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共关系的演变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为推动国共合作尽快成立，做了进一步努力。1937 年 7 月 15 日，中共向国民党中央送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要求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宣言在 1937 年 2 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基础上，进一步郑重声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共产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力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份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携手抗日的真诚愿望与急切的心情。此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同蒋介石等就中共宣言的发表和红军改编问题，两次在庐山谈判，直至“八一三”事变发生、战事更加紧迫之后，蒋介石才答应了中共方面提出的改编红军的条件。

8 月 22 日和 25 日，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分别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 月 6 日，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9 月 22 日，中共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23 日，蒋介石发表关于中共宣言的谈话。蒋的这个谈话，拒不承认他多年奉行的“安内攘外”政策给国家造成的危害，仍然不把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关系上面，但还是承认了国共共同抗日的原则和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

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8 月底至 9 月，中共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迪化（现乌鲁木齐）等地设立了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在广州等地设立了八路军通讯处，以作为协调国共两党关系和加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机构。

从抗战开始到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由于日本的大举进攻，国民党政策的重点在对外，国共两党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互相配合，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在政治上，中共对国民党领导人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对国民党的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举措，如《抗战建国纲领》的颁布、国民参政会的设立等，给予了足够的评价和支持。共产党协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军政训练，并派人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防参议会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在不少群众性的抗日活动中，国共两党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府，供应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部分军需。一段时间内，国民政府拨给的军费，成为八路军、新四军供应的主要来源之一。

山西在华北敌后战场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搞好那里的统战工作。1936 年，山西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由阎锡山任会长。不久，中共北方局派薄一波等到山西工作，应阎锡山邀请主持牺盟会。抗战爆发后，阎锡山同意由牺盟会发动组织群众，成立新军。随后相继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至第四纵队，还组成了政治保卫队（后发展为三个政卫旅）、工人武装自卫队（后发展为工卫旅）及 13 个游击支队（后发展为暂编第一师）。山西新军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抗日武装。

但是，由于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思想体系的不同，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反共、灭共的根本立场，所以，即使在国共关系较好的时期，两党之间也仍然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这些分歧除表现在抗战路线、纲领、作战方针等基本问题外，还突出表现在始终未能就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达成协议这一问题上。

抗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就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共产党的基本主张是各党派在各自保持独立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族联盟，而国民党的基本方针则是“溶化”共产党，建立一个取消共产党独立组织的、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大党。1937 年 12 月，中共代表与蒋介石在武汉的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提出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和制定共同纲领等意见，得到蒋介石的赞同，但两党关系委员会成立后，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并未能讨论由周恩来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委员会变成了形同虚设。

1938 年 3 月初，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它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唯一正确办法”是：“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而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至于联盟的具体形式，可由各党派、团体选派代表组成各级组织，或恢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定其它办法或方式。①

10 月，毛泽东向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报告中，批驳了国民党的“一

①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1991 年版第 486 页。

党主义”，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有三种组织形式：一是“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二是“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三是“现在的办法，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②六中全会决议认为，“两党合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③

蒋介石不考虑共产党的意见，坚持“一党主义”。1938 年 12 月和 1939

年 1 月，蒋三次约见中共代表，表示：“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④中共明确拒绝了蒋的要求，指出：两党“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它任何政党”。⑤一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一方至死不改变“合并”共产党的企图，致使国共合作始终未能有一个具体的组织形式。

1939 年后，国共关系发生逆转。国民党政策的重点开始由对外转向对内，抗日逐渐消极，反共活动逐步增加。促成国民党政策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采取侵华新策略，加紧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诱降。1938 年 11 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当年 1

月 16 日第一次声明中“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调子，说：“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参加“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日本不予拒绝”。12 月，近卫的第三次声明更明确表示要调整同中国的关系，实现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甚至说：“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①。与日本诱降相呼应，英美也从各自利益出发，为了重点对付欧洲希特勒德国的威胁，也希望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达成某种妥协。1938 年底和 1939 年 4 月，英驻华大使卡尔两次由沪至渝，劝说中国与日本议和。同时，英美报纸大量散布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解决“中日冲突”之说。1939 年 7 月，英日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表示“完全承认”日本在中国造成的“实际局势”。10 月，英美大使一齐到渝活动。上述背景，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妥协倾向日益严重，汪精卫集团甚至公开叛国投敌。

第二，是国民党统治集团所固有的反共本性的再现。他们既想用“接纳” 共产党的办法来“溶共”，又想在抗战中借日本人之手来“灭共”，至少削弱共产党的一大部分力量。但战争进行 1 年多的时间后，共产党力量不但没有被削弱和消灭，反而迅速壮大。蒋介石多次提出的意在从组织上“溶共” 的办法，都为共产党所拒绝。这些使蒋介石集团仇视共产党的情绪迅速增长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版，第 185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 754 页。

④ 见《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1991 年版第 6 页。

⑤ 《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 17—18 页。

①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 2 分册，第 93—95 页。

起来。

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一方面讨论了继续抗战的问题，表示要“持久抗战”、“抗战到底”，但蒋介石所说的“底”，只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另方面研究了如何强化国民党和如何加强“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的问题。会议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实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陆续发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一系列反动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从联合共产党积极抗日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转化。

从 1939 年 3 月底至 10 月中旬，国民党先后在山东博山、湖南平江、河北深县、鄂东、河南确山制造反共磨擦事件，总计杀害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伤员、家属和共产党员一千数百人。11 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军事反共的方针，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

从 1939 年 12 月至翌年春，国民党在华北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在三个地区向八路军发动进攻。在陕甘宁边区，1939 年春夏，国民党已在边区周围修筑了 5 道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至黄河，

长达千里。至 12 月，相继侵占边区栒邑等 5 个县城。在山西，阎锡山于 1939

年 12 月制造“晋西事变”，用 6 个军的兵力围攻驻守晋西南的决死队和八路

军；还配合蒋介石，向晋东南的决死队和八路军进攻，摧毁沁水等 7 个县的

抗日民主政权，屠杀 500 余人，逮捕千余人。在冀南和太行区，1940 年 2 月，石友三、朱怀冰等部沿平汉路两侧向八路军进攻，矛头指向八路军总部。

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对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和上述三个地区的抗日军民本着自卫的原则，给进犯者以坚决回击，打退了他们的进攻，使陕甘宁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大部分山西决死队编入八路军。

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后，中共主动提出休战，与国民党谈判。双方议定，以漳河为界，南为国民党军防区，北为八路军防区。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已不得不承认八路军在华北抗战的重要地位。1940 年 6 月，中共中央以周恩来为代表，就陕甘宁边区范围、八路军新四军编制、作战区域划分等问题在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

1940 年下半年，日本为了实行南进政策，急谋结束中日战争，进一步加紧对蒋介石诱降。英美为对抗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也加紧拉拢国民党政府。蒋决定趁机再次制造大规模“磨擦”事件，打击中共力量，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其反共的重点由华北移到了华中。

1940 年 7 月，国民党发出一个所谓“中央提示案”，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0 月 19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攻击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再次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皓电”发出同时，蒋介石对进攻新四军作出部署。11 月 9 日，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发出“佳电”，驳斥国民党的攻击诬蔑，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同意江南正规部队“遵令北移”，但要“宽以期限”，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继之，国民党军令部拟定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匪的作战计划》和进攻皖南新四军的作战方案，在皖南集结了 7 个师约 8 万人

的兵力，准备围歼新四军。

1941 年 1 月 4 日晚，新四军军部及在皖南的部队 9000 余人，从泾县云

岭出发，开始转移，但从 1 月 6 日下午开始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至 8 日，被包围于茂林地区。蒋介石命令顾祝同务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新四军在军长叶挺指挥下，苦战 7 昼夜，打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

众，弹尽粮绝，遭到失败。至 14 日，除 2000 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叶挺被扣押。项英遇害。17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叶挺革职并交军法审判。这就是“皖南事变”。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动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中共中央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群众大会、发言人谈话、通电等各种方式，揭露事变真相，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华中八路军新四军作好了自卫作战的准备。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蒋介石的反共行为，同时也受到国际国内舆论的谴责。中共的斗争，国内外的谴责，再加上 1941 年 1 月下旬日军乘机大举向豫南进犯，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从攻势转为守势。1941 年 3 月蒋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皖南事件“不牵涉党派政治”，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变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砍下了深深的一刀。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仍在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故两党在事变后仍能保持合作抗日的局面，但隔阂日深，关系已无法恢复到抗战初期的程度。经过这次事变，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声望。共产党在华中领导的武装力量也更加放手地发展起来。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把陇海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全军共 7 个师和 1 个独立旅，计 9 万人。新四军驰骋于更广阔的敌后战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