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新时期的文化、教育、科技、国防和外交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的 10 多年中，不但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文化、教育、科技、国防、外交等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 “文革”结束以后，文化、教育、科技和社会科学领域也进行了拨乱反

正，许多文艺家、教育家、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等重新开始工作，一些文艺和学术团体也恢复活动，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涌现出许多新的作品、学术著作和科学成果。1978 年 3 月 18 日，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做出很多成绩和贡献。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文化方面，各类文化设施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电视事业发展迅速，在广大城市及部分农村迅速普及，大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在文艺创作上，中篇小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电视剧、戏剧小品在这个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也都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有的还在国际大赛中获奖，提高了我国文艺作品在国际上的声誉。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都出现一批重要成果。

在教育方面，普通高、中等教育得到明显发展，教育设施得到一定改善，特别是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多种形式的岗位培训发展迅速，形成了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办学的局面。在这期间，我国实行研究生制度，已经培养了一批博士生和硕士生，还向国外派遣了大批留学生，有不少回国后迅速做出了出色的成就。

在科技方面，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而有力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在 1990 年以前的 10 年间，全国

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 11 万多项，国家奖励的发明 1700 多项，特别是生物技术、农业科学、高能物理、计算机技术、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讯技术、超导材料的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某些成果，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七五” 期间国家推行的“星火”计划，大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普及和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卫生方面，各类医疗事业有了明显发展，医疗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城乡看病难的状况有了缓解。由于生活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均寿命明显提高。

在体育方面，不仅体育设施有了较快地发展，体育成绩也有很大提高，有不少运动队、运动员在重要的国际大赛中，连续夺取世界冠军。特别是中国女子排球队，改变了我国大球项目弱的局面，称雄于世界排坛数年。在洛杉矶、汉城和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实现了零的突破，取得了一定数量的金牌。更加令人瞩目的是，在 1990 年 9 月 22 日至 10 月 7 日，我国在

北京第一次成功地举办了第 11 届亚洲运动会，得到了各国运动员的称赞。当然，在文化、教育、科技等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分配上“脑体倒挂”现象的出现，又出现了“读书无用”、“知识无用”的思潮，不少中小学生弃学，不少教师及科研人员亦转而从工从商，学术著作出版艰难，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出现了文化的“低谷”，呼吁尽快地加以解决。

（二）国防

在这一时期，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人民解放军在加强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在改进军政军民关系方面，在守卫边境、保卫祖国安全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军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提高。

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时期还实行了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1981 年 9 月，邓小平提出了“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目标和方针。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新的战略估计，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性很迫近的看法，要求军队工作从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会议要求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这个大前提下，努力搞好军队和国防建设。这样，就实现了我国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的转变，部队实行了体制改革和整编。在 1979 年和

1982 年，部队实行了两次整编，将基建工程兵、铁道兵转给地方；将担任内卫执勤的部队划归公安部门，改为武装警察；军委的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机关改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组建了合成部队的集团军，将炮兵部队、坦克师分别编入各军。经过这两次整编，使部队减到了 400 万人。1985 年，部队再次实行整编，将全国十一个大军区合并为七大军区；在陆军中增加特种兵的比重，提高合成程度；对军队规模作大的压缩。到 1987 年，这次整编

基本完成，部队员额减少 100 万人，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能力明显增强。从

1988 年 9 月起，还重新恢复了军衔制。与此相配套，还实行了文官干部制度。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后备力量的建设，建立了快速动员体制和士兵预备役制度、干部预备役制度，并建立了若干预备役师，把民兵制度和预备役制度结合了起来。

（三）外交

随着全国工作中心的转移、改革开放的开展，我国根据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的世界形势新特点，更加鲜明地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实行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更加灵活、务实的对外政策。

1982 年 9 月 1 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 80 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1982 年 12 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把上述方针写进了新宪法之中，从而开始了我国外交方针的转变。

根据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在对外交流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82

年中日建交 10 周年时，两国政府首脑互访，确认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三原则，使中日关系获得满意的发展，日本成了中国

主要的贸易伙伴。1989 年 5 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破裂了 20 多年的中苏两国和两党关系开始正常化。1990 年 8 月，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破裂了 20 多年的两国关系也得到了恢复。1991 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之后，我国继续与新独立的独联体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东欧国家的新政府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为了有助于中东地区和朝鲜半岛紧张形势的缓和，我国还先后同以色列和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同各国改善和建立友好关系的同时，我国积极参加了双边的经济活动，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对外贸易和文化、教育、体育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调整外交方针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调整了同外国党的关系。1980 年5 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处理兄弟党关系的新原则，指出各国党的纲领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当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在这一新原则的指导下，1985 年为止，中国共产党已同世界上 200 个左右各类政党和组织，有了各种形式的联系。

自 1983 年以来，我国还在努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同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通过谈判，先后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就香港和澳门问题达成协议，圆满地解决了这两个历史遗留问题。

“一国两制”的构想最初是由邓小平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后来在具体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1978 年 11 月，邓小平就提出台湾同祖国大陆统一后，可以保持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1979 年 3 月，他又提出香港问题解决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可以搞资本主义，而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从 1983 年 7 月开始，中英两国政府

举行会谈，1984 年 12 月 19 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

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 年 5 月 27 日，两国政府交换了批准书。《联合

声明》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行使主权。为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并在 50 年内不予改变。从此，香港进入了归还中国

之前的过渡时期，并从 1985 年起开始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香港问题的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中英两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结束后，从 1986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起，中葡两国政府开

始会谈。1987 年 4 月 13 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

的联合声明》及两个附件。1988 年 1 月 15 日，中葡两国互换批准书。从此，澳门也进入归还中国之前的过渡期。《联合声明》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 1999 年 12 月 20 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届时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其它规定与对于香港的规定基本相同。

中英、中葡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署，使香港、澳门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也为按“一国两制”办法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先例。

根据邓小平的设想，1987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正式作出了我国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到 199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经过 80 年代的努力，第一步战略目标到 1990 年已经胜利实现。现在，全国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为实现第二、第三步战略目标而奋斗。

我国第二步以及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后，将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在，原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了低潮。如果我们顺利实现第二步以及第三步战略目标，不仅会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更加坚强有力，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生机勃勃，我们将更加不怕任何困难，可以更加有力地回答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还给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了榜样，提供了经验，“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①。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 年 2 月—7 月），第 2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