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在疯狂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各国列强还加紧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首先是广泛传播西方宗教，企图假“上帝”之名征服中国人心。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基督教的三个主要教派，即天主教、新教（在中国称“基督教”）、东正教，都派来了不少传教士，在各地建立教堂，吸收教徒，开展传教活动。

在这些传教士中，有些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善的，做了一些有利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好事。但总的来说是作为西方列强的侵略工具被派来的。他们传教的直接目的，是征服中国的人心，麻痹中国人的斗志，为其扩张和侵略服务。德籍英国传教士郭士立曾说：“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为此他们极力宣传基督教的教义，特别是“博爱”思想，说“爱”是永恒的，人不仅要“爱”自己人，还应该“爱”自己的敌人。为了让中国人接受这些思想， 他们援引中国的儒学经典，传播一些科学技术，以作为掩护。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自西徂东》一书中，就援引孔夫子“仁”的思想说：“仁则无爱不爱，善我者固爱之，恶我者亦怜而爱之”，要以仁德化人，“欲人无报仇之心，不记仇敌之犯我”。在西方列强大肆侵略中国的时候，宣传这种超阶级的“爱”、对敌人的“爱”，只能起到为侵略者服务的作用。

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有的传教士还办了一些“慈善”事业，如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等。这些“慈善”事业有些起了好的作用，但有的只是以“慈善”为名，虐待病人和儿童，甚至拿他们像老鼠、兔子一样作为试验品， 干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坏事。北京西什库“仁慈堂”，就是一个虐待、残害儿童的机构，它收养的大部分儿童都没有能活着出来。

有些传教士名为传教，实际上是西方列强的间谍。德籍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就是一个典型。从 1831—1838 年，他到中国沿海进行了 10 次间谍活动， 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1832 年，他甚至潜入上海吴淞炮台，详细了解炮台的结构、武器性能、守军素质等等，从而得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的结论。

他的同伙胡夏米据此直接上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建议。当英军攻占宁波、舟山后，郭士立还担任舟山民政官，直接指挥英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南京条约》签订的过程中，他还为英国尽力敲诈勒索。这样的“传教士”，完全是赤裸裸的刽子手。1897 年德国强占胶州湾， 也是它派到山东的传教士安治泰的主意。德皇曾满意地说：“在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天主教士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做我的宾客， 他以中国各项的重要事情报告我。”

其次是推行奴化教育。

在西方传教士所办的“事业”中，学校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他们十分看重教育的作用。早在 1836 年，他们就在广州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鸦片贩子颠地被推举为会长。该会通讯秘书、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说：“教育肯定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海陆军力量、最繁荣的商业刺激以及任何其它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各国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在各地创办教会学校。1877 和1890 年，他们在上海举办了两次全国性会议，强调学校教育要为传教事业服务，培养对他们有用的人才。美国传教士狄考文认为：“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们的光走”。从此之后，教会学校更快地在各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专科、大学的完整的教育系统。

在教学过程中，这些学校通过各种活动灌输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传播奴化思想。他们十分重视英语的作用，认为用英语教学可以排除学生排外的成见，增进东西方人的情感等等。与此同时，极力削弱甚至取消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磨灭学生的民族意识。有的教师，甚至公开教学生不要爱国。广西梧州建道学院的美国教师便在课堂上说：“我不爱中国，所以不许你们同其它中国学生往来，共同救国。我要你们服从我，同我一样来爱我们的美国。”上海一所大学的美国教师也说：“你们已入教会学校读书，应该断绝一切国家的观念，爱国二字断无存在的余地。”这些教会学校虽然在传播文化知识方面起了好的作用，但也向学生灌输了不少奴化思想。

另外，他们还出版各种报刊，宣传“种族优劣论”、“侵略有理论”等， 为其侵略中国制造理论根据。硬说白色人种最优秀，而把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有色人种视为劣等民族，认为有色人种理应由白色人种统治。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发表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中，公然说什么印度由于变成英国的殖民地，才使“弱者转为强，贫者转为富，愚者转为明”，出现“太平盛世”。中国要想富强，就应走印度的道路，接受英国人的统治。具体办法是先在东南部选两个省租给英国治理，然后再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国，这样用不了 50 年就可成为富强发达之国。这是多么赤裸裸地“侵略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