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

段祺瑞追求以他为中心的皖系独裁，很快与总统黎元洪发生冲突，即“府院之争”。这场斗争，实际上反映了国民党与皖系军阀的矛盾、国民党与进

步党的矛盾，以及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斗争具体表现在三个问题上。

（一）府院权限。段祺瑞及其亲信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竭力把政府议决事件及官吏任免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总统只需盖印批准即可。黎元洪却不愿只作盖印的工具。8 月下旬，他指使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主要内容两点：（1）总统得随时出席国务会议；（2）所有国务院议决事件及任免官吏命令须经该管部长官同意后，再呈大总统盖印，如总统有不同意见时，得交回国务院再议。同时，黎元洪又支持内务总长孙洪伊

（国民党）与段祺瑞、徐树铮的独裁行为作斗争。段祺瑞不肯让步，几次以辞职相威胁，最后竟用武力将孙洪伊逐出内阁，又唆使督军团胁迫黎元洪罢免了丁世峄，段祺瑞也授意徐树铮辞职作为让步，才暂时缓和了双方的矛盾。

（二）制宪问题。8 月 1 日国会复会后，即着手制宪工作。国民党议员主张学习欧美共和制，省制列入宪法，实行省长民选，地方自治，以反对北洋军阀集权，维持南方实力派的半独立地位，使国民党也得到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此主张得到各省议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进步党以“宪法案研究会”即“研究系”的名义在国会中活动，坚决反对省制入宪，以取宠于正在谋求中央独裁统治的皖系军阀。

与此同时，在辩论国会体制问题时，国民党主张扩大国会权限，以抵制段祺瑞的专制独裁；研究系则主张缩小国会权力，改两院为一院，以迎合皖系专制的需要。

由于国民党在国会中居多数，研究系主张不能得逞。因此，段祺瑞、徐树铮等皖系首领对国会甚为不满，他们不断挑动北洋各省督军出面干涉国会，打击国民党。为此，以张勋和倪嗣冲为首的北洋系各省督军代表先后两次在徐州开会，要求修改宪法，改组国会，驱逐国民党员出内阁，胁迫南方独立省份迅即取消独立，否则“以武力解决”。梁启超研究系也勾结督军团，内外配合，夹击国会和国民党。

督军团肆意干政，引起社会各界的谴责，南方实力派也表示不满。黎元洪也深感忧虑。他在 9 月 29 日发布了一道禁止军人干政的训令。

段祺瑞则极力包庇张勋，掩盖徐州会议真相，并且又策动督军团在 1917

年 1 月 9 日开第三次徐州会议，提出解散国会、修改约法、改组内阁和总统府四项所谓解决时局主张。双方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三）参战问题。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一开始是反对中国参战的，顾虑中国参战后，在结束战争的和会上将以战胜国资格发言，会动摇它在中国夺得的种种权益。但到 1916 年，日本的态度改变了，因为这年 7 月 3 日，日俄订立密约，双方互相承认在中国的利益；1917 年 2、3 月份，日本又分别同英、法、俄、意达成密约：日本支持中国参战；4 国应允在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于是，日本一反原来的态度，不但不反对中国参战，而且竭力拉北京入伙，企图以此操纵中国的政局。

美国起初对大战持中立态度。1917 年 2 月 3 日，在内外压力下，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准备参战。但它不希望中国参战，怕自己参战后分不出力量来同日本斗争，中国参战反而会给日本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机会。因此，在 2、3 月份，美国国务卿蓝辛多次要驻华公使芮恩施说服中国不要参战，说欧洲战局尚不需要中国参战。

可见，日美双方都想通过参战问题，牵制中国政局。在黎元洪与段祺瑞进行府院之争时，前袁世凯总统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怂恿段祺瑞解散国会以贯彻参战主张；芮恩施则警告外交部次长陈箓：任何企图推翻国会以达到参战目的的举动将不能获得美国的同情。

在美日这次角逐中，段祺瑞为解决扩充军队等问题的财源，决定亲日，在日本支持和怂恿下，决心立即与德断交，继之以宣战。可见，段祺瑞主张参战，在政治上虽然有些道理，实际上包藏着阴险和丑恶的用心，以参战为名，进一步投靠日本，借款扩军，排除异己，征服南方，统一中国。走的是袁世凯卖国独裁的老路。

黎元洪则担心段在参战名义下，进一步加强对自己和国会的控制，便接受美国的立场。因此，当 3 月 4 日，段亲率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时，黎断然拒绝。段即以辞职相威胁。黎想乘机改组内阁，未成，在徐世昌及副总统冯国璋的调解下，只得妥协。3 月 10、11 日，参众两院也通过对德绝交案。

接着就讨论参战问题。当时国会内外、朝野上下都强烈反对中国参战，于是段祺瑞又起用督军团。5 月 1 日，内阁讨论对德宣战问题时，倪嗣冲等人闯入会场，表示各省督军一致支持总理段祺瑞对德方针，终于胁迫内阁匆匆通过了对德宣战案。然后胁迫黎元洪核准。黎推给国会去讨论。

在国民党议员活动下，5 月 19 日，国会坚决抵制参战案，并以投票 2/3 的多数，表示国会对内阁不信任，要求改组内阁。黎元洪在 23 日发布三道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特任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改组内阁。

段祺瑞接到免职令，当日即以国务总理名义通电各省，声称免职令未经本人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概不能负责”。

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为张勋复辟提供了机会。

张勋并非北洋派的嫡系，而是一个想重整清朝的复辟狂。辛亥革命时，他坚持与革命军为敌，在南京屠杀民众数千人后，率败军退守徐州、兖州一带，伺机复辟，一些有复辟希望的前清遗老遗少和部分督军聚集到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复辟集团。在镇压二次革命和对抗护国军的斗争中，张勋又坐收渔翁之利，扩大力量，把一支仅有一千多人的辫子军，扩充到数万人的强大武装。以此为资本，他又在袁世凯死后的府院之争中，主持三次徐州会议，被拥为督军团的盟主，从而成为段祺瑞的依靠力量。而当段祺瑞不接受总统的免职令，黎又改组内阁失败、中央出现统治危机时，张勋又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因素。他于是认为复辟的时机来到了。

段祺瑞清楚张勋复辟清室的意图，但为了利用其力推翻黎元洪，不惜以日后实行复辟为钓饵。5 月 23 日，张勋召集各省督军和督军代表开第四次徐州会议，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在会上鼓动张勋领头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张则乘机提出，推倒现政府后，各省共同拥戴清帝复辟。徐当场表示，“只要达到驱黎目的，其它一切在所不计”；答应“推倒总统后，复辟一事自可商量”①。各省督军也都赞同。

与此同时，黎元洪也竭力争取张勋的支持，多次派人游说张，表示黎“实处孤危之地”，希望张“维持大局”。辛亥之后，由于德国一直支持张勋的

① 参见《张勋揭露段祺瑞电》（1920 年 7 月 20 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复辟活动，供其金钱和枪炮，因此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张勋与段祺瑞有分歧。黎元洪想借张勋之口“昌言”反对参战，“因之倒阁而去段”。为此，黎元洪还任命与张勋有联系的李经羲任总理。

但是，段祺瑞又一手策划皖奉等北洋 8 省“独立”，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和段祺瑞复任，否则即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6 月 2 日，“独立”各省又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并宣布要另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在这种情势下，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中，不敢上任，他向黎元洪提出，必得张勋进京“保驾”，才能就职。黎无奈，只得在 5 月 31 日向张勋发出邀请电。

6 月 8 日，张勋的辫子军 4300 余人进入北京，但张本人却在天津滞留，

向黎元洪提出了实行责任内阁、解散国会等 6 项条件。黎元洪一一照办。14 日，张勋偕新任国务总理李经羲入京，“调解”时局。

但是，张勋进京，黎元洪就成为其囊中之物，存废由其自如。这样张勋与段祺瑞两派的矛盾就突出了。在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之后，前者的目标是复辟清室，后者的目标是恢复皖系统治。因此，6 月初，段祺瑞策划“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时已与各省暗中议定：废除约法，迫使黎元洪退位，在北京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宪法。此方案，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6 月 8 日，张勋到津时，日本外务大臣本野电令驻京公使向张直接表明不支持复辟的态度。被认为是清朝遗老领袖的徐世昌，见此形势，也改变了原先复辟清室的立场。

在日本干涉和徐世昌劝说下，张勋只得暂缓复辟行动，改为扶持李经羲内阁，作为控制中央政权的一个工具。但是，日本及其支持下的段祺瑞、徐世昌则坚决执行使李内阁流产的方针，指使各省督军对李内阁取“不合作”态度。张勋周围的复辟派遗老万绳栻等人，为逼张复辟，也密电各省纷纷致电，反对李内阁。陈曾寿等以天津诸遗老名义，又写信催张行动。6 月底，保皇党党魁康有为也进京来为复辟推波助澜。于是张勋终于走上复辟之道。 6 月 30 日，张勋偕其同党潜入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发动

政变。7 月 1 日凌晨张勋身穿朝服，率文武官员 300 余人，拥入宫内，向 12 岁的溥仪行三跪九叩礼，把其捧上皇帝宝座。接着，溥仪下了一连串“上谕”，宣布“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改元为“宣统九年”，易五色旗为龙旗，任命各级伪官职，等等。张勋则被封为内阁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张勋复辟，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非常激愤，即邀唐绍仪、章太炎、程璧光等共商救国大计，7 月 4 日发表《讨逆宣言》，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6 日，孙中山等人乘军舰南下，谋在广州组织武力讨张。北京、上海、两湖、两广以及复辟祸首张勋、刘廷琛、万绳栻等人的家乡江西各界人民，海外华侨，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复辟浪潮。

张勋复辟集团原以为北京复辟，北洋各省督军们会立即响应。其实不然，只有少数几人上折“谢恩”，大多数军阀在观望一阵之后，见复辟不得人心，都相继表示反对。黎元洪在 7 月 1 日严词拒绝在“奏请归还大政”奏折上签

字，第 2 天特任冯国璋以副总统代总统职务，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然后，他避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区，寻求保护。

段祺瑞乘机策划重新登台。3 日，他匆匆向全国发出反复辟通电，斥责“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师，至 7 月 1 日遂有推翻国体之

奇变”；表示自己“既已服劳于民国，不能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①，随即赴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研究系政客梁启超、汤化龙，交通系政客叶恭绰和段的亲信徐树铮、靳云鹏及徐世昌派的陆宗舆、张国淦、吴鼎昌等人，都参加了总司令部，分任各职。一切重要文电，均出自梁启超手笔，熊希龄则躲在幕后为段祺瑞四方活动。

同日，驻保定的第三师师长曹锟，在征得冯国璋的同意后，也参加了段祺瑞的讨逆军。4 日，段祺瑞、冯国璋联名通电，列举张勋等人 8 大罪状，宣布讨伐，并誓师出发，分东西两路同时进行，西路由曹锟任司令，沿京汉路北上；东路由段芝贵率领，沿京津路西进。战斗在 5 日打响，讨逆军节节胜利。与此同时，各省督军也纷纷通电讨逆。

张勋复辟集团见失去国内外一切支持，军事上又节节失利，开始瓦解。一些附张的军人和政客，有的倒戈，有的外逃。张勋见大势已去，只得一面向伪清廷提出辞职，一面央请北京公使出面“调停”。讨逆军向张勋提出 3 个停战条件：取消复辟；保全清室优待条件；在京解除辫子军武装。但张勋还企图带兵退归徐州老窠，不肯解散辫军，谈判破裂。

12 日拂晓，讨逆军分三路向北京城内辫军发起总攻，辫军抵抗失败。中午，张勋逃往荷兰使馆。

这场张勋复辟丑剧，才 12 天就结束了。这表明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要求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已成为中国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