和教师、学生。斗争时，发生了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扭打、侮辱妇女的现象。工作组在向党中央反映这一事件的简报中指出，这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已被坏人利用，并规定群众要求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党中央于 6 月 20 日转发了这份简报，并加按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一个多月后，这份简报被撤销，并成为刘少奇的一条罪状。

工作组按照“八条指示”和中央批发的简报精神，对乱揪乱斗的现象加以制止，从而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支持和挑动下，发生愈来愈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或不赞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伙却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组加上弥天的罪名。

月 18 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25 日，他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说：“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的①，后来不赞成了。” 这表明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看法也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而在这次会上，他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于 7 月 28 日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接着，工作组被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党内关于派工作组的争论，实质上是对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方法的争论。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对“乱”的不同看法。

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对运动中已经出现的动乱怀着忧虑，希望能保持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要求对猛烈发展的运动有一定的约束，派工作组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的一种措施。刘少奇 8 月 1 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说，陈伯

达自 6 月中旬以后曾三次提出不派工作组或撤出工作组，党中央“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

① 张承先为改组后的北京市委经毛泽东批准派往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组长。

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先是同意派工作组的，最早派出的工作组是经过他批准的。而到6 月中旬，他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又说，现在不忙派工作

组去学校，让他们大乱一场，不怕乱。毛泽东在 7 月 8 日给江青的信中，谈到他对“乱”的看法和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他认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毛泽东的这个关于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所谓右派的想法，就是要发动亿万群众，造成“天下大乱”的形势，借以打倒被他认为是已经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共产党和国家的大多数领导干部。可是在当时，党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并不知道他的这些想法。在 7

月 29 日召开的“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上，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讲话中，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表现出忐忑的心情。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都不知道在全国范围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要怎样进行和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是个人专断下形成的反常现象，也反映出“文化大革命”的一种特点。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则是唯恐天下不乱。他们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极端，煽惑不明真象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和青年干部，冲击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制造社会动乱，妄图实现“乱中夺权”。林彪在 8 月 8 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中，公然声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揽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乱”，当时解释为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

众。这个逻辑是很难解释通的。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政权为人民所掌握，发生动乱只能是乱了人民对国家的治理，造成各方面工作的损失和破坏，这是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的道理。

在全国呈现动乱的形势下，为了制定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排除所谓“运动的阻力”，1966 年 8 月 1 日至 12 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会议开始的 8 月 1 日，刘少奇在大会上报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对派工作组问题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毛泽东插话，指责工作组“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是干尽了坏事”。在 8 月 4 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他认为派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并且令人震惊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他宣布：“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这个会议突出地表明，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已经完全不能平等地讨论问题，一切听命于一个人。

月 5 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 6 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并且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

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张“大字报” 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地主要是针对刘少奇。大字报原稿是毛泽东随手用铅笔写在一张 1966 年 6 月 2 日《北京日报》边空上的，文后注有日期，经誊清

后，由他于 8 月 7 日凌晨修改并加标题，当天印发全会。写这张“大字报”

显然不是很严肃的。以派工作组为直接依据，而追溯到 1962 年以来党中央在指导方针上存在的某些分歧，提出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炮打这个司令部，这完全不能令人信服。而恰恰是这样一张“大字报”，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进军的号角。”8 月 17 日，这张“大字报”作为“中发文件” 下发，传达到县团级。经过红卫兵辗转传抄，迅速传遍全国。“炮打”、“炮轰”中央各党政部门和省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浪潮由此而起。事实上，刘少奇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他的工作都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都是对党和毛泽东公开的，他的重要论著在正式发表以前都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他在言论中和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凡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过的，他并没有坚持。至于党中央对干部的任免，也不是由刘少奇个人而是由党的领导机关集体讨论决定的。因此，经过“文化大革命”揭发批判 10 年之久，也没有能够证明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全会于 8 月 8 日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以后，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充满“左”倾错误的纲领性文件。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件没有，也不可能对“走资派” 这样的非科学概念提出明确的判别标准，因而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必不可免地把斗争目标普遍地引向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在敌我关系上的混淆，是《十六条》的一个根本性错误。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十六条》规定：“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文件还提出要“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但是，同样没有能够提出明确的划分左派、中派、右派的标准，从而加剧了群众中已经发生的分裂和派别斗争。在闭幕会上毛泽东说：“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后来又提出“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的论断。把派别和派性合法化，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派性斗争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十六条》一再强调要“‘敢’字当头”，提倡“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即所谓“四大”、“大民主”。实践证明，作为整体，它从来没有起到过积极作用，而只是带来混乱和破坏。《十六条》公开号召“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些助长自发性和过火斗争的要求，在群众中已经出现乱揪、乱斗、乱打的条件下，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运动很快失去控制，民主和法制遭到肆意践踏。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十六条》虽然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坚持正确的领导”等字句，但是没有具体的条文规定，这就为“踢开党委闹革命”留下了通道。

《十六条》也有一些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的群众”等，但是以后证明，这些只是附带提到的软弱无力的规定，由于它们是同鼓励用“大民主”的方法向所谓走资派造反的主体规定互相矛盾的，这些规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并没有产生任何约束力。

会议自 8 日起，转入了对刘少奇等的揭发批判，气氛更加紧张。最后一天，8 月 12 日，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这是会议中间临时加上的议程。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 7 人扩大为 11 人。林彪的名次排列在毛泽东之后，成为接班人。刘少奇则由第二位排到第八位。陈伯达、康生进入政治局常委。全会没有改选主席和副主席，而会后任何文件以及报刊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都不再提及，仅把林彪称为党中央副主席。

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完成了正式的组织手续，“文化大革命”就强加给全党和全国了。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审查和批判，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完全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开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