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和斗争的反复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更加沉重。①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不顾刚刚出来工作的困难处境，从整顿领导班子、批判和消除派性入手，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

多年动乱造成铁路运输长期堵塞，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

① 周恩来于 1972 年 5 月间发现患有癌症，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1974 年 6 月 1 日病情加重，住院作第一次手术。此后即未出院，坚持工作直至逝世。

生活。为了改变这种严重局势，中共中央于 2 月下旬召开全国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在会议上讲话中指出，现在的大局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邓小平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3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使铁路运输状况迅速好转。到 4 月份，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全国

20 个铁路局，除南昌局以外，都超额完成计划。

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邓小平 5 月 29

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指出，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 4 个问题：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第三，必须落实政策。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钢铁工业的整顿立见成效，6 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 72400 吨，超过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产。其它工业和农业也进行了整顿。

经过几个月的整顿，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反映了整顿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这期间，对于军队、科技部门和文艺界也进行了整顿，都取得了初步

成效。

邓小平主持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实际上就是要整顿被“文化大革命” 搅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正确方针。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整顿工作是支持的，但也是有限度的。他历来不允许别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怀疑或反对态度。这就使整顿工作一开始就存在很大局限和种种难以克服的障碍。

为了深化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提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并且说按劳分配，带有资产阶级法权，应该限制。于是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四人帮”乘机抓住各种题目，贩卖他们的私货。在他们的指挥下，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反对“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煽动“打土围子”，把整顿工作中提出的各种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有所察觉。4 月 23 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27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错误。5 月 27 日和 6 月 3 日又两次召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

但是，“四人帮”的野心是不可能扼制的，他们仍然寻找机会，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1975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应北京大学一位女教师的要求，谈了自己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四人帮”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又在全国哄起一个所谓评《水浒》的运动。

毛泽东同意评论《水浒》的主旨，看来是以古喻今，借以证明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但是，江青等又从中生发出另一个题目。8 月下旬，江青召集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等一些亲信开会。她说：“主席对《水浒》的批

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以此诬陷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她把四届人大后安排一些老干部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工作，诬蔑为“收罗土豪劣绅占据重要岗位”。毛泽东得知后，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制止了他们的活动。在这期间，一方面是邓小平主持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努力纠正某些 “左”的错误；另一方面，在“四人帮”把持下推行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运动，对整顿进行顽抗。这种整顿和反整顿的斗争，明显地带有否定和肯定“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性质。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许多同志的努力和斗争；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一定程度的扼制；由于人心思治，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工作，努力生产，1975 年的形势明显好转。一些地区的武斗受到抑制；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国民经济迅速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比 1974 年增长 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 15.1%，农业总产值增长 4.6%。1975 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年。

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不能不触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左” 的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对此， “四人帮”疯狂反对，毛泽东亦不能容忍。

毛泽东自 1971 年冬身患重病。1975 年下半年以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根据他的意见，由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处于这种状况，使他更加不能准确地了解全面情况。“四人帮”、毛远新等所作的歪曲性、挑拨性的情况反映，对毛泽东作出错误决策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1975 年 11 月 2 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题目是同邓小平“讨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邓小平进行错误的批评，并以政治局名义，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接着，因邓小平转送给毛泽东两封来信，反映毛泽东支持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工作作风和群众关系上的一些问题，要求中央派工作组调查解决。毛泽东认为这两封信动机不纯，是想打倒退群、谢静宜，矛头是对着他（毛泽东）本人的；邓小平转信是偏袒和支持这种行为，于是，在全国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局势。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被肆意批判，一批坚决执行这些政策的领导干部遭受打击，而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又被重用。一些地区闹派性和武斗重新泛滥，造成停工停产，交通堵塞。全国再度陷于混乱。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加看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人们心中长期积聚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终于通过天安门事件迸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