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美援朝战争和民主改革的基本完成

正当我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斗争的时候，新中国又面临着新的外部侵略的威胁。

1950 年 6 月 25 日，南北朝鲜因为统一问题爆发了大规模内战。27 日，美帝国主义公开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插足中国领土台湾。随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所纠集的其它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任命美国驻远东军队的总司令道格拉斯·麦

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进一步扩大侵朝战争。美帝国主义的目的，是企图利用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以扑灭朝鲜革命力量，其侵略的矛头也是指向新中国的。

朝鲜是我国的近邻，中朝两国一水相隔，唇齿相依。中国政府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我国领土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和谴责。6 月 28 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为了进行必要的准备，7 月 13 日，中央军委及时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当战局进一步恶化后，9 月 30 日，周恩来又严正警告说：“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 月 3 日，周恩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再次转告美国：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如果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是美帝国主义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警告，10 月初，其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向北朝鲜进犯，并疯狂地向朝中边境推进，同时频繁地出动飞机侵犯我国领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和乡村，公然将战火烧向我国。

当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历史关头，刚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敢不敢同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进行一场武装的较量，这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 1950 年

10 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既充分地估计面临的困难，也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有利条件，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指出：“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①同时为了把战争尽可能地局限在朝鲜境内，不给美帝国主义以扩大战争的借口，会议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赴朝参战。作战的直接目的，是迫使美国停止侵略，通过谈判以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

10 月 8 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待令出动，赴朝作战。苏联原来约定出动空军助战，但是临时改变了。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19 日黄昏，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骄横的美帝国主义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参战。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长驱直入的敌人仓促遭遇，利用敌人判断错误、分兵冒进的弱点，在运动中捕捉战机，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初战告捷，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美国侵略军继续以更大规模向北进犯，发动所谓“圣诞节结束战争” 的总攻击。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英勇作战，包围歼灭和重创大批敌军。再战告捷，迫使敌军从总攻击变成总退却，一直退到“三八线”以南，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以后又相继进行了互有进退攻守的三次大的战役。到 1951 年 6 月 10 日止，五战五捷，共歼敌

23 万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经过五次战役后，朝鲜战场的力量对比基本上趋于平衡，战争形成相持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从 1951 年 7 月开始双方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

义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企图在谈判桌上获得它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妄图以所谓的“军事压力”迫使我国在谈判中屈服。因此停战谈判形成了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过程，断断续续地进行了 2 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中国

人民志愿军又歼敌 72 万多人。到 1953 年夏，各方面形势的发展日益对美国

不利，迫使美国不得不于 7 月 27 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至此胜利结束。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国内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共中央及时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在抗击侵略者的同时，继续稳定金融物价，继续进行经济的恢复与建设。并在全国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消除在一部分人中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激发起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虽然战争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了国内生产建设的步子，但战争激发起来的群众爱国主义精神，又有力地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是以劣势装备打败了高度现代化装备的优势敌人。这个胜利，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保卫了中国的安全，维护了远东和世界和平，而且揭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从此，帝国主义不敢轻易作侵犯新中国的尝试，为我国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事业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首要条件。从 1950 年到 1953 年春，国家在新解放区农村领导农民完成了这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为了搞好这次改革，各级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中共根据建国后的新情况，总结战争年代多次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起草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等有关土地改革的法令和文件，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文献。从 1950 年冬到 1951 年春，土地改革首先在条件已基本具备的华北、华东、中南、西北约 1.2 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大规模进行；1951 年冬到 1952 年春，在华南、西南约 1.1 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1952 年冬到 1953

年春，主要在一些少数民族约 2000 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为了不误农时，

土改一般都在每年冬春之交的农闲期间进行，前后持续了 3 年左右时间，分期分批地完成。

这一次土地改革运动，是在人民革命战争已基本结束，统一的人民政权已经建立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时，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各项工作都应当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服务。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由于形势和任务的这种变化，虽然这次土改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同解放前基本相同，这就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但在具体政策和作法上却有新的变化和特点。

在政策上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对富农经济由过去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改为保存富农经济，即保留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它财产，不予征收；对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也保留不动，只对半地主式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者，征收其出租的土地。与此相适应，对

地主也采取了比较宽大的政策，限制了对其财产的没收范围。对小土地出租者，则提高了其保留土地数量的标准。实行这些改变，有利于中立富农，更好地保护中农，有利于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改运动的阻力，还有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这一切，都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作法上的一个特点是，强调土地改革必须“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进行，把放手发动群众同严格执行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引导农民正确区分“敌、我、友”，结成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并学会运用合法的斗争方式同地主阶级作斗争，防止乱打乱杀现象发生，适时提出必须防止重犯过去某些“左”的错误。还在城乡各界人民中进行宣传教育，并吸收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去农村参加或参观土地改革，争取他们支持土地改革。这些措施都是恰当的，使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次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得比较顺利，成为历次土地改革中搞得最好的一次。

到 1953 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

有 3 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 7 亿亩

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 700 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它消灭了在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打倒了地主阶级，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巩固了工农联盟，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

镇压反革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

国民党反动派在统治中国期间，建立了各种庞大的政治军事的反动组织，培植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当他们逃窜台湾的时候，在大陆上还遗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包括溃散武装（政治土匪）200 多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 多万，各种特务分子 60 多万。他们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继续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以为梦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明目张胆地向人民进攻。他们破坏工厂矿山，抢劫粮食、财物，散布谣言，制造混乱，以至组织骚乱暴动，残杀暗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针对这种情况，1950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坚决打击反革命活动，并要求各级党委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必须坚决镇压。从 12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斗争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标准，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发展。到 1951 年春，镇压反革命运动形成了全国

性的高潮。到 1951 年 10 月，全国范围的镇反运动基本结束。以后转入复查扫尾和对党政军机关内部的清查等工作，1953 年全部结束。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给当时公开暴露的、也是对群众危害最大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我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严重一时的匪祸，甚至在旧中国历代政府也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土匪，都被基本上肃清，使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

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斗争，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同进行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相配合，党和人民政府还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多方面的社会民主改革。

首先在国营工矿交通企业逐步开展民主改革。

建国初期在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营工矿企业，虽然就其所有制而言，已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但由于接收这些企业时采取了“原封不动”的政策，因而仍然在企业中保留了较多的旧的官僚管理机构和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还较普遍地存在着封建把头制、包工制以及侮辱工人人格的搜身制等，还隐藏着一批反革命残余势力，继续骑在工人头上，压制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51 年 11 月开始在全国国营厂矿交通企业中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在运动中，有领导、有组织地放手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揭露和控诉各种封建压迫制度及封建把头的罪恶，彻底废除腐朽的官僚机构及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及封建残余势力，把一批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和职员提拔到行政和生产管理的领导岗位，并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实现企业管理民主化，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名符其实的主人。在完成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的同时，私营企业也在“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了民主改革。

其次，废除封建的婚姻制度，彻底解放妇女。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 5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几千年来我国社会家庭生活的一个伟大变革，也是我国民主革命反封建斗争的进一步深入。婚姻法公布后，党和政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并多次组织检查婚姻法的贯彻执行情况，使新的婚姻制度在我国社会中初步建立起来，使广大妇女获得了进一步的解放。

最后，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及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的斗争，由于与反恶霸斗争有密切联系，当时也都带有民主改革的性质。1949 年 11 月 21 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封闭妓院的决定。

当晚，即出动大批干部和民警封闭全市所有妓院，将妓院老板 200 余人全部

集中审查处理，将 1000 几百名妓女集中在教养院进行学习，启发她们的思想觉悟，控诉旧社会的罪恶和老板对她们的虐待及种种折磨，帮助她们改造思想，医治性病，组织她们参加生产劳动，学习技艺。经过学习教育，她们的绝大部分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择偶成家，成为新社会的主人。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等全国大中小城市都采取同样的方法封闭妓院，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这个在旧社会绵延三千年的丑恶现象顿时绝迹。

对吸毒、赌博等同旧中国黑社会势力密切联系并得到反动统治阶级保护的社会遗毒，党和政府也采取类似的方法严加禁止。一方面严厉打击、制裁藉以谋利的制毒、贩毒者和赌头、赌棍；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自觉地戒毒、戒赌。经过二三年的努力，这些在旧中国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遗毒，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竟被禁绝，从而引起全世界的惊奇和赞许。

土地制度改革和其它各项民主改革的胜利，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比较彻底

地完成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反封建斗争的任务。革命的洪流荡涤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使中国的社会面貌、社会风尚都起了极大的变伦。这些胜利，包括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更加巩固，也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有了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当然，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于对彻底清除封建主义的遗毒和影响的艰巨性认识不够，仍然存在着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