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外交战线的成就和反对“两霸”的斗争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前期，国际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出现高潮，一系列新兴国家在赢得独立后陆续走上中立和不结盟的道路。在美国和苏联各自的盟国中，独立自主的倾向也有了很大发展。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称霸世界，一面加紧相互争夺，力图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一面又相互勾结，加强对其他国家的干涉和控制，企图造成“美苏合

作，主宰世界”的格局。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努力支援民族独立运动，同美苏的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由于中国积极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大力倡导和奉行各国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从 1956—

1965 年的 10 年间，首先在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中，掀起了同中国建立外

交关系的高潮。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 10 个阿拉伯国家陆续与中国建交。

撒哈拉以南的 30 多个新兴国家中，仅 1960 年前后就有几内亚、加纳、马里

等 12 个国家先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还有亚洲的锡兰（今为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和拉美的古巴也是这个时期同中国建交的。此外，1964 年 1 月，中国同法国宣布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对于中国加强同西欧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突破。此后不久，中国分别同意大利和奥地利互设了商务代表处。

万隆会议以后，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也日益频繁。50 年代中到 60 年代中，有 20 多个亚非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前往亚非各国进行友好访问。周恩来总理三次出访亚非各国。1956 年底到 1957 年初，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等先后访问了越南、柬埔寨、印度等 8 个亚洲国家；1960 年春，周总理同陈毅副总理访问了缅甸、印度等 6 国。1963 年 12 月到 1964 年 2 月，周总理和陈

副总理又先后访问了阿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 10 个非洲国家和缅甸、巴

基斯坦 2 个亚洲国家。紧接着，周总理和宋庆龄副主席还访问了锡兰。刘少

奇主席也于 1963 年和 1965 年先后出访印尼等亚洲 8 国。通过这些互访，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增强了团结和合作，扩大了中国在亚非各国的影响。

在此期间，中国根据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较好地处理了与大多数邻国的关系。从 1960 年 1 月到 1963 年 3 月，中国先后与

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5 国签订了有关的协定或条约，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同这些国家的边界问题。至此，除印度和苏联外，中国与自己邻国的边界问题都已获得圆满的解决。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相邻的两个大国和古国，两国人民在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一直相互同情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国真诚地希望进一步发展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两国之间建立起友好睦邻、团结合作的关系。两国建交初期，在国际斗争中，也曾经积极合作，相互配合，并共同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从 50 年代末起，中印关系由于边界问题上的分歧，走上曲折的道路。

中印边界过去从未正式划定。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曾企图把所谓“麦克马洪线”强加给中国，但中国历届政府都未同意过。所以两国之间只存在着一条根据双方历来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而印度政府却要求按照所谓“麦克马洪线”，把传统习惯线以北的 12.5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管辖的土地划归印度。中国主张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分歧，在此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拒绝谈判，并不断用武力打破中印边界现状，把自己的边境哨所连续向北推移，企图把它单方面的主张强加给中国。1959 年 8 月以后，印度军队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并向中国边防部队猛烈开火，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面对中印边界一再发生武装冲突的严重情况，1959 年 11 月 7 日，周恩来总理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

际控制线各自后撤 20 公里，并在 1960 年 10 月，赴新德里同尼赫鲁商谈。由

于印方拒绝中国的合理主张，双方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此后，印度军队加紧推行其“前进政策”，继续不断地挑起边界武装冲突，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1962 年 10 月 17 日，印军更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国边防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击退了印军的进攻，收复了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为了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政府于 1962 年 11 月 21 日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

全线停火，并自 12 月 1 日起，将中国边防部队从 1959 年 11 月 7 日双方实际

控制线单方面后撤 20 公里。接着，中国方面又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并归还了所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此后，中印边界局势基本上稳定下来，但这一问题的解决，仍有待双方的共同努力。

万隆会议以后，从 1955 年 8 月起，中国同美国开始了大使级会谈，并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了某些协议。但在关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上，由于美国坚持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要求中国承担不以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事实，遭到中国理所当然的拒绝。到 1957 年底，会议从僵持发展到中断。1958 年 7 月，美国公然派遣武装部队入侵黎巴嫩。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叫嚷要“反攻大陆”，并加强了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对大陆进行的骚扰和破坏活动。为了反击美蒋的挑衅，中国人民解放军于 8 月 23 日开始炮击金门、马祖。美国匆忙从地中海等地调海军到台湾海峡支援其第七舰队。中国外交部对美舰入侵中国领海向美国提出多次严重警告。同时，重申了中国同美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彼此争端的愿望。9 月中，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复会。美国企图用让出金门、马祖，换取中国同意对台湾和澎湖不使用武力，实际仍然是要搞“两个中国”。这不但是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的，蒋介石集团也对此十分不满。考虑到在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同国民党集团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点，中国政府决定让金门、马祖暂时留在台湾当局手中。并宣布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以及一些码头、海滩和船只，逢单日也不一定打，以利金门诸岛能得到充分的供应。同时，劝告国民党当局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要提防“皇姑屯事件”的再演，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计议”。

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未能得逞，此后，又加强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和控制。1965 年 3 月，美国派出 3500 名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准备随时进犯北越。美国军用飞机不断侵入中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上空，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国军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并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这年 10 月，中国应越南政府的要求，开始向越南派

出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到 1968 年 3

月止，总计达 32 万余人。中国援越部队同越南军民一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

越南北方的领空，保证交通运输线的畅通。在战斗中，中国军队伤亡达 5000

多人。中国向越南提供的物资援助总值达 200 多亿美元。在中国以及一些其它国家的大力支援下，越南人民艰苦奋战，使美国侵略军陷入毫无胜利希望的困境之中，不得不在 1968 年 11 月宣布无条件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炮击，并准备同越南开始进行结束战争的谈判。

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同时，中苏矛盾也逐步激化。苏共 20 大以后，中共对如何评价斯大林以及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同苏共持有不同见解。波、匈

事件爆发时，中共建议苏共抛弃大国主义，平等地对待兄弟国家。这些都引起苏共领导人的不快。此后，赫鲁晓夫加紧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致力于同美国搞缓和。为此，他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力图控制中国，使中国的军事、外交服从其战略需要，遭到中国拒绝。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不顾事实，迫不及待地于 1959 年 9 月 9 日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从而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

1960 年 4 月，在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之际，在中国的《红旗》杂志和

《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 3 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了苏共

领导的某些观点。赫鲁晓夫对此极为恼火，在 6 月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策划并带头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突然袭击，攻击中共“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会后从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并废除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苏联领导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而且使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此后，苏联还在新疆策动暴乱，使数万中国公民出走到苏联。从 1962 年 11 月起，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苏联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刊载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共。同时，苏共还先后在 5 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策动围攻中共。40 多个兄弟党也发表决议、声明或文章，指责中共。中共被迫陆续发表了 7 篇文章，对一些兄弟党的攻击和指责进行公开的答辩。1963 年 7 月，中苏两党举行会谈。会前，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运应该采取的路线和方针的看法。会谈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会谈结束前，苏共即于 7 月 14 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全面的攻击和反驳。苏联的各种宣传舆论工具也一起上阵，掀起一股新的反华高潮。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从 1963

年 9 月至 1964 年 7 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

先后发表了 9 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对中苏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以及一系列有关国际共运的重大理论原则和战略策略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并公开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样，就形成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

中苏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很难避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在各国党之间必然会产生种种不同认识和一些实际矛盾。对这些分歧和矛盾，本来可以自愿地、平等地在内部交换意见，协商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可以耐心等待，由实践来检验。但是，由于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的传统作风日益发展，对各兄弟党的不同意见往往采取家长式的武断专横的态度，力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并且为此不惜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损害它们的主权和民族尊严，甚至发展到图谋颠复这些国家和党的领导的程度。这就不能不使苏联同这些国家的矛盾尖锐化。中国共产党有独立自主，抵制指挥棒的传统，面对苏共的高压、干涉和控制，起而反抗其大国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和行径，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中共党内逐步滋长的“左”倾思想，也不可能不在论战中反映出来。由于对别国党和国家的情况了解不够，对马列主义的某些原理有误解或教条化倾向，在论战中，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来评价别国党的是非，甚至把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措施，也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这就不能不产生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这场争论的主要经验

教训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只能由各国党按照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进行探索，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决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更不能为此而干涉或控制别国的内政。邓小平后来说过：一个党评论外国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倒台，勃列日涅夫任苏共第一书记。中共曾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但他们在对华政策上与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向蒙古派驻苏军，加紧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 1966 年 3 月，苏共召开 23 大时，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从此，两党关系断绝，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 10 年中，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巨大成就。10

年内先后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有 27 个，比建国后头 7 年增加一倍多，到 1965

年，已有 49 个国家同我国建交。特别是我国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地反对美苏两霸，坚决支持被压迫国家和人民的解放斗争，并坚持独立自主，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立场，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普遍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