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护国战争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一直没有停止过反袁斗争。但是，由于组织被打散和失败造成的思想混乱，国民党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各地的反袁斗争也显得软弱无力。

由于袁世凯政府通缉，绝大部分国民党员亡命海外。孙中山、黄兴等多数党员流亡日本，其它一些党员去了欧洲和南洋。由于袁世凯多边卖国，而不是一心附日，日本一批军人企图以“援助”南方革命党人来牵制袁政权。因此，日本当局对来日本的国民党人的安全“予以适当保护”。①这使国民党获得了修整和再起的条件。孙中山利用这条件，一面继续争取日本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革命，一面总结经验教训，整顿内部，筹备“三次革命”。不过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与黄兴为首的稳健派在检讨“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当前形势的估计及以后斗争所采取的战略策略问题上，都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结果导致组织分化：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黄兴等人成立了欧事研究会。

1913 年 9 月 27 日，孙中山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纯洁党的组织，拟定入党誓约，正式吸收党员，要求入党者“附从孙先生”，并加按指模。于是国民党中的激进派分子又重新聚集到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旗帜下。1914 年 5

① 《政府公报·命令》，1913 年 12 月 13 日。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 1572 号，《刘茂曾组探缉队有关情况》，大正 2 年 11 月 4 日。

月，孙中山创办《民国》杂志，胡汉民主编，开展革命主义和反袁斗争的宣传。7 月 8 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他在会上激励大家“发挥爱国之心，舍弃私心私利，专心为民国谋取福利”，为“第三次革命兴起”而“努力奋争”。

孙中山这次重组中华革命党有三大进步：一是重申民权主义，改变了他原先认为民族、民权已达，唯民生未做到的天真想法，表明了推翻袁世凯、重建民国的决心；二是在思想上强调恢复同盟会时的革命精神，在组织上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三是坚持武装斗争的方针。但是中华革命党的纲领中也有弱点和错误：首先，没有提出反帝任务。而且由于“二次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流亡日本，得到了一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浪人及部分主张援助革命党以取得中国南方权益的日本政界人士的帮助，孙中山又生幻想，希图“联日讨袁”。他亲自致函日本内阁首相大隈重信表示此意。甚至在 1915 年 2 月 5 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激起全国反日浪潮的时候，孙中山和陈其美与日本的犬塚信太郎（满铁株式会社理事）和山田纯三郎（满铁会社社员）秘密签订了“中日盟约”，相约在中华革命党夺取中国政权后，中日两国“为维持东亚永远之福利”宜相提携：中国政府若聘用外国军事、政治顾问，宜主用日本人；中国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日本须赞助中国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等①。孙中山此举虽带有利用袁日矛盾的策略意义，但使中华革命党在当时反日爱国运动中十分被动。袁世凯乘机散布孙中山为日作伥的流言，离间中华革命党与民众的联系，使该党在国内威信受损。在实践上，由于放弃了反帝旗帜，直接影响了中华革命党发展的规模和斗争水平。其次，没有提出维护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口号，以吸引他们积极加入革命。再次，错误地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三等，造成党内等级森严，人为地形成一个权力阶层，从而加深了党内外的隔膜，脱离群众。再其次，资产阶级政党搞打手印宣誓效忠个人这一套，是受了中国落后的封建帮会传统的影响，得不到广大国民党员的赞成，因此使黄兴等一大批党员分裂出去。中华革命党实际上成了小宗派。这些弱点将对中华革命党的整个斗争产生消极影响。

中华革命党从筹建时起，就进行武装讨袁活动，其中著名的起义有：1914 年 6 月李国柱发动的湖南郴县讨袁军起义，接着，附近的桂阳和临武地区，也分别由雷瀛和雷英、陈校经和邓蔚林发动起义响应。8 月，哈在田率领的江苏南通起义。9 月，东北邱丕振组织的关外讨袁军起义。10 月，邓铿、洪兆麟在广东惠州聚众 2000 多人举兵反袁。11 月，朱执信在顺德率千余人起义，攻打佛山，等等。

1915 年 1 月起，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消息传出，国内反袁情绪又趋高涨。孙中山抓住时机，再次在全国各地发起武力讨袁高潮。他派遣军事指挥骨干，分任各省司令官，负责组织军队，制定讨袁具体计划；这年夏，又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中华革命党自己的军队，成立了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 4 个总司令部，相应在上海、青岛、广州、三原设各军筹备处，总司令分别为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

以上工作加紧进行之时，传来了筹安会出笼的消息。12 月，孙中山发表

① 《民族评论》1915 年 3 月号。

第一次《讨袁宣言》，历数奸雄窃国种种罪行，向国人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救吾民”，为此，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也在所不辞。于是，国内各地的武装讨袁起义又纷纷爆发，其中最重大的活动是 11

月陈其美领导的上海革命党人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事件和接着发动的肇和兵舰起义，义军一度占领了电话局。1916 年春，居正在山东青岛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东北军，攻克 10 余个州县，威震整个华北地区，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致使袁世凯震怒之下，撤去了山东将军靳云鹏的职务。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华革命党发动这样的起义 40 余次，虽然这些起义由于脱离群众，又孤军作战，缺乏后援和配合，寡不敌众等原因，先后都失败了，但革命党人的英勇奋斗和巨大牺牲，鼓舞和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加速了欧事研究会和进步党人的转变，终于迎来埋葬袁氏王朝护国战争的爆发。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部分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但还坚持反袁、又赞成黄兴“缓进”方针的国民党人，由李根源倡议，在日本东京成立欧事研究会，奉黄兴为领袖，先后在日本、美国、南洋、欧洲和上海发展会员 100 多人。他们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曾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相反，走到另一极端，错误地估计形势，改变缓进反袁的方针，倾注全力反日救国，因此反对孙中山借助外力进行革命的思想，提出暂时停止革命活动，以联袁反日，共同对外。结果，他们的主张反为袁世凯利用来分化瓦解革命队伍；袁乘机攻击孙中山等人“利用外力，以为第三次革命之举”，并宣布“宽赦党人”，劝诱党人停止讨袁。但是事实很快教育了欧事研究会的人们。当他们看到袁世凯接受日本无理要求，而且“反以见好邻国之意图谋称帝”时，失望之至，猛回头，重树讨袁旗帜，急起直追。

1915 年 5 月 9 日，黄兴与李根源、李烈钧、柏文蔚、熊克武、程潜等 17人联名通电，斥责袁世凯接受辱国丧权的二十一条，公开向袁世凯宣战。此后，他们纷纷回国，在《甲寅》、《正谊》等很有影响的杂志上，连续发表富有战斗力的反袁文章，揭露其卖国复辟的罪行，号召民众惊醒，加入反袁行列，特别在为联络当时最大的几支反袁力量共同讨袁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因为惟有他们与中华革命党、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使各自为战的反袁队伍统一起来，结成一股难以摧毁的力量。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和蔡锷为首的西南地方实力派走上反袁道路，经

过了曲折的过程。在筹安会发生前，梁、蔡都没有公开打出反袁旗子。但是，他们拥袁是有一定条件和限度的，即爱国、改良、共和。因主张改良及争权夺利，他们长期与革命派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一度与袁世凯合作；因坚持爱国、改良和共和国体，以及不愿意在全国反复辟的声浪中与袁世凯同归于尽，他们终于与卖国、倒退和复辟的袁世凯政府分道扬镳。

梁启超、蔡锷对袁世凯的怀疑和不满，始于 1914 年下半年。袁瘫痪国会，打击国民党时，也严重损害了进步党的利益。之后，梁虽屡催恢复国会，袁非但没有置理，反而宣布废除了进步党内阁，设立政事堂，种种复辟举动，使他们“越看越不对了”。于是，在参政院中，他们不断就外交、财政、军政等问题，向袁政府提出质问，梁启超还公开号召各参政不能“纯粹作政府一留声机器”，对其“不是之处”，应根据民意“立即纠正”，以利国计民生。梁、蔡为此做了几个月的工作，力图“匡救”时局，“阻止”帝制，但结果是出了个筹安会。面对当时“普天同愤”、“党人思逞”的形势，梁启

超、蔡锷终于走上了积极反袁的道路。他们协商后决定，先由梁作篇文章，迅速打出鲜明的反袁旗帜，掌握舆论主动权；由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发动军事讨袁。

1915 年 8 月 20 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果然引起震动，使袁政府大失人心。蔡锷也施展策略躲过袁世凯的许多耳目，秘密与反袁各方联络，并在 11 月 3 日，以治病为名离京赴津，又摆脱袁布置的密探监视和沿路截杀，历尽艰险，经日本、上海、香港转越南河内，来到云南。

这时的云南，继蔡之后担任都督的唐继尧，在全国反袁大势所趋和中下级军官强烈反袁情绪的压力下，也已转向反袁。12 月 21 日，唐继尧召集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熊克武等包括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内的各方代表人士紧急会议，一致赞成立即组织“护国军” 讨袁，推举蔡锷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后方。12 月 25 日，唐继尧、蔡锷等联名通电，斥责袁世凯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宣布云南独立。27 日，蔡锷即率护国军第一军向川南进军。护国战争爆发。

护国军第一军分三路向川南进攻，左翼在 1916 年 1 月 17 日进攻新场得手，首战告捷，随后节节胜利，21 日攻克川南重镇叙州。中路与川军刘存厚起义部队汇合，于 2 月 7 日包围了另一重镇泸州。右翼是戴戡部队，在 1 月

17 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布独立时才组成，2 月 18 日进抵川南的綦江。另外，

贵州还派出王文华部加入护国军，分三路进攻湖南，开辟湘西战场，在 2 月中旬夺取了黔阳、芷江、麻阳等地。

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军在广东、四川、湖南、湖北、上海、江苏、安徽、山东等地发动一系列起义，或牵制袁世凯调集军队去川湘战场，或配合护国军攻城杀敌，成为讨袁战争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袁世凯得知云南独立消息后，于 1915 年 12 月 29 日下令褫夺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人的官位，1 月 5 日，令曹锟率两路北洋军南下征剿云南，第一路司令官马继增，第二路司令官张敬尧。由于初战节节失利，袁世凯被迫在 2 月 23 日宣布“从缓办理”登极大典，作为缓兵之计，以图调集更多的北洋军南下，争取时间。

但是，整个局势的变化越来越不利于袁世凯。首先是北洋集团内部开始分崩离析，原先抵制帝制的人又故态复萌。段祺瑞和冯国璋先后拒任征滇总司令。1916 年 2 月底，段祺瑞甚至不顾袁的面子，公然提倡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以解决时局。冯国璋还与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联名致电袁世凯，请速取消帝制。冯还与各派反袁势力及西南护国军暗中联络，又与段祺瑞一起密令前方将士屯兵不前，曹锟率领的征滇军攻到云南边境时，果真不再前进。他们采取他们的老师袁世凯上台前的计谋，利用南方势力，逼袁下台，由他们取而代之。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实力派，他们的离心，给了袁世凯极大的打击。

其次，帝国主义各国看到中国人民强烈反对袁世凯复辟，也开始转变态度，1915 年 10 月和 12 月，日、英、俄、法、意等国公使，两次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警告，指出变更国体或将“惹起意外之扰乱”，直接间接影响各国在华商务利益。云南起义后，日本料定袁世凯必败，又将外交干涉政策，变为倒袁政策，以选择更称心的代理人。1916 年 1 月 21 日，石井正式通知陆宗

舆：日政府希望袁政府切实延缓帝制，否则将派兵自由进驻中国各要地。与此同时，日本还通过各种途径暗中支持中国各派反袁势力，包括中华革命党、进步党和复辟清朝统治的宗社党等。这些情况也都被袁世凯侦知，使袁震惊。

袁世凯在内外交困时，又传来征滇军不断失败的消息。李烈钧率领的护国军第二军及第三军一部，3 月初迎战粤军不断胜利；15 日，广西陆荣廷又宣布独立，断粤军退路，迫使龙济光父子在 17 日投降，从而粉碎了袁世凯企图由广西攻取云南的计划。广西独立还鼓舞了整个护国军的士气，瓦解了北洋军的斗志。四川和湘西的护国军乘机反攻，夺回了先前失去的阵地。北洋军全线崩溃，连第二路司令官张敬尧也身负重伤，急电北洋政府救援。

袁世凯无奈，3 月 22 日，被迫接受冯国璋等各将军和政治顾问莫里循的建议，“立刻取消帝制”①。次日，又颁令废止洪宪年号。83 天皇帝梦就此结束。但是，袁世凯还不甘失败，25 日以后，他利用与南方停战议和时间，又向美国借得 100 万美元外债，作为“先攻川、湘的战费”②，以图反扑，这更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于是，形势急转直下，陕西、四川、广东、浙江先后独立，起兵讨袁。

继广东、浙江独立后，独立各省为统一军事和外交上争取承认，又进一步联合起来，5 月 8 日，在广东正式成立一军务院，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对抗。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副抚军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抚军初由唐、岑、梁、刘显世、蔡锷、陆荣廷、李烈钧等 10 人组成，后曾不断增补，但始终没有中华革命党的代表参加。

军务院成立前后，发表一系列宣言和通告，宣布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取消其民国大总统资格，恭承副总统黎元洪代之，并昭告各国公使，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由军务院办理，从而彻底否定了袁世凯政府的合法地位。5 月 11 日，军务院又发布第二号布告，宣布“此次举义之真精神”，在于“拥护国法”，号召各省议员迅速筹备国会的召开。这是云南首义后，第一次明确提出拥护“约法”、“保障国会”的主张。与此同时，军务院还统率各路大军，分湘、赣、闽三路，加紧对袁世凯的军事围攻，加速了它的灭亡。

军务院的成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护国战争不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玩弄和谈阴谋而停止下来，而且把反袁斗争由“护国”引向“护法”；这不仅为护国战争补充了新的纲领，树立了新的旗帜，而且为它赢得了更加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从而把护国战争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它的历史功绩。

军务院也有局限性。它排斥孙中山为首的反袁最早最坚决的中华革命党人，使整个战争的领导权掌握在进步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手里，这就大大局限了反袁斗争的成果，而且其内部因各种私利而争斗，最严重的是只知依靠军阀、官僚、政客而不发动人民群众，使护国战争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而留下无穷后患。这再次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在袁世凯的亲信陈树藩和陈宦先后宣布陕西、四川独立，与袁世凯“断绝关系”后，5 月 29 日，在护国军的军事包围和湖南各县纷纷独立的压力下，长期受到袁世凯的“特别超擢”和“异常信用”的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汤芗铭

① 《莫里循致袁世凯便笺》（1916 年 3 月 21 日），《莫里循通信集》，第 2 册第 496 页，剑桥大学 1976

年版。

②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 333 页。

又宣布湖南独立，成为脱离袁世凯统治的第 8 个省，使袁世凯感到众叛亲离到何等严重的程度，因而给他精神上格外沉重的打击。

6 月 6 日，袁世凯在全国一致的讨伐声中，忧惧而死。

以云南起义为标志的护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战争。虽然资产阶级改良派进步党梁启超、蔡锷起了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但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反对复辟封建帝制，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再加上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的团结和合作，终于推翻了“洪宪”帝制，埋葬了袁世凯，而且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表明它是继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成功的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战争。

这次革命战争的胜利还表明，经过辛亥革命，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民主思想觉悟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反对封建帝制复辟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这次革命战争又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可以参加革命，而且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领导革命；不仅可以发动和平的改良运动，而且可以发动流血的革命战争。这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大特点。

但是另一方面，正因为这次革命战争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积极参加了护国战争，但由于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不仅不敢发动群众，而且把国民党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即黄兴为首的欧事研究会）也排斥出去，因而失去战争领导权，致使这次革命战争未能获得更大的成果，而且最后还是走向失败。因为，袁世凯虽然倒了，民国也算恢复了，但是胜利的果实却又落到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中，国家政治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还产生了如唐继尧等一批大大小小的地方新军阀，他们非但对帝国主义没有丝毫的触动，反而依赖更重了。由此可见，护国战争所得也不过是一块“民国”空招牌，如同当年辛亥革命一样，没有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失败的，它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寻找继续革命的道路，又提出了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