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爱国运动的高涨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和中国人民民主民族意识的觉醒，有力地推动了 20 世纪初爱国运动的高涨。

1903 年 4 月 24 日，日本报纸报道，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游勇叛乱，请求驻扎谅山的法兵援助，同时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并允诺“平乱”后用全省铁路矿山等权益相酬谢。这一消息首先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激愤。于是，由留日学生发起，上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响应，波及杭州、广州等城市的“拒法运动”，勃然掀起。爱国民众举行集会、发表宣言，要求清廷惩处王之春，拒绝法兵干涉，保卫国家主权。不久，因查实所谓王之春向法国借兵借款是误传，运动才平息下去。但此事件却表明：处于严重民族危机下的中国人民，政治警觉性是何等明快，爱国热情又是何等高涨。

与此几乎是同时，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的拒俄运动爆发了，并迅猛遍及全国。按照 1902 年签订的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应于 1903 年

4 月从东北撤军，但到期它不但不撤军，反而提出 7 项新要求，企图永远“保持在满洲独占势力”，并增派军队来华，进行武力恫吓。俄国的侵略行径及其嚣张气焰，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反抗。4 月 27 日，上海千余群众在张园集会，抗议俄国侵略。会议还致电外务部，表示“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同时还致电各国外交部，申明“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留日学生立即响应，并组织义勇队准备赴东北抗俄。5 月 3 日，义勇队编队，改名为学生军。留日士官生蓝天蔚被推为学生军队长。5 月 8 日，因清朝留学生监督和日本警方干预，又将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叶澜、林长民、秦毓鎏、黄兴、杨毓麐等参与领导。会员达 208 人之多。接着进行射击，体操等训练。与此同时，上海群众由蔡元培倡议，亦成立中国国民总会，以议论国事，并响应东京留学生的行动，建立了上海的军国民教育会，开展救国活动。

东京和上海各界的拒俄行动立即得到北京、武昌、安庆、广州、杭州、福州、南昌、长沙、开封等地学生和爱国群众的响应，开展各种形式的拒俄斗争。其中陈仲甫（1914 年起又名陈独秀）在安庆领导的运动，影响较大。5 月 17 日，他与潘瑨华等人发动安庆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等校学生及爱国

群众 300 人，集会藏书楼。陈仲甫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强烈谴责沙俄侵略东北的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爱国会，宗旨是“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①他们还计划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成立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②

这次拒俄斗争，主要是由新型知识分子发动的，学生、教师以及其它从

① 《安徽爱国会拟章》，《苏报》1903 年 6 月 7 日。

② 《安徽爱国会之成就》，《苏报》1903 年 5 月 25 日。

事新文化事业的人士起了领导作用。由于拒俄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因而，参加运动的阶层相当广泛，其中还有商人、资本家，清朝中小官吏和满族人士，甚至连两江总督魏光焘对拒俄义勇队也“深为赞美，以为中国国民犹有生气也。”③

拒俄斗争基本上还是一次以合法方式进行的运动，军国民教育会的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④，上海义勇队中激烈分子林懿均、章士钊等也表示：“义旗所指，志在勤王，与从前各省团练之兵殆无二致”。⑤ 所以，各地爱国者除集会演说外，一般是采取上书或致电，希望清政府拒绝签约，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由于爱国群众的反对和斗争及国际上日、英、美等国干预，清政府始终不敢接受俄国的要求，两国谈判毫无结果。然而这样比较温和的爱国运动，也遭到清政府的镇压。就在东京拒俄义勇队成立后，清公使蔡钧即密电北京外务部，指责留学生“以拒俄为名，实图不轨”，“请速电致湖北、直隶、两江督抚，严密查办”⑥。留学生闻讯后极为震怒。《游学译编》宣称：“满政府禁制吾四万万之人与俄宣战，吾国民当以四万万人之同意，与满政府宣战。”①军国民教育会于是决定改变方针，以“实行民族主义”的宗旨代替原定的“实行爱国主义”宗旨，由拒俄爱国团体改组为反清革命团体，其活动也逐渐转向秘密。而在上海，清政府镇压的主要目标是爱国学社，制造了轰动中外的“《苏报》案”：查禁“爱国学社”和《苏报》，捉拿并审讯章炳麟、邹容。但镇压遏阻不住革命潮流的发展，只会使革命者受到教育和锻炼，而激起更大的反抗。

继拒俄运动后，1905 年又掀起了以抵制美货为中心的反美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由于美国政府推行种族歧视、迫害华侨引起的。1894 年 3 月 31 日，美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限禁来美华工条约，把美国排华合法化，使去美华工受到极大限制和侮辱。因此，当 1904 年条约期满时，华侨报纸和国内爱国报刊纷纷著文，要求废约，并揭露美国政府虐待华侨。美国十来万华侨联名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和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要求废约。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指示梁诚与美国政府谈判修改原条约，但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消息传出，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上海商务总会于 1905 年 5 月 10 日召开各帮商董集议对

付办法，决定发起抵制美货运动。随后，上海各界及北京、天津、广州等 160 多个城市纷纷响应，先后成立了“拒约会”、“争约会”、“抵制美货公所” 等团体，宣传和组织群众抵制美货。海外华侨和留学生声援函电交驰不断。一时间，拒约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地。

这次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以商会为代表的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其目的是为了谋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为自己政治经济发展开拓道路。他们公开宣传抵制美货可鼓民气，结民力，兴商业，联络全国，为日后自治自立打下基础。还公然主张“不必依赖政府”，“专恃民气”，由国民“自

③ 《苏报》1903 年 5 月 14 日。

④ 《军国民教育会公约》，《大公报》1903 年 5 月 30 日。

⑤ 《陆师退学生与陆师毕业诸君函》，《苏报》1903 年 5 月 3 日。

⑥ 《大公报》1903 年 6 月 28 日。

① 《满洲问题》，《游学译编》第 9 期，1903 年 7 月。

力抵制之”①；甚至还鼓吹“信官不如信商”，由商人创办“实业大公司”，对外“实行永久之抵制”。②

这次运动尽管由于美国政府的破坏和清政府的压迫，以及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妥协，到 1905 年底就转入低潮，但它终于迫使美国政府和清政府不敢签订限制华工的续约。

在抵制美货运动兴起的时候，一场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也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开始觉醒而持续展开，时间达数年之久。1896 年，清政府设立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督办大臣，负责铁路修建事宜。帝国主义列强趁清政府财政困难，争先恐后输出其过剩资本，以攫取在中国的铁路建筑权。从 1896

—1903 年，盛以督办名义，与列强订立了一系列的借款合同和草约。路权的

不断丧失，利权的不断外溢，自然引起中国人的严重不安。从 20 世纪初开始，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开始觉醒，要求自办铁路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反对列强夺取路权和清政府卖路政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

这场运动首先是由 1904—1905 年的收回粤汉路的斗争揭开序幕的。粤汉

路是 1898 年由盛宣怀卖给美商合兴公司的，但该公司资本有限，到 1904 年初即将 2/3 股票卖给使用法款的比利时人，公司董事也改由比人担任，路权实归比、法，芦汉路即是如此。法是俄的盟国，若“法助俄合力侵占路权，其害不可思议”③。因此，消息传开，粤汉路所经过的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绅商官吏纷纷上书清廷，要求赎回自办。留日学生也组成“三省铁路联合会”，主张废约自办，并决心与路共存亡。而当时英国与法、俄矛盾尖锐，也支持中国收回粤汉路自办。经过一年多交涉，美商被迫同意赎路。张之洞出面向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借款 100 万英镑，于 1905 年将粤汉路赎回。这次斗争的胜利，开创了赎路自办的先例，从而有力地鼓舞各省人民收回路权的斗争。

继之而起的是直、鲁、苏三省绅民要求废除津镇路借款合同的斗争。这个合同是 1899 年清政府在英、法两国威逼利诱下签订的。1903 年勘路完成，英、法两国便催逼清政府改订正约。消息传出，直、鲁、苏三省民众包括留日学生和绅商立即发起运动，要求收回津镇路权自办。这场斗争持续近 2 年，斗争的目的——收回自办虽未达到，但还是迫使帝国主义作出了让步，即在与清政府签订正约时，规定不拿路权作抵押，改为用三省厘金作担保；不称“外国代办”，而称“中国自办”。

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掠夺中国路权，还大肆攫取中国的矿权。他们从 1895

—1912 年间逼迫清政府签订的有关矿权的条款、协定或合同，重要的就有 40 余项，涉及中国几乎所有富饶的矿区。因此，这时期各省人民还不断掀起收回矿权的斗争，并取得了一些胜利。如 1903 年 10 月浙江人民反对浙绅高尔

伊盗卖衢州、严州、温州和处州四府矿产的斗争，持续 2 年，终于取得胜利。

1905 年福建人民要求收回建宁、邵武、汀州三府矿权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1904—1905 年发生的收回利权运动只是全国收回利权运动的起始阶段，规模和声势都有限，但它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力图发展自己政治经济力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愿望，因而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爱国行动。这些斗争显示了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壮大和政治觉悟的增

① 《1905 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 1 期。

② 《东方杂志》，1906 年第 2 期。

③ 见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 182。

强，同时又吸引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参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动员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国内的开展，准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