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工农运动迅猛发展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及其以后全国工农反帝反军阀群众运动的发展，推动并支援了北伐战争，同时、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又推动工农运动迅猛发展。

首先起来的是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1926 年 11 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决定以这 3 省及河南省为工作重点。在他

的直接指导下，湖南农运基础较好。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到 1927 年 1 月，农

会会员从 40 万激增到 200 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 1000 万人以上。1926 年

12 月 1 日，召开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应邀出席指导。大

会通过 33 个决议案，包括减租减息、禁止高利贷、反对苛捐杂税、铲除贪官

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取消团防、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1927 年 2

月和 3 月，江西和湖北也先后召开本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有力地推动了

农民运动的发展。到 1927 年 5 月，湘、鄂、赣 3 省农会会员分别达到 518 万、250 万、38 万人。此外，福建、浙江、河南等地农民运动也有一定发展。

农民组织起来同时，便在广大农村掀起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他们打落地主威风，审判并处死个别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改造或夺取乡村政权；建立农民武装梭镖队，打击或瓦解或中立地主武装——团防局、保卫团、民团；普遍开展减租减息，租额一般减轻 5—30%，取缔高利贷，平抑谷价，打击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粮食，批判宗法制度和神权、族权、夫权思想，破除迷信，禁止赌博、吸鸦片，打击土匪流氓，开办学校，兴修水利等，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农民运动沉重打击了我国农村顽固的封建势力，成就了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革命未曾实现的大业。

但是，面对农村大革命的形势，革命阵营甚至共产党领导机关内部产生了右倾恐慌情绪。他们指责农民运动“过火”，采取种种措施限制运动，打击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对此，毛泽东在 1927 年 1 月 4 日至 2 月 5 日对湖南农

民运动进行了 32 天考察。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3 月间，他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应相反。他强调必须依靠贫农作为“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它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可以说，后来导致中国革命胜利的中国特有的革命道路，最早是从这里发端的。

在农村出现大革命形势的同时，城市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

北伐出师时，中共中央及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许多特派员到全国各地，依靠当地组织大力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农会，给北伐军带路、侦察、救伤员、做后勤等，同时开展对地主、资本家的斗争，争取改善自己的权利。北伐前，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有工会 76 个，工人 10 万余人；湖北

仅有 13 个工会；江西更弱。北伐军进占这 3 省后，湖南和湖北两省的工团联合会，分别改组为全省总工会，并先后在长沙和武汉召开本省的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到 1927 年初，湖南工会会员达到 40 万

人，湖北 30 万人。江西南昌也成立了总工会，有 73 个工会，会员 4 万人。

工人组织的扩大和斗争的展开，震动了帝国主义。1926 年 11 月 26 日，武汉的外国领事团正式向武汉革命政府“抗议”，要求取缔工人运动。同时，帝国主义还支持直系和奉系对抗北伐战争，干涉中国革命。为此，在打垮直系以后，中共在全国掀起了一个规模广大的反英反奉运动。12 月 26 日，武汉市民 20 万人召开反英大会，严重抗议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并号召全国“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会后，继续扩大反英反奉运动。1927 年 1 月 3 日，当宣传员在汉口英租界附

近演讲时，大批英国水兵登陆，驱逐听讲群众，并用刺刀刺死中国海员 1 人，刺伤群众数十人。

帝国主义暴行激起反抗怒潮。5 日，在共产党人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下，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市民数十万人举行示威大会，会后驱逐了英国巡捕，占领了英租界。武汉革命政府也接受群众的决议派军队进驻租界。

见汉口群众势大，英帝国主义在九江进行报复。1 月 6 日，英水兵在九江登陆，镇压英资太古、怡和两码头工人的罢工，开枪打死工人 1 名，打伤数人；英舰还开炮示威。九江工人即英勇抗击，也占领了英租界，并由武汉政府派员接收。

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把全国反英运动推向高潮。在中国人民强大的压力下，英帝国主义不得不在 1927 年 2 月 19 日和 20 日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了汉案、浔案协定，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

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中国的据点——租界，具有伟大的意义。而在 3 月，上海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解放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上海，更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早在 1926 年 10 月，孙传芳前线吃紧，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时，中国

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与国民党合作，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但由于这次起义“以商界为主体”，无产阶级把领导权主动交给了资产阶级，再加上敌强我弱，准备不足，情报错误等原因，23 日仓促起事，第二天就失败。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 10 余人牺牲，百余人被捕。

1927 年 2 月，北伐军进兵浙江，18 日到达嘉兴。上海市总工会即发出总

同盟罢工令。到 22 日，罢工工人达 36 万人。但是，罢工以后没有迅速转入

武装起义，到 21 日才下达起义令，失去了有利时机，大多数地区还没有发动起来，起义就被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血腥镇压了。

3 月 20 日，北伐军占领了上海附近龙华。中共根据过去教训，21 日晨发

布总同盟罢工令及第三次武装起义令。正午 12 时，总同盟罢工实现，随即转

入起义。市民也都积极助战。经过一天一夜的血战，终于在 22 日胜利。接着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产生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在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

过半数。

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其规模和业绩都是史无前例的，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在政策和策略上也有“左”的倾向，打击面过宽，主要是没有处理好同盟者工商业者和北伐军军官家属问题。当时北伐军军官多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由于直接领导工农运动的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没有经验，对运动中出现的这种错误倾向不能及时纠正，正确引导；而对国民党新右派蓄意叛变革命、镇压工农运动的阴谋又失去警惕，也没有强大的革命武装来保护工农运动，因此，当北伐军转向反革命而反扑过来时，工农运动也很快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