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经济文化的变动

一、社会经济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以农立国，农耕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辅以手工业； 是以家庭为单位、耕织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的加紧以及中国近代工业的诞生，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走向瓦解。进入 20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变动的这一基本状况并未改变，只是由于时代与环境的变迁，这种变动较之以往更为剧烈、更为复杂，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其形式也由以往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资本输出为主，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控制亦随之加深。

设厂开矿是这一时期西方各国大规模投资活动的一个重点。在此之前， 西方列强尽管利用其军事政治特权，无视清政府的禁令，在中国开设了一些厂矿企业，但数量与规模均有限，主要是一些修造及加工工业。甲午中日战后，清政府被迫取消外国资本在华设厂的禁制，而资本主义各国又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而开始了外资在华大规模设厂浪潮。据统计，1895—1913 年间，外商所设工矿企业资本在 10 万元以上者共 166 家，设立资本总额达

10956 万元。①这些外资企业主要是资金周转快、利润丰厚的纺织、食品工业

及机器制造、采矿等工业。在 166 家企业中，纺织及食品工业即为 85 家，设

立资本 3607 余万元；造船及采矿业共 39 家，设立资本 5286 余万元。两者合

计共 124 家，设立资本达 8893 余万元，占全部 166 家企业设立资本总额的81%强。②另外，外资企业一般规模较大、资金雄厚，如外资耶松船厂，资本总额达 557 万两，而当时中国两家最大的机器厂上海求新轮船制造厂和汉口扬子机器厂的资本总额只有 85 万两，仅为耶松的 1/7。③

这一时期的外资企业，凭借其政治上的特权和雄厚的资金，利用中国廉价的人力物力资源，由过去以修造和出口加工为主，改变为就地取材、就地销售为主，并在许多生产部门占据主要地位，形成垄断局面。这不仅为其带来了巨额的利润，而且严重冲击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据统计，曾是华商占较大优势的纺织业，外资厂的纱绽数由 1897 年的 160000 枚上升到

1914 年的 464976 枚，所占华洋纱厂纱绽总数的百分比也由 40.6%上升到

46%，④华资纱厂的优势逐步削弱。再如 1913 年全国煤产量为 1288 万吨，其

中机械采煤量为 767.8 万吨，而开滦等 7 大外资煤矿的产量为 602.3 万吨， 分别占煤炭总产量及机械采煤量的 46.8%和 78.4%。如果加上其它外资煤矿和中外合资、实际为外方控制的煤矿，则 1913 年外资控制的煤产量达 713.7 万吨，占当年全国煤产量的 55.4%和机械采煤量的 93%。①

金融业的扩张，是甲午战后西方各国关注的另一重点。虽然在此以前，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548 页。

② 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548、554 页。

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序。

④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551 页。

①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123、124 页。

外资银行即在中国出现，但其数量与活动范围均有限，而此后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迅速增加。据统计，1895—1914 年间，仅新设的外资银行就有 10 家， 分支机构 40 余处，此外尚有日本在华银行及中日合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近

30 处。②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也大为扩展，除原有服务于进出口贸易的国际汇兑业务外，主要转而经营国内商业银行业务，广泛吸收存款，放款于企业，并利用其政治上的特权，争揽对中国政府的贷款。据统计，从 1894—

1911 年，仅英国汇丰银行一家，就单独或与其它银行一起向清政府提供 29

笔贷款，总额达库平银 2.06 亿余两。③通过承揽对清政府的贷款，外资银行不仅以利息、折扣、经理费等名目获取巨额利润，而且通过对作为借款抵押的关税、盐税等清政府财政收入源泉的控制，逐步控制了中国财政金融命脉。此外，外资银行还凭借其雄厚的资金与政治特权，大量放款于中国旧式钱庄， 操纵金融市场，并公开在中国发行纸币，吸收大量资金。据记载，1900—1911 年间，共有 9 家外资银行在华发行自己的纸币，其流通范围或数省市或全中国，有的发行总额中部分在华流通，有的全部在华流通。1912 年，在华流通的外币（包括从国外流入的），总计达 4390 余万元。④

对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是列强大规模投资活动的又一关注点。鸦片战争后，列强即以其军事政治特权，攫取了在华内河航运权，并陆续建立起一些轮船公司，经营中国内河航运业务。甲午战争后，列强又掀起攫夺中国铁路权的浪潮。通过所谓投资承建权、优先权、承建承办权、建筑权等，列强在1900—1911 年间先后攫取了粤汉铁路、沪宁铁路、汴洛铁路、安奉铁路、新奉铁路、南浔铁路、吉会铁路、湖广铁路、正太铁路以及正定至德州、开封至兖州等铁路权，并进一步将铁路附近区域划入其势力范围。由于种种原因， 帝国主义所攫夺的这些路权并未全部实现，但即便如此，到 1914 年，在中国

实际筑成的 9568 公里铁路中，外资直接投资筑成的铁路计有中东铁路、胶济

铁路、滇越铁路、南满铁路以及广九铁路英段等 5 条 3772 公里，另有利用外

国投资而实际为外资控制的铁路 4846 公里，两者合计达 8618 公里，占铁路总里程的 90.07%。①外资航运业在这一时期亦进一步扩展，其中又以日本航运势力的拓展最为引人注目。在东北，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新设航运部， 垄断了南满内河及沿海航运业。在关内，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了从宜昌到重庆的长江航行权，从而使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上游。日本大阪轮船公司、邮船公司分别于 1898、1899 年开辟长江航线，并经营中国沿海航运。据统计， 到 1914 年，仅在长江航线上，日资日清轮船公司、英资怡和、太古等三大轮

船公司所拥有的船舶总吨位达 61682 吨，远远超过中国招商局所拥有的18704 吨而占绝对优势。②伴随铁路线的延伸，外资轮船公司在中国内河航线的扩展，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如蜘蛛般地伸向中国城乡各地，贪婪地吮吸着中国人民的血汗。

作为鸦片战争后首先侵入中国的外国商业资本，在 20 世纪初期仍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据统计，1895 年外资在华设立的各类商行约为 603 家，1901

②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90、530 页。

③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

④ 献可：《近百年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近代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

①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543、547 页。

②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254 页。

年增为 1102 家，1911 年则达到 2328 家。商行的业务范围日趋扩大，门类日益增多，并呈专业化、小型化的趋势，而原来那些包办贸易、运输、汇兑的大洋行如英国的怡和、太古等，亦纷纷加强内部分工，组建专业机构，从事专门业务。同时，这一时期一些世界性的垄断组织亦开始在华设立分支机构， 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推销其产品，如通用电气公司于 1908 年、美国钢铁公司

于 1909 年、美孚油公司于 1904 年、英资亚细亚火油公司于 1907 年等分别在华设立机构，从事商品推销工作。这些大垄断公司的一个共同做法，就是利用中国传统的商业流通网络，来推销其产品，如此一直将销售网点延伸到城乡各地，使得无论中国沿海通商大邑、内陆都市，还是广大乡村乃至穷乡僻壤，无不充斥洋货。

随着外资贸易业投资的扩展，商品输入日增，中外贸易额迅速增长。据统计， 1900—1911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370067174 关两增长到848842109 关两，其中进口由 211070422 关两增长到 471503943 关两，入超

由 52073670 关两增长到 94165777 关两。①另外，在鸦片战争后逐步形成的殖

民地型贸易结构，在这时并没有因贸易额的增长有所改变。据统计，在 1910 年进口总值中，生产资料的进口仅占 17.6%，消费资料的进口却高达 82.4%， 同年出口总值中原料出口占 39.8%，如加上半制成品则为 64.8%，制成品仅为35.2%。②这种由于外国商品大规模侵入所造成的巨额入超及出口农业加工产品及原料、进口外国消费品的殖民地型贸易结构，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其次，20 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经济变动的另一重要现象，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起自洋务运动时期官办的军事、民用工业，以及同一时期出现的民族工业企业。甲午战争的战败，标志着洋务派自强运动的失败，而其所办企业亦因腐败的官僚经营体制，发展亦多陷于停顿。为维系统治，清政府一方面对原官办企业加以整顿，改变经营方式，引入市场机制， 或招商合办，或官督商办，或干脆转为商办。另一方面被迫放松对民族工业的压迫限制，于 1898 年正式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承认民族工业的合法地位，从而使民族工业企业的发展有了一个较为有利的条件。在此情况下， 甲午战败的惨痛教训与近代工业优厚利润的交互作用，使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及买办将大量资金投入近代工业，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进入 20 世纪，在八国联军之役中惨败于西方列强的清政府，在国内外舆

论的压力下，不得不于 1901 年发布上谕，宣布“变法”，其后陆续颁布一系列上谕，推行所谓新政。尽管清政府的“新政”带有很大的虚伪性，但其有关社会经济的举措，如设立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公布奖励公司章程， 颁行商律及公司注册试办章程，设立户部银行，在京师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以及派人至海外劝导华侨归国投资等，对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客观上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此外，20 世纪初年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立宪运动，促进了国人的民族觉醒，加深了对列强经济侵略的危害及其严重性的认识，从而先后掀起了抵制美货、抵制日货及提倡国货的爱国主义浪潮， 这无疑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而 20 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

①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518 页。

②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72—73 页。

发展出现一个新的浪潮。

据统计，1894 年以前中国资本所创办的厂矿企业，包括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及商办的全部新式采矿业及资本万元以上的制造业共有 72 家，资本

总额约 2090 多万元，其中商办 53 家，资本总额约 470 多万元。而到 1911

年新设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达 491 家，资本总额高达 10855 多万元，

其中商办 416 家，资本总额约 8277 多万元。可以看到，1895 年后中国资本

主义的发展是较为迅速的，无论是企业数量或其资本额，较之 1894 年以前， 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商办工矿企业的发展尤其迅速。

在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产业结构，纺织及食品等轻工业仍居主要地位。据统计，1895—1913 年间设立的纺织业企业共有 160 家，设立资本总额 3024 多万元；火柴业共有 64 家，设立资本总额约 360 多万元；榨

油业约 50 家，设立资本约 850 万元；1900—1913 年间设立的面粉厂计 58 家，

设立资本总额 890 多万元。四者合计共设厂 332 家，设立资本总额达 5124

多万元。①另外，这一时期水电等公用事业亦有较大发展，共设厂约 57 家，

设立资本总额约 2720 多万元。②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发展仍很迟缓，除个别企业外，一般设立资本很小。据统计，1895—1913 年上海虽有 86 家华资机器厂，但其总资本亦只有 87060 元。③这一时期，电力、建材、制皂等业也有一

定发展，且出现一些较大的企业。如 1904 年创办的京师华商电灯公司、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创立资本均超过 300 万元；1906 年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创立资本 100 万元；1904 年创办的耀华玻璃厂、耀徐玻璃厂创立资本分别为 50

万两和 140 万元。耀徐厂聘用英国技师生产平面玻璃，首创中国自己生产平面玻璃的历史。④

一批投资于几个企业、个人资本累积迅速的大资本家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买办出身的祝大椿，从 1895

—1911 年，其创办或参加投资的企业共 8 家，资本 287.5 万元，投资范围有缫丝、纺纱、碾米、面粉、造纸、水电等，分布在上海、苏州、无锡等广大地区。张謇从 1899 年创办南通大生纱厂起到 1911 年，已陆续创办和参加投

资于 27 家企业（其中自办 18 家，投资 9 家），资本额高达 900 多万元。① 再如著名实业家宋炜巨，先后创办了汉口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公司、汉口扬子机器制造公司，资本总额达 342 万元另 40 万两，其中汉口扬子机器制造

公司创立资本 40 万两，为当时投资最大的华商机器厂。②这些大产业资本家的出现，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规模。

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紧，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规模拥入，以及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突出表现在农村家庭棉纺织业的破坏及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加深。据统计，1913 年全国进口机制纱及国内机制纱的总量约 436 万担，除一部分非织布用纱及机制棉布用纱

外，尚余 384 万担，其中一部分用于城镇手工织布，约 374 万担用于农村家

① 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645、661、663、668 页。

②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668 页。

③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第 196 页。

④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668、669 页。

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下册，第 1091 页附录、第 1069 页。

②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668、669 页。

庭土布织造，占到当时全国农村土布织造用纱量的 72%。③机纱代替土纱以及农村家庭纺织业中“纺与织”的分离已十分明显，相当多的农户已不再购买棉花、自纺土纱，而是从市场上直接购买机制纱来织造土布。这一时期机布排斥土布的程度亦很明显。据估计，1913 年进口及国内机制布的总量约为3288 万匹，折算成土布的匹约为 27117 万匹，而同年全国棉布供应量约为

77859 万匹，机制布占 34.83%。机制布已大量涌入农村，其数相当于整个市场上机制布的 70%。④尽管机制布在农村市场上所排斥的主要是土布的商品布部分，而较少触及自给布，但这一变化仍反映出农村耕织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分解的深化。

随着农村家庭棉纺织业的不断破坏，棉花商品化的程度亦随之加深。据统计，1894 年全国商品棉总量为 199.6 万担，1913 年则为 367.8 万担，增加了 84%强。这中间除少量出口外，相当部分为国内中外纱厂所消纳。①此外， 这期间国内主要农产品如粮食、大豆、蚕茧、烟草等商品值都有大幅度提高。

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在相当长时期内主要是西方列强的商品入侵及出口贸易的增长所造成的，并不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被动的分解。甲午战争后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逐步成为促进自然经济瓦解的重要因素。然而传统的自然经济有其深厚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加之中国地域广阔，发展极不平衡，近代工业虽已起步并有一定发展，但水平仍是很低的，且地域分布有很大的局限，因此自然经济的瓦解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虽然加快，但就社会经济总的发展水平来说，传统的自然经济在全国经济生活中仍占主要地位。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前工业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