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生活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迫于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军事压力，被迫打开长期关闭的国门，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开始了近代中西方的交流。此后，抱着各种不同目的的外国人纷纷来到中国。租界制度的建立，为外人在华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外人得以更多地涌入中华大地。外人在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活动，给近代中国带来诸多不幸的同时，亦带来了他们所有的生活方式，从而给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比较、借鉴的参照系。另一方面，迫于外部压力而缓慢开展的中国社会近代化，以近代工业企业的创建为标志，逐步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地向前推进，为近代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提供了必要的社会与物质基础。在此双重因素作用下，长期因循、少有变化的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终于开始了缓慢但又确实的变化。

就地域而言，首先发生变化的是一些与外人接触较多的地区，如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都市。在上海，外国人在租界内自成一体，过着固有的生活，无论是生活起居还是衣食住行，与其本国的方式无有多大变化。这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生活方式，无疑对所处一地的华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在长期的比较、借鉴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渐渐发生变化。另外，近代企业的建立，经济构成的变化，亦使都市较之乡村发生更多的变化。随着人们加入到新的职业行列，经济状况的变化，其生活方式亦受职业及经济的制约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变化。由最初的沿海都市人们的社会生活变化，逐步在地域上向内陆推进，由内陆大城市逐渐延伸到中小城镇，广大的农村则变化最晚、最少。

就内容而言，有关物质方面的社会生活内容首先发生变化，而且较少遇到来自旧有生活方式的阻力，如洋烟、洋酒及其它西洋新式器具的引入与广泛使用。由物质的变化逐渐发展到社会精神生活的变化，如风俗习惯、消闲娱乐等。这方面的变化相对于物质方面变化而言，既发生较晚，亦不太顺利，往往受到旧有生活方式的强烈排拒，有些甚至最终也没有、或者只发生很小的变化，一直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之有机构成而流传下来。

综观清末社会生活变化的具体内容，衣食的变化虽有，但相对于其它方面的变化而言，则变化较小。西服在传入中国相当长时期后，还没有能在全国普及，尽管末代皇帝博仪的父亲摄政王在慈禧太后死后，也穿起了西服，但西服也仅在一些大中城市及中小城镇较为流行，而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是“长袍马褂”，依然使用着中国传统的服饰。食的变化则更小，西餐大菜始终未能敌过中国传统的名吃佳肴，孔夫子“食不厌精，烩不厌细”之古训作为中国饮食之“座右铭”，影响长存。中国人偶而吃一顿西餐，亦多为换口味，尝试一下番邦异味而已。

住的变化较大，尤其是在城市。在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不久，西式建筑即在列强所强占的租界中开始出现，并逐步为国人所欣赏、接受。以后西式建筑又进一步与中国传统建筑相结合，出现了多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建筑但又包含其优点的变型，如出现在上海的新老石库门建筑。到 20 世纪初年，中国城市建筑已大异于传统，尤其是沿海城市如上海、青岛、广州、天津等，商会、学校甚至包括清末咨议局等公共建筑，一改中国旧式衙门之传统的庙宇式而取西式或中西合璧式，且内部多设大礼堂、会议厅等作为公共活动场所。就民居来说，尽管在这些城市中出现了众多的花园洋房，但绝大多数民居则为中西结合式，广泛吸收了中西建筑的优点，同时考虑到了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习惯及其环境，因而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民屋，亦不是西式建筑的简单照搬。另外，由于近代中国遭受多个西方强国侵略，他们在中国拥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因而在建筑上亦体现出这种状况来，如上海有多个西方国家的侵略势力，其建筑亦五光十色，有英式的，也有法式、德式、俄式及日式的等，青岛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其建筑则大多为德式，而哈尔滨的建筑又大多为俄式的。

行的方面之变化，在 20 世纪初年亦较为显著。传统的中国交通工具主要是马、牛、骡车、帆船及轿子等，其共同特点是慢。随着中西交流的开始，西方新型交通工具开始进入中国。到 20 世纪初年，轮船、火车在长途运输中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普通百姓出远门，亦多能够乘坐。在城市内，交通状况亦有很大改观，马路开始在中国出现，并逐步取代中国传统的黄土路与碎石路，西式马车也被大量引进，成为城市交通的主力，据统计，当时仅上海公共租界即有马车 700 多辆；由日本引入的改良型人力车，据公共租界

1909 年统计，月捐照数更达 8471 辆之多。①就连清王朝统治的中心北京，这时也出现了西式四轮马车。此外更新型、便捷的交通工具也开始出现，如上海在 1901 年出现了汽车，并在 1908 年开始出现了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成立了电车公司，从而开始了中国城市交通发展的新时代。

长期以来，分居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古老的驿站和民营信局，不仅速度慢，且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给人们的联系带来了很大不便。近代邮政系统的建立，大大改变了这种状况。1896 年中国正式开办邮政，

① 《上海城市研究》，第 491 页。

起初主要是在沿海城市，以后逐步向内地扩展。到 20 世纪初年，国家邮政系统已在全国推广，并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民营信局和古老的驿站。1906 年 8 月，清政府设立邮传部，其后邮政事业又有所发展。据 1911 年底统计，各等邮政

局所已达 6201 处，收寄函件 42.1 万件，收寄包裹 432.7 万件。另外，作为

快捷便利的通讯联络手段，电报线路的建设已有相当规模，到 1908 年清政府

邮传部将电报收归国有时，全国商办电报线计有 41417 华里，地方官办电报

线计有 49480 华里，总计 90897 华里；电报通讯机构遍及全国各省。②邮电事业的建立和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并改变了人们之间传统的联系方式。

新式娱乐消闲方式的出现，使人们的日常余闲时间的活动有了较大的改观。将西方娱乐方式引入中国的，首先是西方侨民，他们带来了许多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娱乐项目，如跳舞、溜冰、网球、台球、扑克以及听音乐、参观博物馆、展览馆等。这些娱乐方式虽然由于其昂贵的收费，多数中国人无法享受，但对中国人消费意识和旧有习惯的变化，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20 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亦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但主要是在大城市。如电灯之代替油灯，改变了人们的照明条件，并使原先许多在夜晚无法进行的工作能得以进行。再如聚族而居的大家庭的分解，小家庭的出现，使得中国旧有的家庭成员之关系得到简化，相互间的依存关系松弛，从而便利了个人的发展。另外，电话的出现，自来水厂的兴建，方便了人们之间的联系，改善了卫生条件，亦使地域间距离缩短，减除了以往人们之间费时繁琐的应酬，等等。

近代教育的兴起，是直接影响 20 世纪初年社会生活变化的又一重要事件。传统教育是“贵族”式的教育，读书识字是有钱人的事，与穷人无缘。普遍的文化素质低下，使人们对自身社会生活难以有新的要求，因循守旧成为人们恪守的准则。近代教育的兴起，大中小学及专科、职业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而近代教育不同以往教育的新内容，则使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及其生活有了更多新的了解与认识，从而极大地便利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例如愚昧与无知是社会发展的阻力，当电灯刚开始在上海租界出现时，国人都表示反对，原因是他们认为电灯之电，与空中之雷电是一样的，佥集雷电使其发光，有违天意，将遭报应，据此上海道发出告示，以电灯如有不测、焚屋伤人、无法可救为由，禁止国人使用。

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在许多方面与先进人士的宣传和提倡有关。如维新派宣传民权，主张“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进行启蒙教育，反对陈规陋习，成立不缠足会，提倡放足，反对缠足。革命派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更加重视，并且把移风易俗看作是改铸“国魂”的重要手段之一，热烈提倡“剪辫易服”、男女平权、改良婚姻制度，反对蓄婢纳妾、买卖婚姻，发展女子教育和服务事业，废除三跪九叩之礼等等。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就是在此主客观的同时作用下，缓慢而又确实地向新的方向变化发展着。

② 《中国近代邮电史》，第 84、6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