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及其受挫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措施，消除和减轻这一严重事件的影响。9 月 24 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负责军委日常工作。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传达。从 1971 年 12 月起，中共中央陆续批发了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可惜的是，毛泽东虽然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某些教训，在一定限度内调整了政策，但是，他没有从中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没有在这个转折关头毅然宣告结束这场悲剧性的“大革命”。毛泽东仍然从他固有的公式出发，认为林彪是代表地主资本家，要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事件是激烈阶级斗争的表现，是第十次路线斗争。他仍然让江青一伙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延长和加深了“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

在协助毛泽东消除和减轻林彪事件影响的工作中，周恩来为纠正“左” 倾错误作了极大努力，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局面，周恩来着重抓了企业整顿工作，恢复和健全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经过整顿， 1972 年工业比上年增长 6.6%，1973 年比上年增长 9.5%。

在农村工作方面，也着手纠正一些“左”的弊端。1971 年 12 月 26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 1973 年农业总产比上年增长 8.4%。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亲自抓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周恩来抓住时机，从全局上推动这项工作，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此后，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使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等重新走上工作岗位。1973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在外事工作方面，这个期间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于毛泽东的正确决断和周恩来的努力，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和发展同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关系。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以压倒多

数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 年 2 月 28 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

《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在对抗 20 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两国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正式恢复邦交。到 1972 年底，

还有 30 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

在这个期间，周恩来对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工作，也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要求，推动了这些部门的工作取得进展。

周恩来鉴于“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过程中，在一些全国性的会议上和其它场合，多次提出必须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他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正是由于抓住了批判极左思潮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使当时各方面工作出现了转机。

周恩来为清除极左思潮在各个领域的恶劣影响而作的努力，遭到江青一伙的反抗。他们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组织撰写的一些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进行攻击，还指令在人民日报社内部开展批判“右倾回潮”。显然，批极左思潮，触及了江青一伙蓄意鼓吹极左思潮，赖以乱党乱国的要害。

在周恩来同江青反革命集团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他认为批极左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不能容忍的，因而他作出只批极右，不允许批极左的错误决断，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下去。周恩来试图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大会议程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大会通过的报告和党章中，没有深入地、具体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历史条件，总结必要的历史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旧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大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并且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十大把“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即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在这样的“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只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的后果愈来愈严重。尽管毛泽东要求：“希望这一次十大真正能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但坚持“文化大革命”和团结胜利是不可能相容的。大会选举了 195 人为中央委员，124 人为候补中央委员。不少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被选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1973 年 8 月 31 日，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更得到加强。这在客观上为这伙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的条件。

中共十大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再一次作了充分肯定，但自“九·一三

事件”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厌倦和怀疑情绪仍然在增长。周恩来试图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虽然被打断，但已经显示了人民群众对纠“左”的广泛支持。这些都引起了毛泽东对出现“复辟倒退”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忧虑。1973 年 7 月，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在谈话中，毛泽东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周恩来成了江青一伙篡夺权力的主要障碍。毛泽东的谈话，使他们认为有了反周的武器。1973 年 10 月，江青等在他们直接控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11 月间，他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周恩来的所谓右倾。江青在会上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还指责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于是，他们炮制了一份名为《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经毛泽东批准，在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

江青等人操纵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内容，既不是认真地批判林彪的各种罪行，也谈不上是以科学的态度批判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而是借批孔影射主张纠正“左”倾错误的周恩来，以及得到落实政策恢复工作的一批老干部。江青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中，就露骨地说：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并暗示“大儒”就是周恩来。

“四人帮”打着开展“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北京两次召开动员大会；以江青个人名义给军队、地方一些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送材料，煽动“点火放炮”、“夺权”；江青亲自派人到军队“放火烧荒”，在军队领导机关制造混乱。在他们的煽动指挥下，到处揪斗老干部，拉山头，打内战。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一些人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口号，煽动停工停产。一些领导干部或被重新打倒，或自动离开岗位，或卷入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斗争中，使许多地区和单位领导班子又陷于瘫痪。“批林批孔”运动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重新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再次下降。据 1974 年 1 月至 5 月统计，煤炭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6.2%，铁路货运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2.5%，钢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9.4%，化肥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3.7%。由于生产下降，影响到财政收支不平衡。1 月至 5 月与去年同期相比，收入减少 5 亿元，支出增加 25 亿元。

毛泽东当时追求两个目标：保卫文革的成果，实行天下大治。这是两个互相矛盾的目标。为了捍卫文革成果，他必然站在江青等一边，对周恩来等不满；而为了求治，他又不得不依靠周恩来等老干部，抑制“四人帮”的活动。因此，毛泽东虽然支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但对可能引起新的大动乱的因素也极为关注，并尽量避免。为制止混乱局面的发展，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 4 月 10 日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

毛泽东对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进行篡权活动有所察觉，并对他们进行了有重要意义的批评。7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注

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些批评，虽然只是针对某些作风问题，但明确地提出了“四人帮”问题，也使他们不得不有所顾忌。

1974 年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四届人大，必然要讨论和决定国家领导人的安排和调整。“四人帮”意识到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时机，不顾毛泽东的批评，加紧了阴谋活动。10 月 4 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极为不满。在 10 月 17 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借题发挥，就当时一艘国产轮船顺利远航罗马尼亚返回上海一事，指责国务院，声称进口船只就是“崇洋迷外”，矛头直指周恩来和国务院。他们在会上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要邓小平对“风庆轮事件”的处理立即表态。江青气势汹汹地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中间立场呢？”邓小平严正地回答：“这是强加于人。”“我要调查！我要调查！”张春桥站起来说：“我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在“四人帮”的围攻下，邓小平愤然离开会场，以示抗议。政治局会议不能继续开下去，无结果而散。

1974 年 12 月 23 日，周恩来带病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谈话中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1975 年 1 月 5 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 1 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对江青一伙进行了多次批评，重申总理还是总理，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这对于挫败“四人帮”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7 日，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展示了 1964 年 12 月三届人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

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第一步，用 15 年时间；即在 1980 年以前，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这一宏伟奋斗目标，虽然预定的时间过于急促，但这次大会再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这都给了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唤起了人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