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斗争

罢免曹、章、陆和拒签和约——五四运动胜利的意义是巨大的，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中国政局，也没有改变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状况。于是，当运动循其自身的规律深入发展时，人们自然将运动中激发起来的政治积极性，转向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和彻底摆脱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的新途径。

另一方面，启蒙推动了救亡，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救亡又反过来检验理论，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这又促使新的理论探索工作的开展。在启蒙运动的熏陶下，人们崇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所以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说成是“公理战胜强权”。他们把“公理”解释成“合乎平等自由”；“强权”理解成“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①。因此，大战结束，又是民主主义对君主主义的胜利，人道主义对侵略主义的胜利。据此精神，中国收回战前德国夺去的山东权利，乃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当巴黎和会的结局宣告“公理战胜强权” 的幻想破灭时，当人们看到在大战中和大战后，那些令人向往的自由幸福富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暴露出种种不可克服的危机时，先进的中国人终于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也看到了进化论的局限性，转而寻找新的理想和救国理论。

就这样，五四以后，寻找真理、探索新的救国之道、改造社会的呼声，在进步知识界中迅速高涨起来。一花引来百花开。历时数年的《新青年》宣

③ 《新闻报》，1919 年 6 月 10 日。

① 《发刊词》，《每周评论》第 1 号。

传和新文化运动，终于结出丰硕的成果。除了《新青年》、《每周评论》以及《新潮》之外，全国出现了三四百个进步社团及它们的刊物，如北京的《新中国》、《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社会》、《工学》等，上海的《觉悟》（《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建设》等，天津的《觉悟》、《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南开日刊》等，还有《湘江评论》、《浙江新潮》、《新湖南》，等等。这些刊物，绝大多数宣称“本现代思潮的精神，谋社会之改造”，以介绍新思潮和改造社会为“旨趣”，并提出各种各样拯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方案和措施。

正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和俄国苏维埃制度的影响，透过重重封锁来到中国，人们视它为“20 世纪的世界新潮”而热烈欢迎它；社会主义就成了最时髦的东西，成了人们公认的新思潮。数以百计的刊物对它表示好感和向往，用以代替往日对资本主义的向往。

但是，当时这股“社会主义”的新思潮，除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如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柯尔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等。

自然，有些人们抱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放，但更多的人又给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给予“社会主义”的新内容，如《新社会》所主张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①还有人认为“民主”就是要使社会上全体人“机会均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使劳动者“取得生产机关的支配权”，“增进社会上全体的人的幸福”②。

在对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宣传中，《新青年》又走在最前面。它在 1919

年 12 月构制出这样一个新蓝图：“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①显然，这个“图式”，是对当时全国各地进步社团和期刊所设计的种种新社会蓝图的一个综合。同时，《新青年》又根据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经验，明确提出了“民众运动改造社会”的主张。由此，他们从各种社会主义新思潮中脱颖而出，向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靠拢。

十月革命前，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多是零星的、片断的，甚至有误解和歪曲，其影响微不足道。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数量很少，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尚缺乏肥沃的土壤。第一次大战期间，由于中国民族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支约 200 万人的工人阶级队伍。而且，由于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重剥削和压迫，又集中在沿海沿江大城市、铁路、矿山及纺织、面粉等主要部门，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有坚强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在五四运动中一登上政治舞台，就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再加上没有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的影响，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① 郑振铎：《发刊词》，《新社会》第 1 号。

② 汪馥泉：《什么是现代的时代精神》，《教育潮》，第 3 期；艾华：《说德谟克拉西》，《新空气》，第 1 卷第 1 号。

① 《本志宣言》，《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

传播，准备了良好的阶级条件。

马克思主义与其它新思潮一起涌进中国，然而，它要在思想界独占鳌头，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须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这要靠先进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们都经历了扬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由怀疑到绝望、转向社会主义的过程，然后满腔热忱地在他们掌握的《新青年》、《每周评论》、

《共产党》等刊物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 年 4 月 6 日，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上，登

载了《共产党宣言》第 2 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的结束部分，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接着，5 月，李大钊负责主编了一期《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的文章从各方面介绍、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尽管该文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的理解，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一次较系统、较完整的介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断受到反动当局的阻挠和迫害。它被视为“洪水猛兽”和“过激主义”。1919 年 6 月初，京师警察厅“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等情”，密令各区署严密监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11 日，陈即在散发传单时被捕，拘禁 3 个多月；在此期间，8 月 31 日，警察厅又查封了《每周评论》。陈出狱后，仍受监视，于是与《新青年》一起迁往上海。但又因“出浅易小说煽惑工商各界劳动之人，并鼓动军学界，扩张过激主义”，而多次被中国军警和租界巡捕房搜查，罚款，拘捕；《新青年》也不得在上海印刷、出版和出售。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攻击，因此，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要进行战斗。

五四以后出现的新思潮中，除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其中杜威的实验主义、罗素的新实在论以及他们的改良主义，由于杜威和罗素亲自应邀到中国来宣传演讲，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以“平民”代表的面貌出现，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作了一些“批评”，又都鼓吹不需要“流血斗争”，因此对一些渴望变革、又害怕激烈革命的青年，有较大的吸引力。

杜威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胡适是他的学生和信徒。他于 1919

年 4 月 30 日来华，在北京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等 5 种长篇演讲，全面、系统地宣扬实验主义。这种理论片面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否认真理的宏观标准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和改良。所以，在谈到中国社会的改造时，杜威说：“该从一事一事上下手。如家庭，学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没有一处不应改的。在这个时候，大家只有各做各的事，那种笼统的理论最容易被人利用，是没有用的。”①

陪同杜威到各地演讲的胡适，在陈独秀被捕、李大钊被迫离京的时候，取得了《每周评论》的领导权。他改变了该刊的政治方向，抛出了他的“政治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向李大钊等人热心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他说，空谈好听的、外来进口的、偏向纸上的“主

① 《杜威博士讲演录》，《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

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但那“是没有用处的”，“很危险的”，因为它“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他奉劝新舆论界“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②

李大钊见了胡适文章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给予批驳。该文从强调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来论证宣传主义的重要，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为此，他还进一步论述了主义必须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强调阶级斗争和“根本解决”的关系，指出，若不去用马克思主义，“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③。

此后，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及《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章，李大钊也写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双方进行论战，鲜明地表现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两种世界观、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革命论两种政治主张的对立，各自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在当时思想舆论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阵地，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1920 年，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又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由于众多的思潮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于是，何种社会主义是正确的，适合于中国社会改造的，就成了社会主义新思潮内部争论的焦点。这场争论首先是由罗素和研究系分子张东荪、梁启超挑起的。

罗素是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于 1920 年 9 月应梁启超创办的讲学社和北京大学的聘请来华讲演，先后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活动。在社会领域，他主张劳资调和，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然而，他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只适用于实业已发达的国家，而不适用于实业未发达的国家”。因此，中国连这种社会主义都不能立即实行，现在只有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发展资本主义。张东荪是当时新思潮重要刊物《改造》的主编，曾宣传过“社会主义”。陪罗素走了一遭，猛然醒悟，认为罗素的主张“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宣称：“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过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①那么，怎样来发展中国的实业呢？张东荪说实行“协社”，而且这种“协社的企业”，“可在资本主义下实行”，也可与资本主义“并行”，就是“不能驱逐资本主义”②。从中国国情来看，张东荪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但其出发点是阻挡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梁启超向皖系投机失意后，于 1918 年冬出国游历英、法、比等国，于

1920 年春回国。他根据自己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状况的考察，主张实行一种非“马克思一派倡的”社会主义，即要避免“社会革命这个险关”、“尽情发挥”资本家和工人“互助精神”的“社会主义”①。——显然，他们主张的

② 《每周评论》，第 31 号。

③ 《每周评论》，第 35 号。

① 《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 年 11 月 6 日。

② 《现在与将来》，《改造》第 3 卷第 4 号。

① 《游欧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5 册，第 34 页。

是改良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化的社会主义。他们还借口中国实业不发达，劳动阶级还在“胎教时代”，否定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可能。

李达、陈独秀等对以上张、梁的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是：“根本改造经济组织，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这个原则不能因为“中国现时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而改变②；“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他们的结论是：“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③陈独秀还在具体分析比较了 5 种社会主义流派后明确指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④ 这些论述，有力地揭破了梁启超主张的假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擦亮了许多受迷惑青年的眼睛。同时，蔡和森和毛泽东在讨论中，也表示：“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即“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明确主张采用“马格斯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⑤。

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对于中国在历史转折关头抛弃资本主义、选择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开展革命工作，做了理论准备工作。缺点是不善于把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作统一的理解，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否定了资本主义在当时中国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将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开展产生“左”的影响。

在进行以上社会主义讨论的同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运用社会主义进行种种改造社会的实践，企图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从而使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一度在中国流行起来，如克鲁泡特金的进化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和工读主义等。当时，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都对这些空想社会主义发生过兴趣，而王光祈据此发起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影响最大。

工读互助团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等等①。

北京工读互助团曾发展到 4 个小组，共数十人参加。后来，天津、武汉、上海、长沙、广州等地都仿效实行，出现了各种工读互助团那样的组织，但都很快就失败了。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向中国人民宣布：拯救中国不能采用实用主义和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和急进的激烈的方法，谋社会整体的改造。这就为大量先进分子急速地向科学社会主义迈进开辟了道路。

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从右边攻击不同，无政府主义从左边攻击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在中国有如汪洋大海，占了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在帝国主义、

②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 9 卷第 1 号。

③

④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 9 卷第 3 号。

⑤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 年 8 月 13 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 3 集。

① 《工读互助团简章》，《少年中国》第 1 卷第 7 期。

封建势力的长期压迫下，不断破产，产生一种绝望中反抗的极端情绪，否定一切权威和约束，追求绝对自由，因此，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制度、政党和纪律。于是就崇信欧洲各种无政府主义思潮。20 世纪初，中国就产生了一批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复、李石曾、吴稚晖、张继等，他们的后继者有黄凌霜、区声白等。

十月革命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斗争矛头指向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统治，具有进步的意义。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他们把主要斗争锋芒转向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制度。1919 年 5 月，黄凌霜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进行大肆攻击，特别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说“无政府党人以为国家的组织，⋯⋯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无产阶级政权“压制个人”；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只能使“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声称“无政府共产党想将国家的组织改变，由平民建立各种团体会社，⋯⋯去除一切强权”，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①。

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之时，正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建党工作之日，对这种思潮的态度，关系到要不要建立政党和建立什么样政党的大问题。1920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负责人陈独秀，在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上，发表了《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从而拉开了全面回击无政府主义的序幕。然后，陈独秀、李达、施存统、蔡和森、李大钊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的 3 次通信

影响较大，刊登在《新青年》第 9 卷第 4 号开辟的《讨论无政府主义》的专栏内。

在这场论战中，共产主义者方面有针对性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①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必要，是“要把有产阶级势力连根铲尽，⋯⋯非有比较长期的压制不可”；同时又宣告，我们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要消灭国家，必须“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②。反对一切约束，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对此，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多方面进行了说理辩驳，指出若如此，任何事情，特别是社会生产，“非闹到停顿而破产不可”；“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倚赖中央的权力不可”。在分配方面，他们指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各取所需” “是绝对办不到的”③。

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主要是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批判无政府主义，主要是捍卫和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建党学说。这场论战持续了 1 年多，论战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在一些社团、学校，以及国外留学生中，都有反映。而且，由于无政府主义理论贫乏，马克思主义取得了

① 《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

①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

② 施存统：《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 5 号。

③ 李达：《社会革命的商榷》，《共产党》，第 2 号。

明显的胜利。1922 年，区声白在给陈独秀信中，不得不表示承认错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大批激进青年也比较清楚地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都转变为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如陈延年、施洋、黄爱、庞人铨等。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一大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中国共产党就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