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民党统治日趋腐朽

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和各党派曾对国民党寄予很大希望。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由于抗战比较努力，同共产党及其它民主党派的关系比较好，允许人民有较多的抗日自由，也曾得到全国普遍的拥护。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毕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随着 1938 年 10 月武汉的失守和抗战相

持阶段的到来，它的政策就逐渐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尤其到 1941 年以后，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就更加明显，同共产党的励精图治形成鲜明对比。

国民党政权从建立开始，就实行一党专政，而它的一党专政，又主要就是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在抗战时期，蒋介石个人权势无限度地膨胀。通过 1938

年 3 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当上国民党总裁，接着又出任新设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统一党政军之指挥”。蒋介石还修改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废除常务委员制，规定一切事宜均归委员长一人决定和负责，委员长即是海陆空军大元帅。此外，蒋介石还担任了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中央设计局总裁、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1943 年 8 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后，蒋介石又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并规定五院院长也须由主席提名，向主席负责。这样，就使蒋介石个人独裁政治的形态更为完备。蒋介石的“手令”可以代替一切。

1939 年以后，国民党进一步强化了保甲制度，使之更加“党化”、“警察化”、“特务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推行所谓“新县制”。新县制规定：“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县下设乡或镇，乡或镇辖 10 保，每保辖 10 甲，

每甲辖 10 户。各级设相应的民意机关、武装组织、教育机构，由乡镇保长担任地方武装的队长和学校的校长。这是一种层层受国民党控制，把政权、武装、教育机构结合一起的法西斯化的基层政治体制。

国民党进一步加强了特务统治。1938 年，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正式形成“中统”和“军统”两个。中统局全盛时有 1.3 万多人，加上为其控制和使用的

人员（如国民党党员通讯网、通讯员等），共约 20 万人。军统局刚成立时有

7000 人左右，后来发展到（包括附属人员）约 9 万人，警察、治安机关等也在其掌握之中。庞大的特务组织对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形成了严密的监视系统，实际主宰了国统区的政治生活。1943 年，国民党聘请美国特工专家作指导，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军统头子戴笠为主任，美国军官梅乐斯为副主任。该所在许多地方开设训练班，为国民党训练特务，并直接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众多的革命者惨死于这个机构的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看守所中。国民党设立多处集中营，仅上饶一处，就囚禁过数千人。

为了控制青年，1938 年 7 月国民党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

国民党肆意摧残进步文化，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由邹韬奋在 1925 年创办的生活书店，曾为中国进步文化的发展和全民抗战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1938年生活书店各地分店发展到 55 个。从 1939 年起，各处分店即相继遭到国民

党破坏。至 1941 年 2 月，国内生活书店仅剩下重庆一处。1942 年 3 月，国民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公然称“必要时，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这就进一步从法律上剥夺了人民的权利。这年 5 月初，国民党中央下令各省市不准举行纪念“五四”的活动。在国民党的文化统制政策下，不少进步报纸、刊物被迫停刊，或被迫改组，或被迫开“天窗”，或稿件被删改；进步文化工作者遭到迫害，甚至被杀害。国民党各级官吏日渐腐化堕落。他们倚仗权势，投机倒把，囤积居奇，

犯禁走私，贪污受贿，利用一切办法大发国难财。抗战后期，国民党大官僚在美国冻结的存款就达 3 亿美元，加上在瑞士、巴西等地的存款，达 5 亿美

元，折法币（按 1944 年 9 月比价）3000 亿元，可装备 300 个机械化国防师。

1944 年 3 月舆论界揭发，国民党官僚在昆明囤积的物资，足供全省军民 5 年

之用。1944 年 1—11 月，粮食部门破获的贪污案件就达 1243 起。著名经济

学家马寅初在 1940 年大声疾呼：“前方抗战，百十万之将士牺牲头颅热血，几千万之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资本家，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且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他呼吁“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将其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①由于国民党政府不少要员自己就是发国难财者，所以仗义执言的马寅初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遭到逮捕，被关进集中营长达21 个月。此事突出说明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朽。

由于国民党各级官僚依仗政治特权大发国难财，同时由于国民政府依靠政权力量加强了经济垄断，所以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空前膨胀起来。在金融方面，1939 年 10 月设立了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作为国民党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直接担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1942 年 7 月，国民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集中于中央银行。到1944 年 12 月，国民党国家行局的存款额已占到全国银行业存款总额的 92%。在商业方面，官僚资本也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国民党相继成立了贸易委员会（1937 年 9 月）、专卖事业管理局（1941 年 4 月）、物资局（1942 年 2 月）等商业垄断机构，实行了专卖和统购统销政策。从 1942 年起，对食

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 6 类日用商品实行专卖。此前已对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了统购统销。1942 年 2 月，对棉纱实行了统购。这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和措施。以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大官僚还设立了不少受政治特权庇护、具有垄断性质的私人商业公司。国民党官僚资本对工矿业的垄断也迅速形成。1937 年 9 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作为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官营工矿业主要有两大系统，分别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此外还有不少省办的官营工业。孔家、宋家等大官僚们兴办了一批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实际上是公私不分，也居于垄断地位。官营工矿业资本额在全部工矿企业资本总额中的比重，1935 年为 12%，1941 年为 50%，1942 年为 69.58%。其资本额的绝对数，1942 年比 1935 年增加 44 倍。

国民党政权加重了对人民群众尤其是对广大农民的经济剥削。从 1938

年起，国民党政府开始在各地贱价征购粮食。从 1941 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

① 《西南经济建设与继续抗战之先决条件》，香港《工商日报》1940 年 10 月 6 日；《战后的经济问题》，香港《大公报》1940 年 12 月 8 日，均转见邹韬奋：《经历》，三联书店 1978 年第 2 版，第 260 页。

征实，规定税额 1 元折征稻谷 2 市斗，到 1942 年提高到 4 市斗，同时，“随粮代购”，即征购与征实一起进行，两者数额相等。征购部分不但价格低廉，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给“库券”。1943 年，在川、滇等 9 省改征购为征借，安徽改征购为“捐献”。1944 年，征借普遍推行于国统区各省。征实、征借两项，大约占收获量的 50%。承受此种负担的地主要用加租的办法弥补其损失，因此，最后的负担者只能是自耕农和佃农。

从 1942 年由中央银行集中货币发行权后，通货急速膨胀。法币的发行

额，1937 年 7 月为 14.07 亿元，至 1939 年 6 月增为 29.98 亿元，尚属平稳； 1939 年12 月达 42.87 亿元，1941 年12 月达151.38 亿元，1942 年6 月达249.45亿元，1945 年 8 月达 3980.82 亿元。8 年之中，增发 280 余倍。通货恶性膨胀，使人民群众的财富无形之中化为乌有，相反，却有利于官僚资本迅速集中财富。

国民党政权的日趋腐朽，在军事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1941 年起，大批国民党文武官员和军队投降日寇，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到1943 年 9 月，投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已有 20 人，高级将领 58 人，军队 50 万人，占 80 万伪军的 60%。由于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国民党军的战斗力日益降低，甚至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以致在 1944 年豫湘桂作战中，遭到不应有的惨败。

1944 年 4 月至 12 月，日本侵略军向河南、湖南、广西 3 省平汉、粤汉、湘桂沿线要地发起大规模攻势作战。其目的，一是打通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以从大陆上沟通与侵入东南亚的日军的联系；二是摧毁中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解除美国第 14 航空大队利用这些基地对日军和日本本土轰炸的威胁；三是压迫国民党政府投降。在整个豫湘桂作战中，日军出动兵力总计 50 余万人，中国方面参战兵力 100 余万人。双方先后举行豫中会战、长（沙）衡（阳）会战和桂（林）柳（州）会战。中国军队虽然给敌人杀伤，但终归失败，河南几乎全省及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等城市沦陷，日军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沿途空军基地也被日军摧毁。8 个月的豫湘桂作战，在日本方面已属孤注一掷，但国民党军由于指挥无能和部队战斗力下降而惨败。战线被日军向前推进 2000 余公里，土地丧失 20 万平方公

里，包括城市 146 座，被毁空军基地 7 个，机场 36 个，6000 万人民陷于日寇铁蹄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