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庆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

1945 年 8 月 14、20、23 日，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渝，就“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共定大计”。他表示，“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是完全了解的，但考虑到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和平民主以及蒋介石集团内部存在种种矛盾的情况，认为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和斗争，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甚至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

改革；同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努力维持国内和平。所以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中央随即于 8 月 25 日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8 月 28 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此举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真诚愿望。因此毛泽东等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称颂毛泽东亲莅重庆为“弥天大勇诚堪格”。

重庆谈判从 8 月 29 日开始，共进行 43 天，10 月 10 日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 月 11 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继续留渝谈判。

“双十协定”内容共 12 项。其中有些项目达成了协议，有些项目没有达成协议，或实际没有达成协议。达成协议的主要有：关于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双方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介石领导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双方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首先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此外还有关于给人民以自由、党派合法、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等问题。未达成协议的项目，一是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修改国民党一党制定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及《五五宪草》；国民党坚持原代表有效，坚持《五五宪草》。最后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讨论解决。二是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这是双方争论的中心。中共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为此提出四种方案，均被国民党方面拒绝；国民党坚持“政令必须统一”，即取消解放区政权。实际并未解决的项目主要是关于军队问题。中共方面作了重大让步，表示可以从南方 8 个解放区撤出自己的军队，并把军队数目缩减为 24 个师，

至少 20 个师，占全国军队编制的 1/7（国民党将军队编为 120 个师）。国民

党方面表示，如果此次商谈的各项问题能全盘解决，可以考虑 20 个师的数目。双方同意成立三人小组，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个问题。

重庆谈判推动了和平民主潮流的发展，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影响。它使共产党争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使坚持独裁内战的反动势力进一步陷于被动地位。因此，尽管“双十协定” 很快被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仍具有重要意义。

蒋介石一面同共产党领导人谈判，一面派军队进攻解放区。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和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两次密令各战区印发 1933 年蒋为“围剿”红军而编写的《剿匪手本》。“双十协定”签订后几天，蒋又发出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晋冀鲁豫军区在 9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举行上党战役，歼灭进犯该地的阎锡山部主力 3.5 万人。晋察冀和晋

绥军区于 10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举行了绥远战役，歼灭沿平绥路东犯的傅作

义部 1.2 万人。晋冀鲁豫军区于 10 月下旬至 11 月初举行了邯郸战役，歼灭

沿平汉路北犯的孙连仲部 3 万余人，其中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 8 军军

长高树勋率万余人起义。山东军区部队等于 10 月中旬至 1946 年 1 月中旬进

行了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歼灭沿津浦路北犯之敌 2.8 万余人。

四次战役总计歼灭国民党军近 11 万人，有效地阻滞了国民党军向华北解放区

的推进。

在重庆谈判期间，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就是利用现有的有利条件，经过努力，“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①向南防御，即在长江以南实行收缩，将部队北移，以便集中兵力，准备对付国民党军的进攻，保证部队主力向北展开。这一战略方针的核心是倾注大力争取东北。为此，中共中央先后派出部队 11 万人，干部 2

万人（其中包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 10 人，中央委员中有 4 人为政治

局委员）。先期由冀热辽军区出关的部队也迅速发展到 10 万人。到 1945 年

底，东北的人民军队总兵力达到 28 万人，在东满、北满、西满、南满广大地

区建立了根据地。本年 11 月初，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与东北抗日联军

（已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合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 年 1 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由于人民军队坚决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对国民党进犯军予以自卫反击，并积极执行“向北发展”的方针，解放区进一步扩大。至 1946 年 1 月，

解放区的面积已有近 240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1.5 亿，城市 506 座。

在解放区军民胜利地进行自卫反击战的同时，国统区人民反内战的运动也迅速发展。 11 月间，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谁要发动内战，谁

就是全国的公敌。”成都各大学 21 个团体联名发表《制止内战宣言》。重庆许多群众团体和杂志社纷纷呼吁制止内战，并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昆明，11 月 25 日，西南联合大学等校师生及市民 6000 余人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武力威吓。26 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罢课抗议，28 日发表《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12 月 1 日，国民党军警、特务、暴徒围攻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等校，殴打师生，并投掷手榴弹，结果 4 人被炸死，11 人受重伤，14 人受轻伤，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又激起更大的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浪潮。

这期间，民主党派空前活跃，新的党派纷纷成立。10 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民盟纲领、政治报告、宣言和章程，进一步完备了组织系统。同月，谭平山等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2 月，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等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1946 年 1 月，洪门致公党发表宣言，呼吁国内停止内战，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图建设。到 1946 年 4、5 月，又有酝酿于豫湘桂战役期间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正式成立。前者领导人为李济深、蔡廷锴、何香凝等，后者领导人为褚辅成、许德珩等。这些民主党派在反内战争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解放区的自卫反击战和国统区的反内战运动，给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以沉重打击，使蒋介石感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他还需要做进一步准备。同时，国际上美、苏、英等国，出于各自的目的，也都不赞成中国重新爆发内战。美国政府决定采取步骤，帮助国民党“和平统一”中国。 1945

年 11 月 27 日，美总统杜鲁门批准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同时任命陆军上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71 页。

将马歇尔为总统驻华特使，负责“调处”国共争端，即“运用美国的影响”， “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 “尽快地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12 月 15 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又要求国民党政府作出容纳其它党派的改革，以便换取中共交出军队，用“和平”的办法“统一”中国。12 月，苏、美、英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也表示：“同意在国民政府下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各级机构要有“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内部冲突必须停止。

在上述国内国际背景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召开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 年 1 月 7 日，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1 月 10 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政协会议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主持召集，与会代表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五个方面，共 38 人。五个方面人士，实际代表三种政治力量。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青年党追随国民党。民主同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是中间派，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中也以中间派居多。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根本主张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但会议中，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这些基本问题上，多与中间派取得一致意见。会议进行 22 天，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宪草、军事五项协议。其中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规定：修改已有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该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委员 40 人，半数为国民党人员，半数为其它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凡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的议案，须有出席委员 2/3 之赞成始可通过。

这些协议都是经过激烈的争论而达成的。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关系问题。国民党主张必须先由共产党交出军队，做到军队国家化，然后它才能开放民主。中共指出，必须先有政治民主化，然后才能做到军队国家化，如果把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就不仅会断送这支军队，而且将从根本上断送政治民主化，中共只能把军队交给民主化的国家。但为了打破僵局，使谈判进行下去，中共又提出，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可以同时进行。讨论中，民盟提出，不只共产党要交出军队，国民党的军队也要整编。在多次讨论之后，始达成上述各项协议。这些协议所确定的中国政治制度，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它虽然不同于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首先是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否定。因此这些协议的达成，表明了人民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这次政协会议，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比较典型的合法斗争，并开创了以党派政治协商的形式解决政治纠纷的先例。政协协议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政协会议闭幕的第二天，1946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认为：由于政协协议的达成，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指示要求“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全党要“准备为坚决实现”政协协议而奋斗。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决心严格履行政协各项决定的，

以便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这个指示同时也指出：“国际国内反民主势力依然强大”，蒋介石接受政协协议同过去实行抗战一样， “带着极大被迫性”，“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因此，要“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要把练兵、减租、生产作为“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①不久，随着蒋介石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的行动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估计。

同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相反，国民党统治集团无意执行政协协议。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竟有人提议对国民党出席政协的代表进行弹劾。1946 年 2 月10 日，重庆各界近万人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当局指使特务、暴徒进行捣乱破坏，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多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在此前后，国民党当局还在各地策动多起反苏反共事件。3 月上旬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完全推翻了政协关于宪法草案的协议。蒋介石宣称政协通过的修改宪草的原则，“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要把握住其重要之点多方设法来补救。”全会通过的《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提出五条宪草修改的原则：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法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也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省无须制定省宪。这些就把政协确定的议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几项原则完全否定了。4 月 1 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又公然推翻了政协关于改组政府的协议。他说： “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够代替约法。”“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与全国人民是决不能承认的”。事实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不仅根本反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张，而且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也是不准在中国实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