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争

从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上半期，中国思想理论界和文化界论战迭起。社会性质论战、社会史论战、农村经济性质论战、新哲学论战以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等，相继发生，并产生广泛影响。

1927 年革命高潮过去之后，各种政治势力都在重新思考、探索中国的出路问题。无论主张走什么路，都必然涉及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而国情认识的核心又是社会性质问题。

中国革命是在苏联的帮助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所以中国思想界

的反思又必然受到苏共和共产国际内意见分歧的影响。拉狄克、托洛茨基等一派人，认为中国已“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拉狄克），或说：“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托洛茨基）；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过去，再爆发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斯大林等则认为：中国的基本事实，一是“半殖民地地位”，二是“封建残余的压迫”。因此，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反帝“民族解放革命”。但又认为 1927 年民族资产阶级已背叛革命，小资产阶级已脱离革命，因而强调工农民主革命。中共“六大”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而中国托派，则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封建势力变成“残余之残余”。

中共中央和托派组织都发动自己的成员及其影响的知识界阐述各自的观点，从而构成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还有一些文人学者乃至政界人士，也都纷纷提出看法。如：顾孟余认为中国的社会构造是“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陶希圣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但“其庞大的身份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士大夫阶级”；梅思平认为中国社会“乃完全是一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顾是“改组派”，陶、梅属由

《新生命》杂志形成的“新生命”派。

1930 年 4 月，《新思潮》杂志①刊载“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潘东周、吴黎平、王学文、李一氓等人的文章，阐明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主张，批驳了托派和陶希圣等人的观点。这期专号的出版，标志着社会性质论战的开始。接着，托派任曙、严灵峰等发表论著，反对《新思潮》的观点。1931 年 5 月，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同年 8 月至 1933 年 4 月又出版《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 4 辑，汇集了各种观

点的有代表性文章 50 余篇。其它许多刊物也参与论争。有关专著相继问世。这样，社会性质论战在社会史论战这一总标题下掀起高潮。

论战中对中国社会性质提出的观点，可谓五花八门，至少有 10 余种，但其中主要是资本主义说与半殖民地半封建说之争。

托派任曙、严灵峰等地开对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研究分析，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而且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度夸大，由此断言“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他们抹煞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依存的事实以及帝国主义经济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要“绝对”破坏封建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对华洋资本应“一视同仁”、“一并计算”。他们还歪曲农村的阶级关系，认为在中国占有广大土地的“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或地主化的资本家”，“中国土地的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②

中共理论工作者驳斥了托派的观点。他们指出，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他们分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关系，既肯定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又指出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

① 该杂志系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通过创造社出版。

②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它不可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更不可能“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地主阶级经营土地和剥削农民的租佃方式，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封建式的剥削”。①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封建半封建关系在农业经济中仍然占据着优势，因而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极为重要。自然，当时的宣传，也有不当之处，如把整个资产价级与地主阶级相提并论，一同看作是革命对象，这反映了共产党内普遍存在的一种“左”的观点。

到 1935 年，又发生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争论。这是社会性质论战的继续和深入。论战的一方为中共理论工作者钱俊瑞、薛暮桥等，他们以《中国农村》月刊为阵地，被称作“中国农村派”；另一方为托派王宜昌、王景波、张志澄等，他们以《中国经济》月刊为阵地，被称作“中国经济派”。前者从农村经济的分析中，进一步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及农村土地革命的必要。

对当前社会性质的认识，必然要联系到对过往历史的探求。因此，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展开不久，又扩展为整个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事实上，当时这两个论战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前者也被看作是后者的内容之一。

社会史论战涉及许多历史理论问题和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进程，问题极为广泛、复杂。它既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又带有很大学术性质。大体围绕如下问题展开：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社会是否存在；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秦汉以后的社会性质；中国未能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因等。每一问题都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争论十分激烈。这场争论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进步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为指导，初步理出了中国社会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脉络。按照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时期，这就为中国新史学体系的建立确定了框架。经过论战，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历史科学著作，推动了中国史学队伍的成长。1930 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为创立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等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也都取得成就。

关于新哲学即唯物辩证法的论战，是在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风行全国的形势下，由资产阶级学者张东荪挑起的。他在 30 年代上半期发表《我亦谈谈辩证唯物论》、《辩证法的各种问题》、《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等文，出版《认识论》、《现代哲学》等专著，还编辑了《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在哲学根本问题上，张东荪提出“架构”论，认为客观外界“只是空的架构”， “有物理而无物质；有生理而无生命；有心理而无心灵”。他反对唯物论和辩证法，攻击辩证法已成了人类思想史和学术史上“过时的古董”，马克思的辩证法“错误到不可救药”。

年轻的理论工作者邓云特（邓拓）迎接了张东荪的挑战。他发表多篇文章，批判张东荪的观点，其中《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尤为重要。他指出，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有它的总规律”，唯物辩证法就是这样的“总规律”、“普遍法则”。他解释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认为“每一事物之本身就是充满着矛盾”，“一切事物的运动都以矛盾为其动力”；“事物之发

① 刘梦云（张闻天）：《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读书杂志》1 卷 4、5 期合刊。

展，必须有量的积累与质的突变”；“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是“自然、人类社会及思维等一切现象发展的过程”。

叛离共产党的叶青，也相继发表《哲学到何处？》、《张东荪哲学批判》、

《论哲学的消灭》等著作和文章，并编辑了《哲学论战》文集，批判张东荪，以所谓新唯物论者自居。但叶青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对者。他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哲学消灭”论，说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由宗教而哲学而科学”，宗教早已消灭了，现在是“科学独霸知识界的时代”，科学“消解” 了哲学，“哲学的本土没有了”，哲学也就“消灭了”。叶青对辩证法的一些基本观点，如运动的绝对性、矛盾的普遍性、对立物的统一与斗争、量变质变、内因外因等，都做了歪曲的解释。

青年哲学家艾思奇，着重反驳叶青，也批判张东荪。他发表《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几个哲学问题》等文，又在上海《读书生活》连载“哲学讲话”。他批驳了叶青的哲学消灭论，指出哲学并没有消灭，新唯物论“使哲学仍保持着独立的领域和对象，那对象就是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法则，也就是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运动变化的总法则”。哲学“必须以各科学部门的研究为基础。同时，它也可以反过来指导各科学部门的研究”。“哲学讲话”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既是批判错误观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贡献。

《哲学讲话》单行本 1936 年出第四版时，易名《大众哲学》，至 1948 年共

印行 32 版。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李达，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哲学论战，但他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1935 年，李达写成并印行了《社会学大纲》一书，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全面系统阐述。它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稍后发表的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共同标志了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