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资产阶级右翼的思想斗争

1924 年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以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现代评论派和戴季陶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在思想战线上向革命派发起了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团结党外左派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了反击。

国家主义派原是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右翼，公开标榜国家主义。1923 年 12 月，其代表人物曾琦、李璜和余家菊等留法分子在巴黎成立了中国青年党，当时就受到中共旅欧支部周恩来等人的批判。1924 年秋，他们把活动中心移到国内。以邹鲁、谢持等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因在 1925 年

11 月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苏反共决议而得名。这两派虽有一在国民党内、一在国民党外之别，但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都反对革命。

为了欺骗群众，西山会议派仍然打着“打倒一切帝国主义”、“铲除一切军阀”的旗号；国家主义派则接过五四时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的口号，但在他们的纲领和文件中，这些口号的内容已被篡改，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含义却作了新的解释，而把反帝变为反苏，把打倒军阀变为勾结军阀。

西山会议派认为：“凡为自身谋利益而利用中国，或貌为平等待我而实际则相反的，都是帝国主义。”①而张继在致汪精卫等信中则明白指出，“不平等待我的”就是“赤色帝国主义之苏俄”②。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共产党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是“破坏国民党在国际之好感”。可见他们不反真正的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派极力煽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族类岂得为友” 的反动民族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说“我们以为望俄相助，简直是‘饮鸩止渴’”；攻击中国人民争取苏联帮助是“前门尚未拒虎，后门已迎狼入室”③。

② 《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 1 集第 276 页。

③ 《整理国故的评价》，《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1 册第 332—334 页。

① 《告国民书》（1925 年 12 月 14 日），《清党实录》，1929 年版。

② 《张继致汪精卫等书》，《清党实录》。

③ 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第 78—79 页。

西山会议派并不认为军阀是必须打倒的封建势力，说“军阀之所企图者， 惟个人之地位幸福及其所欲得之虚誉耳。”①因此，他们“善意的渴望今之拥有军队实力者，瞻前毖后，务各自立于真正拥护国家与民众利益之途”②，实行改良主义。

国家主义派有时伪装进步，也骂几句军阀国贼，但他们大多与军阀勾结， 以军阀作靠山，并为其出谋划策，助纣为虐。如北伐战争期间，曾琦参加孙传芳的机要，为张作霖炮制“四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德）；余家菊当过孙传芳门下的军事教官，并为其创造“三爱主义”（爱物、爱人、爱世界）；他们还到吴佩孚军队中讲演，称“凡反赤的军队都是爱国的军队”。因此，吴佩孚也标榜自己是国家主义者。

为了反对革命，国家主义派竭力攻击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不合“中国国情”；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故意挑拨阶级的冲突”造成的。为此，他们公开宣称：“国家主义者更要极力⋯⋯主张‘阶级合作’，而反对‘阶级斗争’。” 他们高喊“全民革命”，“主张各阶级合力同心去从事于革命运动，并且来日全民革命之后，也要一样主张各阶级合力同心去从事于建设”，实现“全民政治与全民福利”，就是“用国家政府的力量来干涉国民经济生活”③，进行一些改良，让有产者拿出一点钱来提高工农的生活。

但是，当反动统治者向工农群众压迫时，他们就马上抛弃所谓“阶级合作”的遮羞布，而为虎作伥。他们以“国家至上”，要人民“牺牲个人，尽忠于国家”，来维护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而当这个旧军阀的统治倒台时， 他们又投靠新军阀蒋介石，积极支持其制造“中山舰事件”、“党务整理案”、“四一二大屠杀”等，打击共产党。

西山会议派则从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破坏国共合作、鼓动反共清党来破坏革命。

他们把侵略与被侵略、奴役与被奴役说成是“由生存竞争而形成的两个壁垒”，从而阉割民族主义的反帝精神；把民权主义说成是“全民政治”， 用超阶级的革命观和国家观，掩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取消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口号，代之以“移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 以劳资“常相调和”，改善工人生活。

对于国共合作，他们宣称：“总理之收容共产分子也，是许其加入本党， 为本党党员服从本党主义及命令也，绝非与共产党合作。”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有其信仰的主义，因主义有别而不能合作；“共产党在中国主张阶级斗争，实不合社会之需要。盖阶级斗争之说，至易破坏国民革命”；叫嚣“本党不容党员有违背本党的主张而鼓吹阶级革命，更不容共产党利用本党的招牌来鼓吹阶级革命。”①

现代评论派以胡适为首，以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的《现代评论》杂志为阵地。他们与上述两派不同，主要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胡适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深恶痛绝，对中国的贫穷落后也忧心如焚，富有救国救民的激情；他提出的从具体问题入手改良政治的主张，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6 年 4 月 8 日），《清党实录》。

② 《中国国民党对时局宣言》，（1925 年 11 月 27 日），《清党实录》。

③ 《国家主义论文集》第 1 集第 77、32 页，第 2 集 34 页。

① 《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1926 年 1 月 4 日），《清党实录》。

也能抓住一些社会问题，如文学改良、生育制裁（即节育）等，致力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自然具有进步的意义。他对西方文明的介绍和宣传，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上严重存在的固步自封和盲目排外的倾向，也有冲击作用。但是， 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盲目崇拜，尤其是美化帝国主义侵略，仇视马克思主义，诋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使他走到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他说：“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由于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钢铁世界， 汽车世界，电力世界，科学世界，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①胡适如此鼓吹西方“近代文明”之后， 就把中国引上“西洋化”的道路。他根据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安德诺所谓中国今日有“三大问题”的说教，提出了他的“挽救中国”的主张：“用铁路与汽车来做到统一，用教育与机械来提高生产，用防弊制度来打倒贪污。” 而要解决这三大问题，“必须先有一番心理的建设”，“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只有这样，才能“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②，实现“西方化”。

为此，现代评论派拥护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反对中共和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宣传善后会议“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步骤”，“是一个解决时局的实际办法”，攻击进步分子不参加善后会议“反倒增加它为恶的可能”， 就不会得到“国民的谅解”，甚至要负“时局解决计划之失败”的责任。

他们更诬蔑“五卅”运动中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陈西滢说，“我是不赞成高喊宣战的，⋯⋯我们不妨据理力争”，攻击反帝斗争“与拳匪的一味横蛮通是一样的不得当”③。胡适则说，排队游行，高喊“打倒英日强盗”， “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他以“青年导师”的面孔训导青年学生放弃“爱国的责任”，追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目标，提出“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的信条，并且引用易卜生的话说：“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作为一个学生，最要紧的是“应该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个有用的东西”；“国家的纷扰， 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①

在女师大和“三一八”惨案中，现代评论派一方面歌颂章士钊的功德， 挑唆军阀政府严厉镇压学生，认为规劝学生不要“过甚”，劝杨校长辞职引退，“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万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②。另一方面，他们制造种种流言，诬蔑师生的革命行动，攻击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为反动当局镇压学生和迫害鲁迅制造舆论，甚至倒把造成惨案的责任推给群众和运动领袖，说爱国请愿的群众“没有审判力”，受了群众领袖的欺骗，“自蹈死地”③。

① 《胡适文存》卷 1，第 21 页。

② 《胡适文存》卷 1，第 41—48 页。

③ 《现代评论》，第 2 卷第 29 期。

① 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现代评论》，第 2 卷第 38 期。

② 《现代评论》，第 1 卷第 25 期。

③ 《现代评论》，第 3 卷第 68 期。

戴季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因在 1925 年 7、8 月间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小册子，自称“在理论上建立三民主义中心思想”，而形成“戴季陶主义”，实际上代表正在崛起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的利益，其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因此其政治思想又有与上述三派不同的特点。由于还要厕身于革命阵营内，利用工农的力量发展自己，与腐朽没落的反动势力争权夺利，因此他们还披着革命的外衣。

在政治思想上，戴季陶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实际肆意阉割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他大讲所谓道德，说孙中山思想“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④。他企图以此来建立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

因此，戴季陶竭力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十分惧怕工农革命运动。他提出“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他说：“一方面是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 一方面是要被治者阶级劳动阶级农民阶级也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抛弃他的兽性，恢复他的人性”，即工人不要罢工，农民不要反抗地主，要用“诱发仁爱性能”的办法，使他们“抛弃他自己特殊的阶级地位”；同时希望统治阶级觉悟起来， 对被统治阶级也实行“仁爱”。因此，他主张在国民革命中不应该提倡阶级斗争，只应该“阻止阶级势力的扩大”；攻击中共“制造”阶级斗争，“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一个国民革命”①。

戴季陶提倡仁道，反对阶级斗争，只是为了束缚工农革命的手脚，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当国民党新军阀向革命进攻时，他却一点也不仁道，立即暴露出狰狞的面目，反对国共合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戴季陶为反对国共合作制造了团体有“排他性”和“共信不立”的理论， 认为根据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的原则，“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并进一步引伸出“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 团结不固，不能生存”的信条，断言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不可能合作，提出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放弃共产主义，“把三民主义，认为唯一的理论，把国民党认为唯一救国的政党”②，否则就退出国民党。

综上所述，四派在具体说法和手法上虽有差异，但在主要的思想理论观点上，却有共同性，即都攻击马克思主义，阉割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 反苏反共，破坏国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以《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政治周报》为阵地，对上述种种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一）捍卫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批判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的伪三民主义，批驳现代评论派的“西化”论和对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诬蔑。恽代英、瞿秋白批判戴季陶的“道德说”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严重歪

④ 戴季陶：《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

①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②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曲，“是想把革命当作慈善事业”和“‘君子’爱民的仁政”；指出戴所称道的所谓知、仁、勇、诚等孔孟道统，不过是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思想，正是我们必须摒弃的东西，而“革命的能力，发源于主义的信仰与群众的党的组织”。他们又明确指出，其实三民主义是很简单明了的，是中国一般民众—

—各阶级所共同的政治要求；所以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民生问题的解决，“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西山会议派的反动性比较明显，理论上比较贫乏。陈独秀把他们的言论与国民党一大的宣言进行对比分析，全面批判了他们的反动的三民主义观。对于胡适等人鼓吹的“西洋近代文明”，瞿秋白作了较深刻的分析和批

判，指出文化只是“征服自然界”的手段，关键是“人类驾御”的能力。且不说西方文明是否如胡适吹捧的那样美妙，但帝国主义却“处处阻滞”殖民地弱小民族去掌握。比如，美国人在中国所设的学校中讲授包含自由平等一类原则的美国宪法，可是美国人在中国犯法后，美国政府却加以庇护；科学艺术也受限制，住在租界的人，连看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要捉到巡捕房里去。“帝国主义不但为经济上政治上的侵略，并且扰害殖民地的法治， 竭力阻止殖民地人研究真正的科学，唯恐弱小民族因真得科学文明而强盛。”

①所以，要发展民族经济、科技和教育，首先要反帝。

共产党的亲密战友鲁迅集中批判了现代评论派诬蔑革命群众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的谬论，揭露他们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帮闲的丑恶嘴脸。指出胡适、陈西滢之类以青年“导师”自居，其实是毒害“未经老练的青年”的骗子。他们的反动作用，正像领着一群柔顺的胡羊奔赴屠场的山羊一样，“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②。“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③，又像“媚态的猫”，“比它的主人更厉害的狗”。鲁迅还揭掉了他们“公允”和“局外人”的假面，“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指出他们“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公允的笑脸。”④他严厉谴责现代评论派助纣为虐，帮助制造“三一八”惨杀的“鬼蜮手段”，大声疾呼：“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鼓励青年摆脱“正人君子”们的欺骗，学习刘和珍等人精神，做“真的猛士”， “奋然而前行！”⑤同时要总结和提高斗争策略，不要“又是砍指头，又是当场晕倒”的消极反抗，克服太“高”和太“急”的毛病，而“要缓而韧”， 并提倡“壕堑战”，以防暗箭，还要有“打落水狗”⑥的彻底革命精神。

（二）捍卫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戴季陶和国家主义派的阶级调和和全民政治的谬论。

恽代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是不能取消的，因为“解决

① 恽代英：《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向导周刊社 1925 年版。

① 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 1 期。

② 《一点比喻》，《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156 页。

③ 《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46 页。

④ 《并非闲话》，《鲁迅全集》，第 3 集第 62 页。

⑤ 《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 3 集第 201 页。

⑥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 1 集第 359 页。

民生问题必定要人民自身来解决，才是切实，才是正确”；那种“靠生活优裕的人去‘为’人家革命，十余年的经验已证明是靠不住的了”①。瞿秋白则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而戴季陶的“仁爱性能说”，不但是“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暗示农工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直地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所以，“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他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针对戴以民族斗争否定阶级斗争的观点，瞿还阐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的思想：国民革命“是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它“既是一世界的阶级斗争”，亦“包含着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且中国工人农民阶级的觉悟愈高，阶级的斗争愈有力量， 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和反对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政治觉悟也愈高”②。

恽代英和瞿秋白还批判了国家主义派用抽象的“国家”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说教，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中国社会的客观事实，“而且这种斗争一开始便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绝无改良主义的阶级妥协之可能”。因此，国家主义的说教“完全是骗人的，⋯⋯不但妨害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而且妨害中国眼前的国民革命工作”。③

（三）巩固国共合作，批驳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诬蔑。

陈独秀以辩证的观点驳斥戴季陶“共信不立”理论时指出，只要把“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建立在社会的事实需要之上”，国共两党是有共信的， 这个共信就是：“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他也指出了别信存在的合理性，“中国国民党既非一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益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 存在”①。共信与别信并存，才是联合战线，否则，不是吞并，便是分裂。瞿秋白则一针见血地揭露戴季陶的理论“事实上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 “根本上要消灭 C.P.”。

恽代英、瞿秋白、萧楚女在回答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要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叫嚣时，阐述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又必须保持独立性的光明磊落的立场。他们指出：共产党员所以加入国民党，一是因为认定中国目前的产业状况不能进行“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而只能进行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二是因为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纲能容纳工农阶级的要求， 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利益参加国民革命的，而不是合并。②

（四）揭露资产阶级右翼充当帝国主义军阀破坏国民革命工具的反动本质。

① 恽代英：《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②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③ 代英：《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中国青年》，第 73 期。

①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1925 年 8 月 30 日），《向导》第 129、130 期。

② 萧楚女：《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恽代英：《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中国青年》第 41 期。

毛泽东从国民党自身的发展、国内革命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变化、新旧民主革命的不同以及西山会议派的阶级属性等方面分析，指出西山会议派等右派从中国国民党中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事实上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①而国家主义派同国民党右派一样， “是列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恭顺可靠的保护人！”“是一个借了反对共产党而干反革命事业的大集合”，“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他们高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实际他们“是分裂国民革命的各阶级联合战线与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战线的最坚决主张者，是民族运动的死敌”②。

西山会议派主要由曾有革命历史的国民党元老组成；戴季陶主义则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三民主义理论权威出现；而国家主义派和现代评论派由于盗用了五四时期的革命口号，运用了国家、民族等冠冕堂皇的字眼，加之他们的骨干分子多有教授、学者的头衔，因此，这四派曾在革命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经过中共及左派知识分子以上的批判和揭露，再加上 1926 年 1 月广州国民党“二大”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他们的思想影响有

的破产了，有的缩小了；他们的组织也多数瓦解，如 1926 年北伐开始后，许多人宣布退出国家主义团体，连当时人数最多的上海“中国少年自强会”也自行解散，宣布“愿放弃国家主义，与进步的革命青年合作”。曾琦见此不胜感慨地叹道：“赤焰薰天势莫当，纷纷余子竞投降。”有的组织如西山会议派则退出了革命阵营，成了完全的反革命派。现代评论派的多数人，也投靠国民党新军阀。

由于共产党尚在幼年，理论准备不足，在这场思想斗争中，理论上的论证和阐述并不系统和深刻，没有出现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是由于被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更贫乏，因此这场批判运动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根基，并且为国民革命的胜利前进护航开道。这是首先要肯定的。

其次，共产党在这场思想斗争中，虽然不可避免地还有种种弱点，但可贵的是对这条战线的态度是积极的，认识是敏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理论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党的理论队伍也得了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