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军阀割据的形成一、北洋军阀的分化与政局

1916 年 6 月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实权却落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这是因为这时的北洋集团已经分化。

袁世凯利令智昏不顾一切复辟帝制时，北洋集团中稍有点理智的人，包括他的北洋嫡系段祺瑞、冯国璋等，不愿为他殉葬，纷纷反对，北洋集团即已出现裂痕。袁败亡后，北洋集团因失去重心和驾驭人物，裂痕扩大，于是分化成两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

袁世凯死后，军阀的不断分裂割据和混战是北洋时期政治的一大特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分散独立的个体经济和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争夺与分裂政策。这是中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军队分散掌握在各派系军阀头子手中， 而不像封建社会，全国军队忠于皇帝一个人；也不像资本主义社会，全国军队忠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北洋时期充分表现出军队对国家政治决定性的、畸形的影响。落后的经济与落后的军事相结合，不可能产生先进的政治。这是民主共和政治几经摧残的根本原因。

皖系成员，一部分是段祺瑞在北洋军中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和北京政府陆军总长时培植的一批军事骨干力量，如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等； 一部分是袁死后，段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时，从北洋集团中网罗的私党，如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福建督军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甘肃督军张广建、浙江督军杨善德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等。这两部分人构成了皖系军阀集团，也表明了皖系控制的基本地盘。此外，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河南督军赵倜、热河都统姜桂题、奉天督军张作霖，以及王辑唐、田文烈、方枢等许多军阀政客，也都一时依附于皖系。在财界拥有雄厚势力的交通系政客曹汝霖、陆宗舆和叶恭绰等，也和段有密切关系。

直系冯国璋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不久，接替张勋出任江苏都督，为北洋派坐镇江南。他起初的势力和地盘比皖系小，主要是任湖北、江西护军使的王占元和李纯。所以，整个直系势力的基础是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三省。虽势力不如皖系大，但处于南北斗争的咽喉地带，在战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皖直两系当时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待南方的不同态度上。段祺瑞以北洋派正统自居，主张对南方取强硬态度，由北洋派统一全国，并由他来主宰天下，因此把国民党、进步党及西南实力派等反袁势力，视为异己力量，准备加以消灭。所以，对南方提出的恢复旧约法，召开国会，惩办帝制祸首三大要求，段祺瑞内心并不乐意接受，只是时势所迫，暂时让步应付。因此在履行这些要求时，他处处作难。

冯国璋则不然。护国战争期间，孙洪伊、唐绍仪等为拉冯反袁，与冯保持经常接触。袁死后，这种关系继续发展。冯与军务院之间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共商复辟垮台后的要政。因此，冯对于南方的三大要求较早地表示赞同， 并对段祺瑞的作难作了一些斗争。

袁世凯死后，中央实权所以落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一是由于当时皖系的势力大于直系；二是由于段祺瑞一直在中枢任职，近水楼台先得月。早

在 1916 年 3 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时，为了收拾残局，重新起用段祺瑞， 任命他为参谋长，旋又改任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三是由于当时段祺瑞接受了南方提出的三项要求，因此他也为南方所接受。

6 月 29 日，黎元洪发布命令，废去原来国务卿的职称，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然后，段配合黎元洪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以肃清帝制遗毒，同时改造旧内阁，组织了一个包括南方 5 名成员的新内阁，并在 8 月召开国会。7

月 14 日，南方的军务院宣告撤销。中国表面上又实现统一，从此，开始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的历史。但是，段并不真心实意地拥护共和，而且袁世凯统治赖以存在的旧的封建官僚势力并没有触动，又成为段的统治基础，他们为了私利和派系集团的利益而争斗，因此，各种矛盾又激化起来。

在当时全国的政治舞台上，重要的政治势力，除了皖系和直系军阀之外， 还有国民党、西南地方军阀、进步党和黎元洪总统府。由于皖系掌握了中央实权，因此政局的特点是，皖系与其它各派的矛盾成了主要矛盾，同时，其它各派之间也有复杂的争斗。

首先是皖系军阀与其它各派的地盘之争。

在任命各省督军、省长时，段祺瑞实行按军事实力来安排的办法。当时全国有三种武装力量：北洋军、进步党和西南实力派、国民党。北洋军力量最强，占据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和华南一部。进步党和西南实力派的武装其次，掌握了云、贵、桂、川及湘、粤的部分地区。国民党的武装最弱并且分散，只有驻韶关的李烈钧部、驻长沙的程潜部和驻山东潍县的居正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安排结果，北洋派控制的各省督军几乎是袁世凯时期的原班人马，西南实力派获得了云贵桂川粤浙地区，国民党（包括中华革命党和稳健派）完全被排斥。如此，以后皖系军阀与国民党的矛盾， 就主要向政治议会中发展。

在争夺地盘斗争中，国民党所以被轻易击败，除了段祺瑞的计谋，还由于孙中山和大多数国民党人对段祺瑞封建军阀的本性认识不清。在袁世凯死后，孙中山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诚恳地与段祺瑞合作，并且为了表示这种诚意，主动在 6、7 月先后发出了收束中华革命军和停止中华革命党活动的通告。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所以能复辟，是由于“民智未开”。于是他得出结论：维护民主共和必须使民众参政，而使民众过问政治的最好方法是实行地方自治，渐次实现直接民权。由此可见，孙中山的主张虽属幼稚，但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所以，国会复会后，国民党人便以国会为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阵地，为重建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这势必与段祺瑞追求新的军事独裁发生冲突。

皖系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争夺相当激烈。而且，在护国战争中崛起的西南各省武装集团，在袁下台后，拥兵自固，扩张地盘，立即把讨伐帝制的正义战争，变成争权夺利的非正义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从而蜕变成一个个地方军阀集团，主要有滇、黔、川、桂、粤、湘 6 系。

滇系军阀以云南都督唐继尧为首。在护国战争中，他派罗佩金率滇军入川，战后，罗出任四川督军。为巩固四川地盘，罗在执行北京政府收束军队的命令时，采用“强滇弱川”的政策，企图搞掉川军刘存厚部。刘部在护国战争中起过一定作用，这时已变成川系军阀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对滇军扩张不满，段祺瑞乘机挑拨，支持刘反罗，1917 年 4 月 18 日，即爆发川滇“刘

罗”之战。战争在成都城内外激烈进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战争结果，滇军失败，由戴戡暂代四川督军。

戴戡是进步党人，又是黔系首领刘显世派遣的入川黔军司令。刘在护国战争后任贵州督军，后又兼省长，集贵州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内实行黑暗统治，对外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使戴戡获得四川省长、军务会办之职，现又兼督军。刘罗之战时，戴曾允刘存厚，待罗下台后，将军务会办一职让刘； 现控制了四川大权，却不履前约。于是，7 月 5 日，又爆发了川黔“刘戴” 之战。黔军不敌，在从成都败退时，遭刘军腰击，逃散，戴也被杀害。北京政府乘机谋取四川，任命北洋系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率军入川，调刘存厚、罗佩金入京候办。但刘不遵命，乘胜追击滇、黔军。唐继尧、刘显世组织反扑，阻挡刘存厚，逐出吴光新。北京政府只好在 12 月 8 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张澜为省长。

桂系军阀以陆荣廷为首，护国战争中打败了原投靠北洋系的广东都督龙济光，形成了桂系独霸两广的局面。1917 年黎元洪与段祺瑞发生争执时，都拉拢陆荣廷，4 月 10 日，升任陆为两广巡阅使。

皖系与进步党的关系，有合作，也有矛盾。袁世凯暴死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立即转变对北京政府的态度，全力拥护段祺瑞，并且推动唐继尧、陆荣廷等撤销军务院，拆散了南方护国阵营，一道支持段祺瑞政府。梁启超进步党原来附袁反袁以及与国民党的争斗，都是为了本党的利益，带有投机的色彩。现在袁世凯死了，国民党仍在，而他们自以为与袁的继任者并无重大矛盾；北洋势力不仅不会构成对他们的威胁，而且他们必须依靠北洋派才能有所发展，才能与国民党抗衡。所以，他们又依附于北洋派，而且首先希望段祺瑞帮助他们在西南取得一块地盘，作为进步党的活动基地。

但是，进步党的这个企图，一是与北洋集团图谋西南的安排有矛盾，二是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根本利益相冲突，注定是要落空的。

进步党在西南的活动首先受到唐继尧、刘显世等的挟制。蔡锷、戴戡率滇、黔军入川作战后，唐和刘就在经费、兵员、武器各方面都未给予必需的援助。护国战争结束后，唐、刘又严密防范梁启超、蔡锷回归，从而迫使进步党放弃经营云贵的计划。两广方面，已是桂系陆荣廷的天下，进步党也很难打入，最后只得转向四川。7 月 6 日，梁启超从段祺瑞处，争得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蔡因病去日本死亡后，戴戡接任川督，又因分赃不均， 与川军实力派刘存厚发生冲突。刘在北京政府段祺瑞的支持下，倾全力围歼了戴戡部队，并把戴打死。进步党在护国战争中所掌握的这一点点武力，就这样丧失了。

梁启超进步党经营西南的计划完全失败后，不得不回到北京，依附北洋派，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谋北洋政府中一席地位。但皖系也只是利用他们与国民党的矛盾，并不愿意他们来分享余润，因此又潜伏下破裂的危机。

以上各种矛盾，或是利害冲突还不尖锐，或是地区相隔远大，多数还处于潜伏状况。唯有段祺瑞与黎元洪的矛盾，生在肘腋之间，很快酿成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