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

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

《辛丑和约》的签订，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国家自由进出、任意掠夺的半殖民地；清王朝完全向帝国主义列强屈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成为列强共同控制下的“守土官长”。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中，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而首先肩负起救亡历史重任的，就是 20 世纪初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所谓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是相对于旧式知识分子群体而言的。尽管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社会就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忧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而且其中有些人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有少数先进分子也开始宣传民权和进化论思想，主张“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但总体上看，在 20

世纪以前的 60 年间，他们所接受的主要还是几千年来相沿习的封建传统教育，受着浓厚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把“忠君”与“爱国”视为一体，而把“犯上作乱”的革命视为“大逆不道”。所以，他们尽管对日益衰亡中的祖国有着满腔悲愤，但作为一个群体来说，他们最壮烈的举动不过是“公车上书”；他们所能成就的最辉煌的事业只是拥护光绪皇帝而进行的戊戌变法， 而未能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帜。

当历史进入 20 世纪之后，反清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来说，除了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派、立宪派外，又涌现出一大批主张倾覆清朝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个群体，主要是指那些接受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文化思想而又服务于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和新式教育、文化、出版、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主体成员是教师、学生、留学生、医生、记者、编辑、作家、翻译以及工矿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职员。这批人员的出现，是清政府推行“新政”，采取“兴学堂，派游学”政策的结果。

清政府兴办新式学堂，如上所述，目的是培育举办新政人才，以维系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但是，新式学堂毕竟不同于旧式书院。尽管在课程设置上，读经、讲经仍占很大的比重，封建主义色彩仍很浓厚。但是，它毕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在教师队伍中，虽然从人员上看，大多数还是旧式士大夫，但已有一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活动能量很大。他们在课堂上或课余时间，向学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迎合了青年人趋新的心理，因而极受青年学生的欢迎。而学生们又以自己所学到的那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去影响各自周围的青年人。这样， 就在国内出现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批新式知识分子，崇拜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开始把爱国与忠君区别开来。他们逐渐认识到， 中国国势阽危，是由于清朝政治腐败、黑暗所致，因而纷纷走向“离经叛道”、“犯上作乱”的道路上。如安徽省巡抚诚勋在奏折中就指出：新式学堂中， “学子合群，辄腾异说，相濡相染，流弊难防。”①有人在奏折中参劾：湖南省“近年以来士风日变，往往鼓其血气之勇，而不顾义理之安，甚至轻视礼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102，学校 9，第 8610 页。

法，荡轶范围。若竟敷衍因循，流弊不堪设想。”②1907 年，清廷也在一道上谕中哀叹：“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 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以致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③。由此可见，新式学堂的创办，确实对 20 世纪初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广派游学”。出国留学在 19 世纪为数还很少，20 世纪初人数陡然增加。这一变化，是与清政府的提倡分不开的。1901 年 9 月，清廷在各省大吏要求“广派游学”的奏折基础上，正式颁布上谕，宣称：“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要求各省督抚选派“心术端正、文理明通”的学生“出洋肆业”，“如果学有成效”，可“考验奖励”，“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④。于是，在此之后，出国留学遂掀起一股高潮。这大批留学生中，出国留学的动机固然多种多样，但他们中间的有志者，身处异国，对中外之间差距的悬殊，了解得更真切，因而感觉也更强烈，特别是对当时中国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体会更深切、更强烈。因而， 一般说，这些留学生与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比较，思想转变要快些，政治觉醒要早些，思想认识要深些。可以说，他们是 20 世纪初年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先觉悟的部分。如日本留学生，“人人皆心醉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学说，各以卢骚、福禄特尔、华盛顿、丹顿、罗伯斯比诸伟人相期许。”⑤他们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产生强烈的救亡图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们自负而又自豪地宣称：“祖国之前途，其安危悉系乎留学生，夫人而知之矣。是留学界，对乎以为全体国民之代表；对乎内为全体国民之师资。责任之重， 无有过于是者。”①他们不仅努力学习新知识，还组织各种爱国团体，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名著，出版多种刊物，宣传救亡图存的主张，揭露列强侵略罪行和清王朝残民媚外的行径，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爱国团体有 1900 年成立的励志会， 1902 年成立的青年会，1903 年由留日女学生成立的“共爱会”；影响较大的刊物和书籍有《国民报》、《游学译编》、

《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

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长期努力也是分不开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历来重视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早在 1894 年，孙中山在制订兴中会章程时就明确提出“立学校以育人才”②。横滨中西学校的兴办， 则是革命派自筹办学以培养革命人才的最初尝试。到 20 世纪初，革命派对革新教育更为重视，他们强调指出：“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善争者存，不善争者亡；善争者生，不善争者死。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无学问，无教育，则无民智，无民气；无民智，无民气，则无政治，无法律；无政治，无法律， 则无武备，无实业。学问、教育者，三累而上，强国势之起点也。”③在当时

②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103，学校 10，第 8617 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五），总 5806—5807 页。

④ 《光绪朝东华录》（四），总 4720 页。

⑤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第 46 页。

① 《江苏》第 4 期，第 36—37 页。

②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 8 页。

③ 《与同志书》，《游学译编》第 7 期。

情势下，鼓吹教育救国论，固然没有抓住根本，但毕竟是民族觉醒的开始。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积极鼓吹革新教育，而且努力于革新教育的实践。 1901 年 9 月，清廷下令将各省书院改办学堂后，各地陆续出现了一批官立和私立的学堂。它们迫切需要适应新式教学的教科书。1902 年 4 月，倾向革新的蔡元培与叶瀚、蒋观云等商议成立中国教育会，专门从事教科书的编订工作。中国教育会在章程中宣布其宗旨是：“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①何谓“恢复国权”？会中激进分子稍后作了明确的说明：“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②这就鲜明地揭示了中国教育会的性质，即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兴办教育。它在成立时并没有准备直接从事革命的政治活动，只是想改造教育，培养“共和的国民”，也即“从国民做起”。但时局的急剧发展，使它甚至连一本教科书都还没有

编出来，便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1902 年夏，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慑于留日学生中蓬勃开展的爱国活动， 电请清政府停派留学生；又勾结日本政府禁止中国学生学习陆军。这不仅激起留学生的强烈不满，也激怒了国内的爱国知识分子。稍后，上海南洋公学爆发学潮，反对学校当局压制言论自由和政治迫害，有 200 余名学生愤而离

校。为了支援国内外学生的正义斗争，中国教育会于 11 月 19 日决定成立爱国学社，专门接收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和上海、南京等地退学的学生。爱国学社推蔡元培为总理，吴稚晖为舍监，教师由教育会选派。爱国学社的学员还编辑《童子世界》，每周周末组织张园集会，公开鼓吹爱国革命的道理。它还积极参加拒法、拒俄等爱国革命活动，它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学校，“隐然成为东南各省学界之革命大本营。”

中国教育会还在上海创设爱国女子学校，提倡男女平等，妇女独立；还为在职人员开办补习性质的“通学所”，表面上是补习文化，暗地里则进行革命宣传，还派遣会员分赴江浙各地兴办学校，“规模悉仿爱国学社”①。

其它省份的革命派和爱国分子，也群起效尤兴办学校，并以学校为基地， 灌输进步思想，掩护革命活动。著名的有长沙私立明德学堂、绍兴大通师范学堂、上海中国公学、安徽公学等。在这些学校里，学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批评时政，“持论皆甚激烈”②。

总之，由资产阶级革命派直接创办或影响下创办的新式学堂，在培养新式知识分子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此外，还必须指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与 20 世纪初期西方资产

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关系。在 1900 年以前，西方哲

学、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外国历史著作译成中文的，总共只有 60 多种，小说只

有 3 种，而到 1904 年，前者增加到 250 多种，后者增加到 20 多种。这些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无疑对我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对于 20 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它不仅对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蓬勃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对

① 《选报》第 21 期，1902 年 7 月。

② 《选报》第 35 期，1902 年 12 月。

①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 127—128 页。

② 同上，第 118 页。

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的兴起高涨，也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辛亥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斗争场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反清革命斗争，还是立宪活动，其中呼风唤雨的活跃分子乃至领袖人物，大多数是从这批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