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革新”案的推展与社会转型

踏进 80 年代的大门，台湾生存的内外环境更加艰难，“不安全感”增强。加之大陆调整对台政策，提出和平统一中国的方针，岛内党外势力的迅速崛起与“台独”活动猖獗，出现了抨击国民党僵硬政策，要求变革的呼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台湾社会出现了政治革新运动，并导致了社会的全面转型。

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以和谈方式结束两岸“对峙状态”，将武力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中国的方针。后来，邓小平又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共和平统一中国的呼声赢得了海内外华人的好评。但台湾国民党当局却极力抵制。1979 年 12 月 10 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开幕式讲话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会议根据蒋经国的讲话精神，策定中心议题为“加强三民主义，策进光复大陆”，加速台湾建设。

1981 年 3 月 29 日，中国国民党十二大在台北召开。蒋经国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会议通过了《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宣称：三民主义救中国，共产主义祸中国，已由近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特别是 31 年来海峡两岸不同的制度与经验所证明。因此，“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乃成为当前海内外全体中国人一致的心声”。该案还称：“反共复国的基本国策不改变”，“国体决不改变”，决不与中共谈判、实行三通（通航、通邮、通商）。为了贯

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国民党十二大提出当前的急务是：“加强复兴基地建设”；“强化国民党领导”；“加强三民主义思想登陆”。因此，是会并未适应新的形势，为台湾前途开创一条新路。

正当台湾当局坚持反共拒和、推行“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际，又受到了江南命案的冲击。江南本名刘宜良，系美籍华人作家，1984 年因撰写《蒋经国传》而被暗杀。

江南被杀震怒了海内外华人社会，纷纷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在内外压力下，台湾当局宣称卷入江南命案是“情报局”“个别官员的独立行动”。

①并于 1985 年 4 月对“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进行审讯、判刑。江南命案还

打乱了蒋经国传位于子的部署。迫使蒋经国于 1985 年末和 1986 年初两次公开宣称其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并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以解内外疑虑。

正当江南命案的怒潮冲击台湾之时，1985 年 2 月，又爆发了因“十信” 弊案波及整个台湾的金融风暴。

“十信”是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的简称。1985 年初，因“十信”舞弊， “中央银行”决定予以处置。但风声走露，从而引发了“十信”前所未有的挤兑风潮。后全台凡与“十信”同名的金融机构先后刮起挤提风，导致社会一片混乱。“十信”弊案的发生，充分暴露了台湾财经界秩序混乱、官商勾结、营私舞弊等种种难以想见的肮脏内幕。

岛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使台湾当局感到“处境益艰”。1986 年 3 月 29

日至 31 日，中国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蒋经国亲自主持会议，提出了以党的革新结合行政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的方针。三中全会之后，蒋经国在多种场合大谈“政治革新”。他在国民党中常会大讲：“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国民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经蒋经国的全力推动与督促，确定“政治革新”6 项议题：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制化，革新党务，调整政策。

政治革新案推出之后，蒋经国遂于 1987 年 7 月 14 日宣布解除台湾地区的戒严，同时宣布开放党禁。于是，各种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台，出现了竞相组党的局面。据统计，截止到 1993 年初，台湾弹丸之地竟神奇地

出现了 70 余个政党。新组党的政党主要有：民主进步党、新党、工党等。事实表明：台湾国民党一党独裁时代即将结束，“一党优势多党分立的时代即将开始”。

正当国民党走向革新之路之际，又突发了“华航”货机飞赴大陆事件，迫使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对大陆的政策。

1986 年 5 月 3 日，一架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简称“华航”）的波音

747 货机，从曼谷飞往香港途中，该机长王锡爵将机转航大陆，降落在广州

白云机场。同机还有驾驶员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 2 人及 22 万磅货物。王要

求在大陆定居，董、邱 2 人均表示要回台湾。“华航”货机事件发生当日，中国民用航空公司（简称“中航”）致电“华航”，邀请他们“尽早派人来京”，商讨该事件处理方案。此一电文和货机事件传到台湾后，立即引起轰动。“华航”事件使台湾当局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害怕中共借“机”

① 《中央日报》1985 年 3 月 25 日。

统战和处理不好会失去民心，自毁形象，最初决定不与中共“正面”直接接触，经过一些曲折，“华航”突然改变态度，于 13 日宣布“基于人道立场”，

决定由该公司驻香港分公司代表在港与“中航”“洽谈”。 5 月 17 日至 20

日，两航经四次商谈达成协议。 5 月 23 日，双方完成交接手续。

两航谈判在国际社会与台湾岛内引起强烈反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打破了两岸敌对双方 30 多年来的官式沉默”和国民党的“三不政策”。尽管国民党中央宣称“三不政策”决不改变，“坚守反共立场”，但在事实上已迫使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政策上前进了一步。随着岛内外与国际社会压力的与日俱增，台湾当局于 1987 年 7 月宣布取消不许台湾民众以港澳地区为旅游观光“第一站”的禁令。10 月 14 日，又正式宣布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此项政策实行时设限颇多，后来逐步放宽。台湾当局此举无疑是为缓和两岸关系所采取的带有历史性、突破性、阶段性的变革措施，受到普遍欢迎。

正当“政治革新”发展到关键之际，蒋经国突于 1988 年 1 月 13 日下午

3 时 55 分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台北。当晚 7 时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李登辉循“宪政体制”继任“总统”。李登辉继统，各方政治势力对此不以为然，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于谁当国民党中央主席。按国民党体制是“以党领政”。因蒋经国生前未指定接班人，国民党又无副主席设置，故无法循序递进，党章对此也无明文规定，这就为国民党内权力之争留下了真空地带。1 月 27 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27 名与会中常委经过争论，推举李登辉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

1988 年 7 月 7 日至 13 日，国民党十三大在台北召开。会议正式推举李登辉为国民党中央主席。从而标志着蒋经国时代的结束与李登辉时代的开始。

李登辉自主政至今，在内外政策上已发生明显变化：

在中国统一问题上，李登辉比蒋经国“灵活”、“务实”，更具主动性。他在宣称“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必须要统一”的同时，又推展“一国两府”主张，以对抗中共的“一国两制”。这在实际上已经背离了蒋经国“一个中国”的立场。
在大陆政策上，他主张用“新的观念”处理海峡两岸关系和进一步放宽交流限制。但又主张对大陆进行“政治渗透”和谋求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主动权，还未真正放弃“三不政策”与反共立场。
在对待“台独”的立场上，一方面宣称反对“台独”，又对搞“台独”的人姑息纵容，导致“台独”势力猖獗，“统”、“独”之争白热化。
在“宪政改革”上，基本维持旧的“宪政架构”，但作适当修补，实现换届，以利“台人治台”。
在“外交”政策上，李登辉从“贼立汉也立”的观念出发，背离了“一个中国”的立场，与“无邦交”国家发展半官方或官方关系，来谋求台湾“独立的国际人格”，企图“重返联合国”。这就在实际上走与大陆“分而两立”的道路。
在党务革新政策上，李受其“一国两府”理念的影响，国民党体制转换将逐步走向台湾化，从而在推展“本土化”政策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实现了以“台湾人为主轴，大陆人为辅”的权力架构。

从总体看，李登辉推展的内外政策与蒋经国时代相比较，既有传承、创

新与突破，又有相当部分背离了蒋经国秉持的某些正确立场与政策轨道。此一政策的推展，将给台湾未来社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使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有所推进，两岸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会使台湾局势更趋动荡，给中国统一增加新的变数。

进入 80 年代之后，台湾经济一方面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自 1980—

1987 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9%。另一方面也面临新的问题：外部遭到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后进发展国家迅速崛起，以及大陆经济体制改革的竞争威胁，致使外贸出口困难，投资长期不振，金融形势严峻；内部传统劳力密集工业失去了优势，原有的经济法规与制度陈旧过时，导致“工业升级”步履艰难，农业继续滑坡。面对上述情况，台湾当局确定了“稳定经济为主”，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发展策略。具体措施是：

其一，提出经济革新的“三化”（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方针。即扩大经济活动空间，开放内部市场，促进内外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增强对外活动的实质能力；尊重市场价格机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制订一整套的合理的法规，用法制调节，控制经济金融的运行。“三化”方针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全面转型，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其二，进一步推展“工业升级”、“科技导向”政策，将台湾现有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升级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将台湾初级的、简单的、低层次的、附加价值小而能源消耗大的加工装配工业，升级到高级的、复杂的、多层次的、附加价值大而能源消耗小的高级加工装配工业。通过工业升级，改变台湾的经济结构，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机制，使其工业赶上世界工业发达国家水平。为了实现工业升级，台湾当局采取以下若干措施：积极扶植高科技工业发展；继续改善投资环境，放宽投资限制；积极开发新竹科学园区；积极改进中小企业；加紧培养和延揽高级人才。

其三，开展第二次“土地改革”。继 50 年代初期的台湾农村“土地改革”

之后，台湾当局又于 70 年代至 80 年代展开第二次“土地改革”。此次“土地改革”与第一次“土地改革”目的不同，是解决农业经营管理问题，将土地化零为整，造成“小地主大佃农”的局面，其实质是淡化小农经济，扶植农营资本主义。此举一方面使一小部分小自耕农丧失原有小块土地所有权，而转为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使大自耕农扩大耕地面积和经营规模，促进农业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为发展台湾农村资本主义经济创造条件。其四，1991 年 2 月，推出了第二期 6 年经建计划，目标是：重建经济社

会秩序，谋求全面平衡发展，以解决社会脱序和经济失衡问题。在这个总的奋斗目标之下，还提出四个具体政策目标：发展经济，提高国民所得；“厚植产业发展潜力”；“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升国民生活品质”。第二期 6 年计划是 90 年代台湾当局的一项重点工程，已经和正在引起岛内各界的关注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