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文化

鸦片战争后，伴随列强的军事、经济侵略，西方文化亦挟列强坚船利炮之威蜂拥而入，同传统的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发生尖锐撞击。面对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从救亡图存出发，在痛苦反思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终于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喊，从而开始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从洋务派的自强运动、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宣传，到康梁的变法维新，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由最初主张学习、引进西方的船炮科技工商即物质文化，逐步进到主张学习、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理论学说。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发展到一更高层次，一部分先进之士逐步认识到，不仅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有其高明之处，西方的思想文化亦有其可取之处。简单地引进西方的器物文化、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不行的。由此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反思与对西方思想文化探索学习的新进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掀起的西学传播浪潮以及由此引发的中西学之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20 世纪初年出现的西学传播浪潮，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西学，尤其是有

③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954 页。

④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956～957 页。

①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954 页。

关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及哲学等方面的名著纷纷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据统计，作为 19 世纪后期中国西学传播中心的上海，在戊戌以前的半个世纪中

译书 434 种，而 1902—1904 年 3 年时间译书即达 360 种。再就译书的品种看，

1902—1904 年全国共译书 529 种，而其中反映西方文化思想流变与现状的哲

学、政治、法律等方面的著作达 278 种，占总数的一半强。①这种大规模的翻译介绍活动在其后一直持续并进一步发展，从而使西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一时人们竞相谈西学、议西学。尽管对西学的真实内容并没有透彻的理解，但士人见“大书特书曰‘时务新书’者，即麇集蚁聚，争购如恐不及”。更有一些人“得鱼目以为骊珠也，朝披夕哦，手指口述，喜相告语：新学在是矣”。②由此可见人们追求西学之热烈及西学传播之广泛，同时亦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对西方文化思想的认识，对西学之真谛还缺乏全面、完整的理解。

随着大规模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思想著作浪潮的不断发展，这时陆续出现了一批致力于传播、宣扬西学且有较全面理解的著名西学传播者，严复即是其杰出代表。严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生于 1854 年。早年就读于福州船政局所设之海军学堂，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后被选派留学英国。在英学习期间，先进与落后的强烈对比使严复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逐步对国人奉为圭臬的传统文化产生疑虑，而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开始钻研中西文化问题。归国后严复任职于天津水师学堂，继续对中西文化的研究。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给严复以极大的震动，使其认识到简单地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是不行的，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弱贫穷的困境，必须从政治制度上进行变革，从思想文化上进行创新。由此他更致力于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探索，并以极大的兴趣与精力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化名著。1895 年严复着手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系统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该书 1898 年春出版后，很快风行全国，“优胜劣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警语一时成为有识之士议论的中心话题，而进化论思想亦成为维新派变法的理论基础。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倾全力于西学的介绍与传播，力图汲取西学之精华，唤醒国民，富强国家。到 20 世纪初，他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穆勒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以及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等。这些书及前译《天演论》，被后人通称严译八大名著，它们的被译出版，对于西学的传播和人们更深入完整地了解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和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寻求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大量翻译出版西学论著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专门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思想著作的刊物。如由留日学生杨廷栋创办的《译书汇编》，以翻译介绍欧美及日本的政治学著作为主，曾译载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即《法意》）、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斯尔的《代议政体》等。再如由留日学生杨笃生等创办的《游学译编》，亦以介绍传播西学为主要内容，曾译载了大量有关近代西方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论著，影响很大。特别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广泛介绍了西方的各种学说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发生广泛影响。

①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 1032、1034 页。

② 冯自由：《政治学》序言，广智书局 1902 年版。

20 世纪初年西学的广泛传播，是与反对封建时代思想文化密切相关的，在介绍和传播西学的同时，许多西学传播者对封建思想进行了尖锐抨击。严复曾指出，“为思想，为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严也，而非治人者之所当问也，问则其治沦于专制，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①明确主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反对八股文、宋明理学对人们思想言论的禁锢。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西学传播也很重视，他们创办的许多报刊都介绍西方学说，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等思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反对君主制度，鼓吹建立民主共和。

西学的广泛传播，无疑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伦理道德是很大冲击，而给沉闷的中国思想界带来清新的空气，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变革。然而西学的宣传者亦有诸多不足，其中突出表现为对西方的盲目崇拜，主张彻底输入文明。此外，他们所介绍传播的西学还缺乏系统性，较少加以选择，去粗取精，亦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正因如此，西学宣传者遭当时许多人的反对，不仅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其反动政权的需要而反对他们，就是有些知识分子也反对他们如此传播西学，甚至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也有些人反对“醉心西化”。反对者在诘难、批驳西学的种种“不是”的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大加赞赏，称之为“国粹”，声言要“存国粹”。这里，由于反对者的政治立场的不同，对于“国粹”的理解，或者说“国粹”一词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存国粹”的目的也有原则差异。如张之洞之言“国粹”，是因为“道微文敝，世变愈危”，因而要“存国粹”以“息乱源”。②其目的是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章太炎、黄节、刘师培等宣扬国粹是试图从“国学”中的“夷夏之变” 来寻找反对异族侵略的爱国思想，宣传“排满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

由于动荡的政治环境，有关中西学的论争没有能够充分展开，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人们的认识亦未深入，因而论争本身在当时并未产生大的影响。但问题既已提出，尤其是中国文化思想未来发展取向问题，无疑对以后的中西文化之争有所启迪。

以西学的广泛传播为背景，20 世纪初年中国思想文化界诸领域都呈现出丰富多采的变化，而文学、诗歌、史学等领域的所谓“革命”，尤为引人注目，并对以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新文学、新史学之先声。

早在 19 世纪末年，针对诗坛形式陈旧、内容空虚等弊端，黄遵宪首倡“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诗界革命”口号，梁启超、夏曾佑等起而响应，推波助澜，梁启超甚至断言“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从而掀起了20 世纪初年“诗界革命”的浪潮。所谓“诗界革命”，照梁启超的解释，就是革除旧诗陈腐空虚的内容，而在旧诗的形式下表达新的精神，“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①它并非是要破除旧诗的形式，或简单地使用新词句，而着重的是新意境，即思想内容和艺术境界的革新。梁启超还进一步强调新意境“不可不求之于欧洲”，表示要“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②综观诗界革命之成果，其中不乏立意清新、内容丰富的好作品，如黄遵宪、蒋智由等人的叙事诗、言志诗等，但总的说来成绩

① 《法意》上，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271 页。

②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第 208 页。

①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六三，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51 页。

②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189 页。

平平。由新内容来改造旧形式的目的并没达到，相反旧形式往往束缚了内容的创新，同时单纯追求新名词。然而从诗歌发展的趋向看，其“在观念上” 对于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1902 年底，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

治之关系》一文，首倡“小说界革命”。还在 1898 年，严复、夏曾佑就曾在

《国闻报》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强调小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兀兀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克为说部之所持”，并指出小说写“人心所构之史”，而历史则写“人身所作之史”，区分了小说与历史的不同。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梁启超倡导小说革命，其对小说之社会功用的认识较严复等人又深了一层，他将小说摆到了启蒙的高度，将小说与社会改良结合起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对于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术、人格等均有强大的支配力，从而把小说推为“文学之最上乘”。由于强调小说的教诲作用，梁启超又特别重视“政治小说”之功用，认为欧美诸国的变革，“政治小说为功最高”。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20 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小说创作的繁荣时期。小说阵地空前扩大，继《新小说》之后，《绣像小说》、《月月小说》、

《小说林》等专刊相继问世，其它一些刊物也竞相刊载小说，同时专业小说作家队伍迅速扩大，小说作品数量大增。据阿英《晚清小说目》的不完全统计，成册的创作小说即达 400 余种，翻译小说 600 余种，并且出现了一批如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等重要文学作品。就其内容说，这一时期，批判旧中国，呼唤新中国；批判奴隶精神，歌颂新人格；批判旧风尚，歌颂新风尚，成为一些文学作品的显著特点，而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思想亦为大多数小说作家所认同。

然而在小说被誉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同时，小说革命亦存在过分强调其教诲作用而忽视其审美品性的弊病。黄遵宪即曾致信梁启超，诚恳地指出“政治小说”之致命短处，即在于缺乏“小说中之神采之趣味”。①对于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反对将艺术仅作为政治教育之手段，而忽视其自身的价值，强调创作者鉴赏者均应超越现实的功利，尊重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和规律。②显然，王国维在批评梁启超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同时，也走向另一极端。然而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对于纠正当时单纯注重文学之社会价值而忽视其自身特性与美学价值的普遍偏向，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正因如此，在当时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还是有相当影响的，它与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相对立而互补，从不同的角度对“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封建文学观发起冲击。

在上述两种对立的文学观之外，鲁迅的“立意在反抗，主归在动作”的文学观，在当时亦有相当的影响。在弃医学文、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初，他是抱着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之目的的，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③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梁启超功利主义文艺观的影响。当王国维起而反对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学观，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时，鲁迅亦受其影响，对于文艺自身特性与其审美价值加以肯定，强调“由

① 黄遵宪：《致梁启超》（1902 年 11 月），见《梁启超年谱长编》。

②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王国维遗书》第 5 册，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

③ 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

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④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以后经过鲁迅的独立思考，选择改造，逐步消失，最终他在吸收梁、王文艺观之合理、正确的内容基础上，形成自己“为人生” 与“改良这人生”的文艺观，并在这种文艺思想影响下，从改变国民精神出发，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素材，创作出如《阿 Q 正传》等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文艺作品。

“史学革命”的提出与新史学的兴起，是 20 世纪初年中国文化思想界变化纷呈的另一重要现象。1902 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一文，大声疾呼，声称“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同年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史学通论》一文，亦提出“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由此，“史学革命”的旗号正式打出。

“史学革命”的提出是针对封建旧史学的积弊，树立“新历史旗帜”，以振奋国民精神、发扬民族主义，从而为“救国”、“兴国”服务。它的主要内容是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和分析封建旧史，重新认识和编写中国历史。20 世纪初年“史学革命”的积极推进者，主要是通过翻译日本史学家的有关论著来学习和吸收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1902 年留日学生汪荣宝根据日本著名史学理论家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并参照其它日本史学家的有关论著，编译发表了《史学概论》一文。在其译述中，汪荣宝首先阐述了历史的意义与研究历史的必要性，一个社会， “现在优于其过去，方来者又优于其现在，则其社界必胜，若从来之思想，以历史先哲之真似而读诸，则知识凝滞，而终亦与古人同灭而已”。①这里汪明确地对封建旧史学展开了批判。西方史学思想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创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史学而著称的法国学者基佐与英国学者巴克尔，其生平与思想，也在这时被介绍出来，巴克尔的代表作《英国文明史》还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在翻译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纷纷提出新的修史方案，并开始在新的理论指导下，运用新的方法编写中国历史。1900 年，章太炎修订《訄书》时，曾作《中国通史略例》一文，提出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意见与方案。1901 年梁启超在写《中国史叙论》一文时，作为其计划编写的中国历史的叙言，对中国史研究的内容及其研究方法、时代划分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陈黻宸、马叙伦等亦对编写新的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早以新的理论为指导并运用新的方法编写和出版中国历史的是曾鲲化和夏曾佑，他们先后在 1903—1904 年、1904—1906 年分别编写了《中国历史》（上、中卷）和《中国历史》（1—3 册）。作为“史学革命”的直接成果。这两种书的出版发行，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受到学术界与出版界的高度重视与评价。它们不仅对当时“史学革命”的深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且对以后的历史研究及中国历史的编写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此为起点，中国历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