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军事政治形势的根本转变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共军事力量的对比是十分悬殊的。当时国民党处在力量的顶峰，军事力、经济力占着显然的优势。它的总兵力约 430 万人，其

中正规军约 200 万人，运到内战前线的有 160 万人。由于对日本侵华军 100 万人的受降和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它的装备较抗战时期大为增强。正规军86 个整编师中，有约 1/4 为美械、半美械装备。国统区的面积为 730 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为 3.39 亿，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76%和 71%，全国所有的大城市、主要交通线和几乎全部近代工业都控制在国民党之手。它又得到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全面援助。在共产党方面，它领导的人民解放军①总兵力为 127

万人，其中野战军 61 万人，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人员共 66 万人。其装备，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和少量火炮。解放区的面积约230 万平方公里，人口为 1.36 亿，基本上没有近代工业，人力物力资源远不如国统区。同国民党可以接受大量美援相反，解放区军民一切依靠自力更生。

在上述力量对比下，国民党反动派猖獗一时。蒋介石宣称，他拥有空军、海军、重武器、特种兵，只要“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他的参谋总长陈诚更狂妄地预言：“也许 3 个月，至多 5 个月”，就能整个消灭中共领导的军队。由于国民党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一些中间派人士很为共产党担心，甚至劝说共产党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在国际上，美国是蒋介石内战政策的后台，它已撕下“调处人”的伪装，全力支持国民党在战场上消灭共产党。苏联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形势的发展抱悲观态度。全面内战爆发后，苏联的报刊虽谴责“国民党内的某些反动将领”对中共发动战争，但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面，仍是谋求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与合作。

面对严峻的形势，如同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一样，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倒。不同的是，这时共产党已完全成熟了，力量也更壮大了。中共中央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敌我力量对比的全部因素，特别

①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名称，在全面内战爆发时有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民主建国军、民主同盟军、华中民主联军等多种，从 1946 年 10 月正式称为人民解放军。

是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这个主要因素，坚定地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1946 年 8 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美国手里的原子弹，固然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实际上它也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因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武器”。“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预见了中国内战的前途，对在人民群众中克服恐战情绪，增强战胜美蒋反动派的信心，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高举起“自卫战争”的旗帜，勇敢地投入了战斗。为了取得自卫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制订了各项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上，要“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彻底孤立反动派和好战分子。在军事上，要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作战主要目标是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而不是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作战形式，一般地是运动战。要打歼灭战，每战力求全歼和速决。在经济上，要作长期打算，力戒浪费，努力生产，军民兼顾，自力更生，以求立于不败之地。

战争一开始，国民党军依仗暂时的优势，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其战略意图是：首先夺取和控制各解放区的城市和交通线，歼灭人民军队的主力，或将黄河以南的人民军队赶至黄河以北，聚而歼之。在战争前 8 个月，人民

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 54 万余人，非正规军 17 万余人，总计 71 万余人。

国民党军虽然占领解放区城市 105 座，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每占一城

都要留下兵力担任守备，实际上等于背起 105 个大包袱。

国民党军由于有生力量的被大量歼灭和兵力的更加分散，从 1947 年 3 月不得不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实行所谓“钳形战术”，把进攻的重点置于陕北和山东。

在陕北，国民党投入兵力 25 万，首要目标是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陕北人民解放军只有 2 万多人，在顽强阻击敌人、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

群众安全转移后，于 3 月 19 日主动撤离延安。之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不久，中央工委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建屏（今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大部分工作人员暂驻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西北野战兵团（后改称西北野战军）在司令员彭德怀指挥下，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与敌周旋，并制造机会不断给进犯之敌以有力打击。从 3

月下旬至 8 月，相继取得青化砭、蟠龙、沙家店等战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在山东，国民党军吸取以往分路进攻常被分割歼灭的教训，采取集中兵力，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由南向北平推。华东野战军采取高度机动回旋战术，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终于在 5 月中旬，抓住骄傲孤

进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整编第 74 师，在蒙阴东南发起孟良崮战役，全歼该师及

其它增援部队 3.2 万余人。至 7 月，华东野战军向鲁西、鲁南发展战果，直

逼津浦路，国民党军不得不将部分主力从鲁中西调，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基本被打退。

在陕北、山东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局部反攻；国统区的一些地方共产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当地的游击战争。

经过从 1946 年 7 月至 1947 年 6 月一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

党军 112 万人，其中正规军 78 万人。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战略进攻基本被停止，蒋介石“速战速决”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计划彻底破产。

同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相伴随，国统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形成为配合人民军队作战的第二条战线。这是国民党独裁、内战、卖国和疯狂掠夺政策的直接产物。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沦陷区“接收”工作中的丑陋表演，就已使它丧尽了民心。国民党把“接收”变成了“劫收”。官僚资本空前膨胀。久盼抗战胜利的沦陷区人民受到新的敲诈和掠夺。各路“接收”大员们大饱私囊，疯狂地抢掠金条、房产、汽车和各种财宝以至女人。人民群众得出“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结论。

在撕毁政协协议和发动全面内战之后，国民党一面决心以武力消灭共产党，一面残酷地镇压民主势力，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1946 年 7 月中旬，国民党连续制造两起血案，两位英勇无畏的民主战士、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暗杀。8 月，国民党特务又捣毁成都各界人士举行的李、闻追悼会，会后殴伤民盟中央主席张澜。

1946 年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下旬，国民党违背政协协议，一党包办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一部规定总统拥有至高权力实即承认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中华民国宪法》。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国民党代表占 85%，此外就是投靠国民党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由原国家社会党和民主宪政党于 1946 年 8 月合并组成）参加了大会。中共指出这次会议是非法的，坚决予以抵制。民盟支持中共立场，并作出决议：鉴于民社党违背政协协议参加了“国大”，凡“有民主社会党党籍之盟员而参加‘国大’者，应予退盟”。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民主分子代表，也拒绝参加会议。通过这次“国大”及随后的所谓“政府改组”，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反动本性进一步暴露。

到 1947 年，国民党进一步采取措施，彻底关闭了谈判大门。2 月，它逼迫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和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北平，并限令中共驻重庆、南京、上海人员于 3 月 5 日前全部撤退。这标志着国民党彻底断绝了

国共之间维持 10 年之久的联系。民盟等中间势力曾为恢复国共谈判积极奔走，但终不能改变国民党把内战进行到底的决心。5 月，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 10 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指令有关当局，对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作有效之制裁”。6 月 25 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

为了进一步取得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政府于 1946 年 11 月 4 日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是一个全面出卖国家主权的条约，它披着“友好”、“平等”、“互惠”的伪装，规定了美国在中国享有种种特权。如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与中国商品同等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中美商约”签订前后，国民党政

府或地方当局还同美国政府或有关方面签订其它一系列卖国条约协定，规定：美国人在中国犯罪要交美国“当局”裁判，美军肇事须由美警宪处理，美国飞机可以在中国领空自由飞行，美国军队可长期驻留中国，美国可在中国建造海军基地，美国有对中国教育、海军、财政实行监督权等。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驻华美军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杀害中国民众、奸淫中国妇女的事件屡屡发生。美国商品在中国大量倾销，国统区成为美国独占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

国统区的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一方面是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空前膨胀，全面垄断了国统区的金融、商业和工矿业。到 1947 年，官僚资本已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 2/3 和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 80%。另方面是民族资本企业大量破产，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从 1946 年下半年至 1947 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 20 多个大城

市，倒闭的工厂商店达 2.7 万余家。上海原有工厂 4050 家，至 1946 年底，

已倒闭 3160 家。国统区工业、农业产量，1947 年同 1936 年相比，均减少 30% 以上。随着内战规模的扩大，国民党政府财政状况更加恶化。1947 年的财政赤字近 70%。为了解决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一面对各阶层人民加征赋税，实行竭泽而渔的剥削政策，一面增印钞票。1947 年的法币发行额比 1945 年抗战结束时增加了 25 倍。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1947 年 7 月的物价比抗

战前夕上涨 6 万倍。

由于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①

李闻惨案发生后，在全国立即掀起了追悼死难者和抗议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斗争浪潮。中国民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陪都李闻惨案后援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缉拿和严惩凶手及主使者，立即撤换并严处云南警备总司令，下令全国举行公祭，立即撤销国民党特务组织等。

1946 年 11 月底到 12 月初，上海摊贩为反对国民党上海当局禁止黄浦、闸北两区摊贩营业并逮捕摊贩的行径，举行数千人的请愿游行，并包围黄浦区警察局。上海全市商店停业声援，形成一次全市性的争取生存权的斗争。

1946 年 12 月 24 日，在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由此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30 日，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校学生 5000 余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大会和游行，要求严惩暴徒，

公开道歉，驻华美军撤出中国。斗争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大城市，总计约有 50 万学生举行了罢课和示威。许多教授、文化界知名人士、工商界人士、市民、工人也纷纷表示支持或亲身投入学生的斗争。

1947 年 2 月 28 日，台北市人民为抗议国民党军警殴打、枪杀市民举行游行。当天又被国民党军队打死打伤数人。由此引发了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起义者攻占了台中、嘉义等许多市镇，最后被国民党血腥镇压下去。从 3 月 8 日大批国民党军在基隆登陆起，20 多天中有 3 万多人被屠杀。这次武装起义显示了台湾人民英勇斗争的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2 版，第 1225 页。

志。

1947 年 5 月，爆发了较抗暴斗争规模更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5 月 4 日，上海学生进行反内战宣传，遭到国民党的镇压，各校立即举行罢课表示抗议。5 月 15 日，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 3000 人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门请愿，要求增加教育经费。由于未得满意回答，学生们决定 5 月 20 日举行大游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等校也派代表到南京请愿。5 月 18 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生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同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企图以此压服学生。但学生们并没有屈服，而是展开更英勇的斗争。5 月 19 日，上海 7 个国立大

专学校 7000 多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提出“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

5 月 20 日，京、沪、苏、杭地区16 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 6000 余人，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国民党当局出动警宪，用水龙、皮鞭、棍棒喷射殴打学生，上百人受伤，20 多人被捕，造成“五二○血案”。同一天，北平7000 余学生举行“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五二○”后，学生运动由“反饥饿反内战”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扩展至全国 60 多个大中城市。学生运动得到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支

持。上海文化界 88 人，大学教授 76 人，北平的大学教授 100 余人，分别联名发表意见，支持学生。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发表言论，声讨反动派，赞扬学生的爱国精神。

不少地区的工人、农民、市民也投入到斗争中来。工人罢工，民变蜂起，抢米风潮到处发生。1947 年，国统区有 20 几个大中城市发生约 3000 次工人

罢工。这年 1 月，民变地区扩展到 300 多个县。5 至 6 月，抢米风潮席卷 40 多个大小城市。

事情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在 1947 年 5 月 30 日指出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①当战争进入第二年之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方面变化。至 1947 年 7 月，国民党军

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 430 万人降为 373 万人，内正规军由 200 万人降为 150 万人。在兵力部署上，由于重兵深陷于陕北和山东战场，在南线的鲁西南、豫皖苏边直至大别山区兵力十分薄弱，形成了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式布局。部队士气急剧下降，官兵中充满着失败和厌战情绪。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已由127 万人增至 195 万人，其中正规军由 61 万人增至近 100 万人，机动兵力已优于国民党军，除山东、陕北外，其它战场已转入局部反攻。部队士气愈加旺盛，对胜利充满信心。

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决定：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和兵力总数超过对方，就举行全国性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这样做，一可以彻底打破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解放区人力、物力，使解放区不能持久的战略方针；二可以调动敌人回防空虚的后方，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三可以扩充自己的而缩小国民党军的人力物力资源；四可以更有力地支援国统区的第二条反蒋战线，掀起更为波澜壮阔的人民大革命的高潮。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从 1947 年 7 月至 9 月，相继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2 版，第 1224 页。

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7 年 6 月 30 日，刘伯承、

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 12 万人，在鲁西强渡黄河，挺进鲁西南。随

后发起鲁西南战役，近 1 个月时间歼敌 6 万余人，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接着，刘邓大军以不要后方依托、跳跃前进的特殊进攻样式，向南疾进，跨越重重障碍，于 8 月末进入大别山区。至 11 月下旬，初步完成战略展开。接着，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集团挺进到豫陕鄂地区；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进入豫皖苏地区。他们与刘邓大军布成品字形，互为犄角，互相配合，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区的围攻。到 12 月底，新开辟的鄂豫皖、豫皖苏、豫陕鄂三块解放区连成一片。刘邓等率军挺进中原的同时，内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逐渐转入反攻。晋察冀野战军从 9 月上旬至

11 月中旬先后发起大清河、清风店、石家庄战役，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上述人民解放军各战场的外线和内线攻势作战，组成了人民解放战争转

入战略进攻的总形势。1947 年 10 月 1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

响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从 1947 年 7 月至年底，经过

半年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 75 万余人，战争已主要转到国统区进行了。国民党军被迫从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这是战争形势的根本转变。毛泽东 1947 年 12 月论述这一转变时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这是蒋介石的 20 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 100 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①1948 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又歼灭国民党军 77 万人。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土地改革运动进入高潮。从 1946 年五四指示发布后，解放区的土地政策已由减租减息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至1947 年下半年，已有约 2/3 的地区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但存在着解决不彻底的问题，另外 1/3 的地区还没有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为了把土改运动向前推进一步，1947 年 7 月至 9 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工委在西柏

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 10 月 10 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该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但它所规定的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的办法，容易导致侵犯中农利益，所以后来作了改变。

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各级党政机关派出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和帮助各地土改工作的进行。从 1947 年冬季起，各解放区的共产党组织结合土改，普遍开展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以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在土改和整党高潮中，一度出现“左”的错误倾向。一些地区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侵犯中农利益，侵犯一般工商业。对地主和富农及地主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和分子不加区别，以同样方式进行斗争，“扫地出门”，甚至乱打乱杀。整党中实行“搬石头”，打击基层党员干部。中共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2 版，第 1244 页。

央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即坚决予以制止。经过半年时间，“左”的错误被纠正过来，党的政策全部走上了正轨。1948 年 4 月，毛泽东根据 20 年共产党领导农民土地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经验，提出了一条完整的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它明确地规定了土地改革中的阶级路线、中心任务和最终目的，把土改运动完全纳入正确的轨道。从土地法大纲公布到 1948 年秋，有约 1 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其结果是：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从根本上铲除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和革命的热情，土改后立即出现生产、参军和支前的热潮，使人民解放战争有了取之不尽的人力物力源泉。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在“勘乱总动员”的旗号下，进一步加紧对国统区人民的搜刮与镇压，由此也就推动更多的人们投入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1947 年 10 月下旬，发生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非法逮捕惨死狱中的事件。在浙大校长竺可桢披露此事之后，全国 10 多个城

市的 10 余万名学生举行罢课和示威，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1948 年 4 月初，北平的高校师生、研究院研究人员、医院医护人员等，为反对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迫害和争取合理待遇而举行罢课、罢教、罢研、罢诊、罢工、罢职的“六罢”斗争。上海、南京的学生也不断展开斗争。5 月，南京全市大中学生联合举办纪念五四宣传周和“五二○”周年纪念活动，并召开全市学生“反迫害大联防宣誓大会”。5、6 月间，全国各阶层人民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运动。参加者有学生、教授、社会名流、工商业者。上海发起 10 万人反美扶日签名运动。北平 437 名大学教师、南京、

上海 370 名教授和社会名流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恫吓中国人民的谈话提出抗议。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等百余人声明：“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与气节，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

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构成的中间势力，在抗战胜利后十分活跃。1945 年 10 月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表明了他们的政治理想，这就是利用战后“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即把中国变成一个既不同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他们与共产党结成联盟，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积极促成政协会议的召开和为保卫政协成果而斗争。全面内战爆发前后，民主党派的一些人更明确地提出“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或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中间路线”）的概念，竭力加以宣扬。他们主张“调和国共，不许国民党排斥共产党，也不许共产党排斥国民党”，要把国共两党从两个极端“拉回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在国际问题上，亦主张“采取中间路线”，“既不应亲美反苏，亦不应亲苏反美”，对二者要采取“同等亲善政策”。他们“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主张“中间性的改良路线”，呼喊造成一个“第三大党运动”，来左右中国的政局。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对“中间路线”这样的主张与活动，也是不允许存在的。1947 年 10 月，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 月 6 日，民盟被迫以主席张澜的名义发表公告，宣布民盟总部“即日解散”，“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其它民主党派也失去了公开活动的自由。这标志着中间路

线破产。

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的事实，使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成员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性，从而抛弃了对蒋介石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转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1948 年 1 月 1 日，国民党内的各民主派和民主人士在香港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宣布“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反对美国反动派破坏中国民主与和平之帝国主义政策”、“联合各民主党派及各界民主人士之代表组织联合政府”、“实行‘耕者有其田’”等主张。①1 月 5 日至 19 日，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发表紧急声明，否认南京政府宣布民盟“非法”这一“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通告重建民盟领导机构，恢复民盟活动。会议明确表示“要民主就非革命不可”，从而放弃中间立场，承认在同反人民反民主势力的斗争中“决不能有所谓中立的态度”，“独立的中间路线，⋯⋯更难行通”。表示“要与一切民主党派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特别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②

民革的成立和民盟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各民主党派政治上新的进步。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 月 1 日，毛泽东致书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就召开政协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中共的主张很快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5 月 5 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李济深、何香凝、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联名通电国内外，响应中共筹备召开新政协的主张，号召国人共策进行。他们同时致电毛泽东，认为“大计亟宜早定”。此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及海外侨胞又单独或联名发表宣言、声明、文告、文章，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形成一个宣传新政协运动。这是中国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