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 年的经济建设虽然发展比较顺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 1955 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急躁冒进和急于求成的思想没有得到清理，在党的领导核心中，这个问题也没有真正解决；随着反右派斗争中“左”倾思想的急剧发展，这种急躁冒进思想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泛滥起来。

在 1957 年 9 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对 1956 年的反冒进提出

批评，指责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和“农业纲要 40 条”，“结果来了一个右倾”。他要求把这些都恢复起来。会议接受毛泽东的要求，基本通过《农业发展纲要 40 条（修正草案）》，并决定以讨论农业纲要 40 条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批判右倾思想，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

1957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公布了《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社论发表后，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具体落实“40 条纲要”。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同年 11 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典，并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赫鲁晓夫提出，15 年内苏联要在经济上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毛泽东也提出 15 年左右，中国要在钢铁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这年年底，15 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在国内公布后，对于渴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的中国人民，确实起了很大的鼓舞和动员作用。问题是随着“左”的冒进思想的迅速发展，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越来越不满足这一目标了。1958 年 4 月，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欣喜地描绘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后写道：“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个决定性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又说，“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浪漫主义的情绪，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严重忽视了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所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仿佛只要有了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就会不受任何条件的制约，可以为所欲为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赶超速度越来越快，目标越来越高。5 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即提出：我国 7 年赶上英国，再加 8 年或者 10 年赶上美国。 6 月又说：

3 年超过英国，10 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这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成为大跃进追求的直接目标。

为了推动大跃进，1958 年 1 月和 3 月，毛泽东先后召开了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更加严厉地批判反冒进，把党内思想上、工作上的意见分歧上纲为政治问题，造成党内不正常的紧张气氛，使不同意见难以发表出来，从而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助长了个人专断的发展。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把相信真理同崇拜个人混为一谈，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除了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外，还有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这就使个人崇拜合法化。从此，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也很难贯彻执行了。

在以后的宣传中把不断革命说成是要不停地变革，不断地打破现状，否认事物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与此相联系，毛泽东还提出要反对所谓“庸俗平

衡论”，认为在经济工作中注意保持综合平衡是“消极的平衡方法”，要求采取“积极的平衡”，即不断地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在当时“左” 的气氛下，这实际上是宣传人们可以不顾客观条件，任意地提出高指标，从而否定了国民经济必须在综合平衡中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不断跃进提供理论依据。毛泽东还提议生产计划搞相互评比指标，各地区你追我赶，指标越抬越高。于是，浮夸风、高指标日益发展。

在反右倾、鼓干劲，促进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1958 年 5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做了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观点，报告肯定“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残余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它原先的个体劳动者；一个是工人阶级。这种分析把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消灭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仍然当作完整存在的剥削阶级来看待，甚至把大批知识分子也归入剥削阶级行列，实际上是根据政治思想来划阶级，显然违背马列主义关于阶级的定义，在实践中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从这种分析出发，这次会议正式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论断，肯定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同时又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指明了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正确的。但是，对党的主要任务的确定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估计明显地处于相互脱节的状态，反映了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上的矛盾，从而使党的工作着重点后来没有能够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然而又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而且，在执行中又指责那些比较实事求是，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有怀疑的干部和群众是什么“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说他们举的是“白旗”，号召在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因此，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只能助长浮夸不实之风，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在会后开展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党内外不少干部和群众被当做“白旗”，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和压制。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不久，中央又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并明确提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这就强化了已经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助长了以党代政的偏向。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迅速趋向高潮。全国各族亿万人民，响应党的号召，为尽快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在各条战线上顽强拼搏，日夜奋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在 3 年大跃进期间，兴建了一批骨干企业和大量地方工业。但是由于当时生产指标层层加码，一再提高，大大超过了实际可能的限度；各级干部为了能够实现上级领导的要求，便采取弄虚作假或强迫蛮干的办法。于是伴随着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日益泛滥起来。

首先，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在中央提出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指导下，粮食产量的指标不断提高。各协作区纷纷召开农业协作会，制订本地区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目标。华东地区带头提出，1958 年该区 6 省的粮食

产量要比 1957 年增加 500 至 800 亿斤，达到每人平均 1000 斤，1959 年达到

1500 斤，1960 年达到 2000 斤。此后各区竞相加码，指标越抬越高。高指标带来了高估产。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粮食产量，竞放高产“卫星” 的浪潮。7 月中，报载河南出现小麦亩产 7320 斤的“卫星”，创“全国和全世界的最高丰产纪录”。8 月，安徽又放了一颗“特大卫星”：早稻亩产 43075 斤，并第一个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的省。9 月，又报导广西创造了早稻亩产 130434 斤的惊人纪录。在这种气氛下，报纸上就公开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错误口号，并大批所谓“条件论”和“粮食增产有限论”。农业部根据各省上报数字，估计全年粮食总产量将突破 1 万亿斤。

在工业战线上提出“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的方针，因而工业大跃进首先表现为一再提高钢产量的计划指标。1957 年钢产量为 535 万吨，1958 年原计划为 620 万吨，成都会议第二本帐规定为 710 万吨，5 月底政治局扩大会

议增加到 800—850 万吨。6 月 19 日，毛泽东在听取有关同志的汇报后又提

出：干脆翻一番，搞 1100 万吨。

工农业生产上的急于求成思想也推动了生产关系变革上的急躁冒进倾向。在经济建设上急于赶超资本主义大国的同时，在社会制度方面也急于超越苏联，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伴随着大跃进的高潮，又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运动首先在农村展开。早在 1958 年 3 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都会议已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此后，一些地区即开始进行并社的试点。这年 4、5 月间，毛泽东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曾议论过，将来我国的农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若干乡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这种公社的性质，显然已不同于原来的农业社。7、8 月间，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设想在报刊上发表后，不少地区闻风而起，着手创办人民公社，开始出现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急剧发展的形势下，8 月 17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热烈地赞扬了大跃进运动，认为大跃进已经使农业生产出现“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估计1958 年粮食总产量将达到 6000 亿到 7000 亿斤，比上年增产 60%到 90%。

会议高度评价了人民公社，并作出了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认为建立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人民公社成立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目前还是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人民公社仍然实行“按劳取酬”，不必忙于改变分配制度；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实行工资制。但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讲话中，又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他说：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 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我们要把 6 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决议也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并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这项决议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本纲领，它贯穿着浓厚的

急于过渡的思想，成为此后急剧膨胀的共产风的主要来源。

这次会议正式决定 1958 年的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并在会议公报中发

出“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

会议还讨论并通过了《关于 1959 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

定》，要求 1959 年粮食产量达到 8000 亿到 10000 亿斤，钢产量达到 2700

万到 3000 万吨；并认为实现了这年的计划后，我国在钢铁和其它一些主要工

业品的产量方面，将超过英国。决定要求 1962 年粮食产量达到 15000 亿斤，

钢产量达到 8000 万到 1 亿吨；同时，要在全国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各协作区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总之，“在 1958 年到 1962 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这些要求显然是完全脱离客观实际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主观空想。

北戴河会议标志着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的“左”的指导思想发展到了顶点。会后，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从而导致在实际工作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地泛滥开来。

北戴河会议发出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后，各地都把炼钢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根据“土洋结合”、“大中小并举”的方针，除拼命提高大中钢厂的产量外，还大力推广“小（小型）、土（土法）、群

（群众运动）”的炼钢经验。经过 9000 万人 3 个多月夜以继日的苦干，耗费

了大量人力物力，浪费了不少森林矿产资源，国家补贴了 80 亿元，终于在

12 月 19 日，宣布完成钢铁翻番的任务。实际上，其中有 300 多万吨土钢基本上是废品，根本无法利用。

与全民炼钢运动的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在全国农村迅猛地开展起来。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公布后，各省一哄而起，掀起了并大社转公社的高潮。到 9 月底，全国原有的 74 万多个农业社已合并为 26000 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共 1.2 亿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99%以上。

公社建立初期，都实行社一级的所有制，原来贫富不同、条件各异的几十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后，把一切集体财产都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这种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实际是对农民的剥夺，因而引起农民的恐慌，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极大的破坏。公社大多宣布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实行社员“吃饭不要钱”，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公社强调自力更生，生产自给，努力缩小商品交换，扩大产品分配。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这实际上是使人民公社向着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封闭或半封闭的社会倒退。

人民公社建立起来后，都企图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有些地方如河北徐水县和山东范县（今属河南），声称一两年即可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提出了“八包”、“十包”等，宣布对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至男婚女嫁等所需费用都由公社供给。在当时生产力的条件下，这些自然是十足的空想。

实践证明，初期的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农业社会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

彩。人民公社化运动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生产关系的变革采取主观随意的态度，不仅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企图超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因此，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只能是一场空想共产主义的试验。

1958 年下半年相继掀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由于不断扩大基本建设的规模，使基本建设投资直线上升，全年投资总额达到 267 亿元，比上年猛增 93%，占当年财政支出的 65.2%。国家职工人数也随之剧增，1 年内增加了 2000 多万人，总数达到 4532 万人。由于大办工业中过多地占用了农村劳动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刮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1958 年由于气候较好，又有 1957 年冬天大搞农田水利和积肥等有利条件，农作物长势较好，本来是一个丰产年成，但丰产不丰收，经后来核实，全年粮食实际产量不过 4000 亿斤。比上年增加不到 10 亿斤，而由于高估产导致了高征购，这年要征购粮食 1175 亿斤，接近实际产量的 30%。与此同时，由于财政紧张，银行发放农村的贷款，不论是否到期，也要求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再加上高征购，引起农民的很大不满。不少群众和社队干部用瞒产私分等办法进行抵制，农副产品收购不上来。轻工业等日用品也减产，市场供应出现严重不足。总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经济上、政治上都造成全国相当紧张的局势。

大跃进期间，在文化教育领域和思想战线上也掀起大跃进高潮。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指导下，要求迅速消灭三大差别，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新人。为此，强调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实行“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提出三五年内在全国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15 年内普及高等教育。并要求“人人能写诗，人人会画画”。在教育方针上，片面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倡培养“普通劳动者”。因而要求学校打破正常的教学秩序，让师生走出校门，以大部分时间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一些认真钻研业务，努力从事教学工作和重视科学文化学习的师生们往往被说成“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 的典型加以批判。这不能不严重影响教育质量。

在思想战线上，大跃进期间，提出了“兴无灭资”即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口号，实际上取代了“百家争鸣”的方针。著名经济学者、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 1955 年提出我国应提倡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重要意见。当时曾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肯定。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提出“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后，马寅初的正确意见竟被作为“反动观点”，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围攻，并撤销了他的北大校长职务。杨献珍等一些哲学工作者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提出不同意见，也被认为是否定主观能动性，反对大跃进而受到批判。一些正确的法律观点和制度，如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和律师辩护制度等，更被当作否定党的领导，维护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加以批判，并于 1959 年撤销了国务院法制局和司法部，大大削弱了民主和法制的建设。

这种错误的思想批判也波及到军事领域。否定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