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中共八大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又有新的发展。

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引起强烈反响，使这些国家内部存在已久的矛盾以及它们同苏联之间的矛盾都充分暴露出来。从 1956 年 6 月到同年 10 月，在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要求增加工资，扩大民主，维护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抗议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反对本国某些奉行错误政策的领导人，并酿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利用波匈事件再次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进一步加深，围绕着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国际上的风波对我国也不能不产生某些影响。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各国有很大不同。我国革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后取得胜利的。新中国成立后，一贯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各项工作中，共产党的路线和基本政策也是正确的。但是工作中也存在缺点错误，特别是 1955 年下半年批判“右倾”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生了急躁冒进和急于求成的偏差，造成了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紧张局面。虽然从 1956 年夏天起，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发现并着手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中共八大也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但由于中共中央负责人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为纠正这些偏差而采取的措施不够坚决果断，因而急躁冒进所造成的许多困难没有及时消除。如八大以后，在许多城市中出现了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也遇到不少困难。这些情况引起部分群众的不满，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从 1956

年 9 月到 1957 年 3 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在农村中，由于合作化运动后期出现要求过急、改变过快等缺点以及农业管理体制、产品分配和干部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种种问题，损害了农民的利益，1956 年夏收以后，不少地区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有些县区，有半数以上的合作社出现农民闹事。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思想日益活跃起来。在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他们开始批评教条主义，提倡思想解放，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有些人还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一些消极现象，提出了公开的批评和意见。

对于国内新出现的这些情况和问题，许多党员和干部还缺乏清醒的认识，不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他们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消灭了剥削制度，就不会存在矛盾了。由于思想上缺乏准备，一旦群众闹起事来往往惊慌失措，陷于被动；或者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把群众闹事以至一些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以致造成更大的困难。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矛盾，需要

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是非对抗性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他强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大量的、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要求普遍地提倡和运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1957 年 3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有部分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宣布，党内准备今年开始整风，并号召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对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和意见。他还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但是发展科学和艺术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毛泽东的上述两个讲话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逐步传达后，在党内外引起热烈的讨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根据中央的指示，纷纷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执行“双百”方针的情况进行检查。党内外群众对党的工作和干部作风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从共产党方面来说，这实际上已经是整风运动的开始。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由于我们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有许多同志很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滋长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整风指示发布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群众团体和文化、教育、科学等部门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从 5 月 8 日到 6 月 3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 13 次各民主党派负

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5 月 15 日至 6 月 8 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

院第八办公室还联合召开了 25 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这对改善党的领导，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起了很好的作用。这年春夏之交，在全国形成了一种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运动的主流。

但是，在整风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帮助党整风为名，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各党派“轮流坐庄”；他们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人数虽少，能量颇大。在他们的影响下，有一部分群众，特别是一些思想偏激、缺乏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时陷入思想混乱，发表了一些违反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利益的言论，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错误的要求，在社会上形成

一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错误思潮。

整风运动出现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是与 1956 年以来特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当时，我国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正处在大变动之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巨大动荡，国内外的急剧变化不能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来。同时，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党政干部中也确实存在着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等各种脱离群众的思想和作风。人民群众一方面欢迎新制度，一方面又对新制度不熟悉、不适应，对某些干部和工作不满意。有些人对社会主义还不理解，存在一些怀疑甚至有某些抵触情绪。当然也有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敌视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企图扭转整风的正确方向。为了排除对整风运动的干扰，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回击，对他们散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是，右派分子毕竟只有极少数人，同他们的矛盾并没有成为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反击少数右派分子，并不需要发动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应该是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就在什么范围解决，是什么性质，就按什么性质处理。尤其应该注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是，由于当时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特点

和规律还缺乏全面的深刻的认识；由于广大党员和干部过去习惯于用对敌斗争的眼光观察问题，处理矛盾；也由于党的领导在一连串胜利面前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听不得不同意见，以致把许多群众的善意批评，当成敌对势力的恶意攻击，从而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毛泽东在 5 月 15 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已指出，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联成一气，互相呼应，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在整风运动中要暴露和孤立右派分子，要做好反击右派的准备。这就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党中央连续发出党内通知，指示党的各级领导，对所谓“右派分子”的言论，要放手让他们发表，并在报刊上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而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以使他们在人民面前充分地暴露其反动面目。在这种“诱敌深入”或“引蛇出洞”的策略下，一段时间内，各地报刊上都不加评论地刊登了许多错误的或攻击性的言论，其中不少属于片面摘录、断章取义的。这就人为地造成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张气氛，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5 月中以后，一些单位陆续出现了大字报、大辩论。在某些高等院校还发生了罢课闹事的情况，并且有日益蔓延之势。

在这种形势下，6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就全面展开。

反右派斗争首先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大专院校、民主党派、文艺界、学术界、科技界、卫生界、新闻出版界以及省、市以上的党政机关中进行，接着在工商界、中小学教员和地、县等党政机关中也陆续展开。运动中，由于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不适当地采用了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这种极易混淆两类矛盾的方式，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因而把大批响应党的号召，积极给党提意见的人们当成右派分子，对他们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同年 7 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反右派斗

争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印发给与会者讨论。文章指出：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 1956 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青岛会议依据毛泽东的上述文章，讨论了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步骤，并决定在城乡劳动人民中分期分批地普遍进行一次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当时全国反右派斗争高潮的气氛下，这种教育运动实际上变成了对一部分群众、特别是对那些被认为是代表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富裕中农的过火批判和斗争。其中不少人还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或者“坏分子”，成为专政的对象。

在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下，1957 年 9 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着重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问题。全会肯定了青岛会议的精神，进一步论证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要求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并继续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系统的批判。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开始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为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次全会后，按照中央的规定，反右派斗争已告一段落的单位，应转入着重整改和思想教育阶段。但总的来看，在经历了反右派斗争的急风暴雨之后，一般群众心有余悸，已经不敢讲话。而不少干部的骄傲情绪却有增无减，更加听不得不同意见。因此，中央提出的整风要求，实际上很难实现。

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过后，各单位先后进行了对右派分子的定案处理工作。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定案工作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批善意地提意见的人，以及只有一般性错误言论的人或虽有严重错误言论但并非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加分析地也定为“右派分子”，从而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据统计，全国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共 55 万多人，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错划。这些人不仅遭到严重的批判斗争，而且大都受到严厉的组织处分。这些错案一直延续了 20 多年，许多人因此长期受到压制，甚至含冤而死。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损失。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深刻记取。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中进行，还没有严重影响到其它领域。但在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反右派斗争中急剧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想逐步扩展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终于发展为“大跃进”的全局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