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红军长征与抗日救国主张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首先表现在白区工作中的盲动主义和“九一八事变”后所执行的错误的方针政策上。

1931 年后的几年中，中共“左”倾领导者始终坚持一条所谓“积极进攻路线”。在这条路线下，每逢纪念节日，都要不顾客观形势和后果地组织斗争，如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讲演、贴标语、散发传单等等，结果每搞一次斗争，革命力量都要受一次损失，使党组织遭受破坏。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重大步骤，由此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中共面临着如何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反对日本侵略与反对国民党统治及其它帝国主义的关系等重大课题。中共中央虽然提出了坚决抗日的主张，但未能适应抗日的需要而调整自己的认识和政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左”倾领导者提出：“九一八事

变”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帝国主义“公开的直接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运动”，因此，党和革命人民的任务应该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革命”。他们坚持把反蒋反国民党放在第一位，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策略，坚持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这样，就不可能做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发展革命和推进抗日事业，只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境地。

“左”倾中央由于白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已无法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 1933 年 1 月迁入中央苏区瑞金。此前，“左”倾中央已经对各苏区领导机关实施了宗派主义的改造。在中央苏区，1931 年 11 月由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的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指责该区领导犯有“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游击主义”等“极严重错误”，开始排挤毛泽东的领导。1932 年 10 月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又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不顾周恩来等人的意见，调毛泽东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撤销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为进一步排挤毛泽东，贯彻“左”倾路线，1933 年春相继发动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罗明被撤销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邓毛谢古被指为“江西罗明路线”，亦遭到打击。从这时起，“左”倾冒险主义左右了苏区的各项工作。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四面出击，八方树敌，给苏区工作造成巨大损伤。

1933 年 9 月下旬，蒋介石在做好各项准备之后，对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对这次“围剿”，国民党更加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厉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经济上，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蒋介石调集 100 万兵力、200 架飞机，其中一半兵力由蒋亲自指挥进攻中央苏区。

对第五次反“围剿”，“左”倾中央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自始即采取了错误的指导方针。从 9 月下旬至 11 月中旬，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要求红军在苏区以外战胜敌人，“御敌于国门之外”，并由此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红军在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奋战近两个月，不仅未能粉碎敌人的进攻，反使自己遭受很大损失。此后，便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既不敢插入敌后作战，又不敢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而是处处设防，节节抵御，进行阵地防御，与敌人拚消耗。结果连连失败，红军伤亡惨重，根据地范围越来越小。至 1934 年 10 月上旬，博古、李德等决定放弃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向湘西作战略转移。“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迫使红军走上了长征之路。

红一方面军长征之前，1934 年 7 月，红七军团 6000 余人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赣边挺进，11 月同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为打破国民党军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红十军团继续北上，1935 年 1 月进至皖南地区，受挫后返回赣东北，主力 2000 余人在怀玉山地区被敌合围，大部壮烈牺牲，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被俘，后在南昌英勇牺牲。除派遣红七军团北上外，还命令红六军团西征。该军团 9700 余人在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领导下，于 8 月上旬撤出湘赣苏区沿湘粤边西行，10 月下旬在黔东与红三军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由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

两个军团的行动。然后向湘西转战，至 1935 年 1 月初步开创了湘鄂川黔苏区。

1934 年 10 月 10 日晚，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中央红军主力

5 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 8.6 万人，开始长征。项英、陈毅领导部分部队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者又由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把战略转移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①消极避战，被动挨打，结果，红军继续遭受重大损伤。从 10 月中到 12 月初，虽然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

但部队也损失过半，锐减为 3 万余人。红军计划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部队到达湘桂黔交界处通道一带时，敌人已在湘西南布置重兵。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经黎平会议，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建立川黔根据地。1935 年 1 月上旬，红军占领贵州遵义，在这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于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召开，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解决军事指挥上的是非问题，二是解决组织问题，三是解决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单纯防御”战略和逃跑主义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委托张闻天起草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会后，2 月 5 日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再后，军委决定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 月 11 日左右，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 3 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会议决定改变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意见，红军北渡长江，至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结束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肯定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确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组成的新的中央领导，这就在极端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成为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一改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采取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南过乌江，佯攻贵阳，5 月初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第一步胜利。此后，依靠正确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了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又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 1935 年 6 月在懋功一带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而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在组织问题上，张国焘想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共中央抵制了他的无理要求，但决定由他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8 月上旬，红军总部将各军就驻地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别由朱德、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草地北上。中共中央同右路军行动。但张国焘仍坚持南下路线，并企图武力威胁中央顺从其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率右路军中的一、三两军（原一、三军团）继续北上。9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举行会议，决定将所率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17 日突破天险腊子口，经过许多艰难困苦，于 10 月 19 日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今吴旗）

镇。红一方面军历时 1 年、纵横 11 省、行程 2.5 万里的长征，至此结束。

① 《张闻天文集》（一）第 536 页。

11 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与红十五军团会合。红十五军团是红二十

六、二十七军同从鄂豫皖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红二十五军于 1935 年 9 月中旬合编组成的。会师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一方面军建制。全军共 1 万余人。11 月下旬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全歼国民党军一○九师，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陕甘支队北上期间，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再过草地，向川康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退却。10 月上旬在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等机构，公然分裂党和红军。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制止了他的错误举动。1936 年 6 月，张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时北上。7 月，与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一带会师。二、六军团是上年 11 月撤离湘鄂川黔开始长征的。会师后，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分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二、四方面军开始北上。10 月 9 日，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一方面军部队会师。22 日，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将台堡，同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会师后，四方面军主力和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共 2 万余人，奉命渡过黄河西

征，随后改称西路军。西路军经过 4 个月的艰苦鏖战，最后遭到惨痛失败。红军长征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的关键。它锻炼、保存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成为以后革命向前发展的基础。长征的胜利，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正像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在长征中所表现的英勇无畏的气概，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和到达陕北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共产国际为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也进行了重要的政策上的调整。这两方面因素，推动着中共中央逐步改变国内战争的战略，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当时指河北、山

东、山西、察哈尔，绥远 5 省）从中国分离出去，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

6 月，日本借口天津两个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和国民党遵化地方当局曾援助退入该地的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即所谓“河北事件”，以及在察哈尔境内绘制地图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曾被张北县中国驻军扣留，即所谓“张北事件”，向中国方面提出种种无理要求。6 月 27 日，察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7 月 6 日，经汪精卫批准，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答应日方对冀省所提之各项要求，此即一般所称之《何梅协定》。通过“何梅”、“秦土”两个协定，国民党中央势力基本退出了冀察两省，中国在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接着，日本又策划华北 5 省自治运动。10 月下旬，日军策动香河暴动，指使汉奸、反动地主、流氓占领县城，宣布“自治”。 11 月下旬，国民党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受日本的指使，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

会”（后改称“政府”），使冀东 22 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日本还一

再逼迫国民党第 29 军军长、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策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实行“自治”。国民党政府继续妥协退让，明令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该委员会名义上仍隶属南京政府，但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激起

中国人民新的抗日浪潮。“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北平爱国学生首先奋起。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一二九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由此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935 年 7、8 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鉴于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大会正式改变了以往视社会民主党为工人阶级死敌及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决定在全世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即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大会特别讲到中国，赞同中共“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直接推动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

根据共产国际的新方针，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开始纠正关门主义认识，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这个宣言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和激动人心的语言，号召停止内战，集中国力，共同抗日救国，做到“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还提出各界团结救国的具体组织形式，即“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宣言首先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国内许多报刊转载，发生广泛影响。

1935 年 11 月下旬，受命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张浩（林育英）到达陕北。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和“八一宣言”内容很快为中共中央所接受。11 月 28 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内容与“八一宣言”基本相同。12 月 1 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发表谈话，明确指出：“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关门主义成了我们党内最主要的危险”。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确分析了中国时局的特点及阶级关系变动，指出日本准备吞并全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因而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新的民族运动，也具有了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决议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这一统一战线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组织”。决议还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对一系列政策进行调整。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在充分论述新形势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基础上，严厉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

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遵义会议尚没有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标志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正式确立。

瓦窑堡会议及前此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这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继续进行“围剿”红军的战争；另方面是由于中共在主观认识上，尚没有把反日与反蒋、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摆恰当，并且对蒋介石可能具有的抗日的一面估计不足，这就必然得出抗日是主要任务，而反蒋又是抗日的前提，必须既抗日又反蒋的结论。

到 1936 年，随着客观形势的进一步变化，中共上述认识逐渐改变。第一，

1935 年的华北事变，加剧了日本与蒋介石和日本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矛盾。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并在美英等国的支持下，蒋介石的对日态度渐趋强硬。第二，蒋介石转而执行“联苏制日”政策，在苏联的推动下，开始寻求与中共政治解决的途径。第三，中共在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过程中，了解到即使像已决心联共抗日的张学良，也还做不到反蒋，而认为应联蒋抗日。这样几方面因素，推动中国共产党重新考虑在抗日大前提下的对蒋关系问题，即由反蒋抗日发展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

1936 年 2 月，为打通抗日路线和扩大苏区，毛泽东、彭德怀率红军渡河东征，进入山西。由于受到阎锡山、蒋介石的重兵阻拦，5 月初红军回师陕北，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该通电开始放弃“反蒋”口号。接着，红军又西征甘肃、宁夏，开辟新的根据地，从而正式形成陕甘宁苏区。在中共朝着逼蒋抗日方向转变的过程中，1936 年 8 月 15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提出“不能同时既反日又反蒋”、抗日“必须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的意见。8 月 25 日，中共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标志“反蒋”主张的正式放弃。9 月 1 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目前条件下，“国民党军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因此， “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这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重要发展。这一方针转换的完成，表明中共真正把握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才能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得以真正贯彻，使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使神圣的抗日民族战争得以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