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一、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宣告了长达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四人帮”终于垮台，全国人心大快。他们急切地盼望着尽快结束动乱局面，实现安定团结；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那些错误做法，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即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为此新的中共中央顺应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心愿，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在全国开展了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运动。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 传达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从 12 月 10 日起，又连续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揭露批判了江青等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陷害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罪行，公布了他们的历史问题及其极左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与此同时，全国普遍清查了他们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逐步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各地的帮派头目和骨干分子，采取果断措施，予以隔离审查。到 1978 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

对于当时仍处于动乱中的少数地区，中央先后派出工作组，前往制止武斗、恢复正常秩序。到 1977 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由于派性造成的武斗和动乱基本被制止，逐渐形成了全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全国局势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国家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调整了部分领导人，提出了新时期的任务。先后选举或任命邓小平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等。

1977 年 7 月 16 日至 21 日中共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会议追认了 1976

年 10 月 7 日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并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同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中共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会议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并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 8 月 19 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接着，工会、妇联、共青团亦相继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为清除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各方面的影响，恢复正常秩序，逐步迈出了拨乱反正的步伐。在政治战线和干部工作上，开始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1977 年 12 月 10 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较快的进展。1978 年 4 月 5 日，中央还决定对没有摘掉帽子的 10 多万名“右派分子”全部摘掉

帽子。到这年 11 月，这项工作在全国全部完成。

在经济工作上，努力扭转混乱局面，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发展国民经济。粉碎“四人帮”不久，国务院便要求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郑州、兰州、成都、南昌、太原、昆明等铁路局铁路堵塞的问题。1976 年 12 月和 1977 年 4 至 5 月，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铁路、煤炭、计划、冶金、交通等一系列会议，强调进行企业整顿，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整顿，一批企业的“老大难”面貌有所改变， 生产上的混乱情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农业生产 1978 年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突破 60O0 亿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 1977 年比上年增长 14.3%，1978 年又增长 13.5%。财政收入 1977 年比上年增长 12.6%，1978 年又增长 28.2%，都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影响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当时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加上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着“左”的错误，这就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间，指导思想上的是非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拨乱反正呈现了徘徊局面。

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有功劳的，以后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由于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晚年犯有错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他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张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 的胜利成果，并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还认为中央对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阻挠为“天安门事件”等冤假错案平反。

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可能得到根本纠正，拨乱反正的工作不可能顺利进行，恢复老干部工作的进程不能不一再拖延，旧的个人崇拜不仅没有纠正，还产生了新的个人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中共十一大，虽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重申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但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因此，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完成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在经济工作上，这时本应集中力量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可是由于对形势缺乏全面冷静的分析，对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顺利的一面看得多，对当时的困难估计不足，急于求成，脱离实际地提出一系列高指标，一味追求高速度，反而发生了“洋冒进”的错误。从 1976 年底到 1977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便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大口号，过于乐观地认为“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1977 年年底，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到 1985 年，粮食产量要达到 8000 亿斤，钢达到 6000 万吨，原油达到

2.5 亿吨。为了达到这些高指标，工业方面要新建和续建 120 个大项目。 由于要求过高过急，安排任务过大，不能不采取高积累高投资的方针。

1978 年的积累基金比上年增长 30.6%，而消费基金仅增长 8.4%，积累率急剧上升到 36.5%，成为“大跃进”后 20 年中积累率最高的一年。与此同时，还过急地引进了大量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了大批外债。所有这些，使“文化大革命”以来比例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更加比例失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为了尽快解除各种错误思想对人们的精神束缚，顺利地进行拨乱反正和现代化建设，在是否应坚持“两个凡是”的争论的基础上，从 1978 年 5 月起， 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早在 1977 年 4 月，邓小平就在写给中央的信中，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5 月，他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此后，他一再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同志，也在不同场合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 年 5 月 11 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 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样，就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因而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而使这场讨论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这是我国思想界、理论界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于促进全国人民端正思想路线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后来改革开放的实行，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