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人民的抗议运动和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喧闹声中，1976 年 1 月 8 日，深受全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与人民为敌，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自 3 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广大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都人民从 3 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4 月 4 日（丙辰年清明），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当时一再重申、层层传达的禁令，到天安门广场的达 200 多万人次。声势浩大，群情激愤，锋芒直指“四人帮”。

4 月 4 日晚，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会议，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决定从当晚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对参加悼念活动的群众进行镇压。

4 月 5 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被撤走，诗词、挽联、条幅被撕下拿走，一些自愿彻夜守护花圈的群众被逮捕。对此，数万群众陆续聚到天安门广场表示抗议。晚上 9 时 30 分，1 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跑步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的群众。4 月 7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由毛泽东提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人民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已经持续近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愈来愈大的憎恶，人们把恢复社会秩序和党的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引发了人民长期积压在心中的强烈怒火，在天安门事件中形成总爆发。这次抗议运动，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但是，“四人帮”仍不迷途知返，一意孤行。在 7 月 28 日发生唐山大地震、全国人民积极支援救灾斗争的时刻，他们却胡说什么“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抓抗震救灾工作“是以救灾压批邓”。江青擅自印发整顿期间由邓小平指导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三个文稿，诬蔑为“三株大毒草”，是“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横加罪名，发动全国批判。“四人帮”与人民为敌的面目，已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深恶痛绝。对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批判，遭到广大干部、群众广泛的、公开的抵制。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浸沉在悲痛之中，并且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9 月 11 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

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中共中央同各地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四人帮”还布置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信”，有的在信中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挑起这副重担”，为江青上台造舆论。他们企图以上海为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力的基地，作了包括武装暴动在内的许多布置。

“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露骨活动，使老一辈革命家们十分焦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向叶剑英表达解决“四人帮” 问题的意愿。身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消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经与叶剑英、李先念商定后，决心采取断然措施。10 月 6 日晚 8 时，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分别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并派人到中南海江青住所宣布执行这一决定。对“四人帮”在北京的死党，也同时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不到一个半小时，千夫所指的江青反革命集团骨干力量就被彻底粉碎了。当晚 10 时，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召开

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于 7 日晨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与此同时，“四人帮”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遭到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抵制，也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全国一片欢腾。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粉碎“四人帮”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毛泽东始终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力交给“四人帮”，并对他们进行过批评和揭露，减轻了在这场尖锐斗争中的困难。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持续 10 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以尖锐形式充分暴露的时期，因而也是经验教训最为丰富的时期。

“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10 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 5000 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教育质量普遍下降，文盲大量增加，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活跃起来，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泛滥开来。“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全民族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直接的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追求“纯洁”的、“完美” 的社会主义，自以为是开辟一条社会主义新道路，而实际上却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和公式中。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

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彪反革命集团，也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江青反革命集团，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对后来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所存在的弱点、缺陷和弊端充分暴露，并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从反面给广大干部群众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促使人们进行深入的思考。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①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以自身的力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并以郑重、认真的态度，科学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从而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取得了伟大的历史补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8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