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自发的群众斗争

尽管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引起义和团运动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更为加深。列强通过《辛丑条约》，把清政府变成“洋人的朝廷”，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极大地加重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又需费浩繁。这些赔款和新政费用，都以名目繁多的捐税直接或间接地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人民的负担骤然加重。有的地区

① 《鹭江报》第 71 期，1904 年 7 月 14 日。

“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①；农民“一身而七八捐”，商民“一物而六七税”，迫得农民“弃田潜逃”，商民闭门歇业。②1904 年，清政府也公开承认：“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其中官吏之抑勒，差役之骚扰，劣绅讼棍之播弄，皆在于不免。吾民有限之脂膏，岂能堪此剥削？”③

人民群众为了生存，纷纷进行反抗，于是有些地区就出现了“一有首倡发难之人，即成星火燎原之势”的群众斗争局面。

首先是反抗教会压迫和赔款的斗争。

尽管《辛丑条约》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进行反洋教斗争，清政府也颁布“严禁仇教灭洋”的上谕，但由于教会侵略势力依恃条约的不平等规定，不法活动更为猖獗，又借端在地方上勒索赔款，因而在中国许多地区仍然发生反抗教会压迫和“赔款捐”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公开提出反列强反清政府的口号。

1902 年发生在直隶省广宗县的景廷宾起义，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直隶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活动省份，遭受八国联军的蹂躏也最为惨重。全省除大赔款摊派的 80 万两外，还要缴纳地方赔款上百万两。广宗一县，就要缴纳地方赔款两万串京钱，合纹银万余两。按亩摊派，每亩要缴纳“赔款捐” 40 文。这不仅引起广大农民的愤怒，中小地主也普遍不满。东召村联庄会首领景廷宾首先倡议抗捐，声称“中国人不拿洋差”。他的倡议不仅得到本县各乡联庄会的支持，也获得邻近各县人民的广泛响应，抗捐斗争迅速兴起。直督袁世凯闻讯，立即派兵前来镇压，并于 3 月 3 日攻占东召村。景廷宾率众转移到钜鹿县厦头寺，树起“扫清灭洋”大旗，自号“龙团大元帅”，宣告起义。义军“一唱百应，不期而至者三四万人”。①起义军攻占威县张家庄教堂，杀死法国神父罗泽溥，随即转移到广宗件只村一带。

列强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西太后命令袁世凯尽快扑灭。袁世凯为瓦解分化起义队伍，软硬兼施。他一面宣布豁免广宗及邻近各县“所摊捐款”；一面派遣自己心腹段祺瑞、倪嗣冲率新练军 2000 多人，由保定南下，同时派遣马龙标率武卫军先锋队数营由山东德州、济宁一线西进，合围广宗。5 月初，清军围攻件只村，起义军及当地群众虽奋起抗击，但终因力量悬殊而遭受重大伤亡。景廷宾率部分队伍突围，逃至成安县，秘密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但于 7 月被清军捕杀，余部四散，起义失败。

与此同时，直隶朝阳县爆发了邓莱峰领导的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1902 年初春，朝阳县松树咀教堂无理“增索赔款”，霸占附近群众的田产，激起民愤。当地民团团长邓莱峰在花子沟地方聚众万余，捉拿 2 名天主教徒为人

质，要求“教堂退还地契，不取赎银，并退出平民房屋”。是年 10 月，袁世凯派提督马玉昆率兵弹压，群众沿沟设卡，节节抵抗。11 月初，邓莱峰驻守的卧佛沟被攻占，邓逃往义州，旋即被捕杀，村民逃散，斗争被残酷地镇压了。

① 《天讨》，第 49 页。

② 《御史胡思敬奏折》，《宣统政纪》卷 11，第 25 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第 5 册，第 5251 页。

① 《中外日报》，1902 年 5 月 28 日。

1902 年 3 月，河南泌阳县人民聚众 2000 余人又掀起抗摊派赔款的斗争。他们组织“齐心会”，痛殴下乡催款差役，攻打泌阳城，夷平西关等数处教堂。这便是震动一时的“泌阳教案”。

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在南方各地也蓬勃开展。1902 年 9 月，湖南邵阳爆发的贺金声领导的反教会斗争，声势最大。贺金声在邵阳蛇林桥竖起“大汉佑民灭洋军”的旗帜，并以灭洋军大元帅的名义刊布告示，指出：“各国迫我太甚，滋酿祸端太多，而教堂尤为第一大宗”。灭洋军还派人分赴衡州、郴州、永州各地招兵。各地哥老会群众闻讯，纷纷前来投效，数日间聚众数万人。贺金声还派人前往省城长沙，致函湘抚俞廉三，希望他支持群众的反教斗争。但俞却派人将贺诱骗至省城杀害，并将灭洋军的骨干分子粟道生、赵学奎等投入监狱，致使这次斗争失败。

四川人民的反教会压迫斗争，则是在秘密结社红灯教、顺天教的组织下开展起来的。红灯教、顺天教继承义和团的反帝传统，组织群众练习“神拳”，并把反帝与反清斗争结合起来，提出了“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号召人民群众打教堂，“杀洋人，杀贪官，抗粮抗捐”。在 1902 年间，四川的安岳、永州等十几个县普遍发生群众打教堂、抗官军的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5 月发生在资阳的由李冈中领导的斗争，他们聚众 800 余人进攻资阳城，

与前来镇压的清军激战竟日；李冈中被杀后，他们又复聚千余人，于 6 月间捣毁天鼓桥教堂。7 月间由红灯教首领曾阿义和廖九妹领导的群众聚集在成都附近龙潭寺、石板滩宣布起事，大败清军于清江镇，乘胜攻占金堂县苏家湾教堂，杀教士、教民数百。此后，红灯教声势大振，上万人在成都近郊一带活动，甚至持械入城，袭击督署，引起清政府恐慌。为此，清廷于是年 8 月，撤换川督奎俊，改派岑春煊督川。岑软硬兼施，一面派兵捕杀拳民，一面宣布暂时停止征收部分苛捐杂税，才将事态平息下来。

在反抗教会压迫的同时，各地人民还纷纷开展抗捐抗税斗争，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清朝统治者。参加斗争的不仅有农民，还有广大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工人参加。

如 1902 年 5 月，江西德化县行商反对苛征厘金，聚众捣毁卡局。是年冬，赣州商人也掀起砸厘卡的风潮。安徽芜湖、铜陵等地商人，为抗议政府加征酒捐、米捐、房捐和肉捐，举行罢市。福建漳州、仙游等地商人、手工业者也举行斗争，反对设局抽捐。

1903 年，广东省的佛山镇、三水县、清远县、新会县、广州市商人，为反对增设屠捐和酒税而罢市。江苏扬州商人为反抗税吏勒索举行罢市，淮安商人为反对抽收房捐而罢市。

1904 年，广东省惠阳商人为反对征收房捐而罢市，广西省梧州商人为抗议举办统捐而罢市，四川省成都商人为抗议抽收厘捐而罢市，重庆商号为抗议厘局差役敲诈勒索而罢市。

1905 年，江苏、安徽、广西、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的许多市、县、镇的商人，又继续为反对苛捐杂税，纷纷举行罢市。

上述表明，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抗捐罢市斗争，连年不断，此起彼伏，成为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一条新战线。

当然，抗捐抗税斗争的主力还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进行的抗捐抗税斗争往往发展为武装斗争，甚至于武装起义，因而给清王朝的打击也特别沉

重，在全国造成的影响也尤其重大。其中，规模较大、斗争较激烈的有： 1903 年 5 月，为反对法国修建滇越路，云南个旧锡矿工人周云祥率领会

党矿工数千人起义，占领个旧。他以“拒修铁路仇洋”相号召，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即富绅“亦从而附合，甚且助械捐资”。半月间义军即占领临安、石屏两城，聚众万余人。附近许多州县的会党游民纷纷响应，引起清政府震惊。云贵总督调集各地兵力，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1904 年江西乐平知县杜璘光串通劣绅，借口筹集学堂经费，抽收靛捐，引起靛农的强烈不满。东北乡会党首领夏廷义遂乘机发动抗捐，率领数百群众冲进县城，夺取保甲局枪支，捣毁小学堂，还拆毁统捐局、厘卡、教堂以及教民房屋，抗捐群众骤增至 3000 多人。江西巡抚夏时闻讯，派朱子春带兵

前往镇压。8 月 26 日，夏廷义率领 3000 余人再次冲进县城，杀伤官军 60 余人，朱子春化装逃跑，所部四散。群众烧毁县署，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一度控制了乐平县城。西乡、南乡的地主团练也卷入抗捐斗争。周围地区也准备响应乐平群众的抗捐斗争。巡抚夏时十分惊慌，急调九江道瑞澂带兵千余人，进攻乐平。10 月间才把这场斗争镇压下去。

广西农民起义。这是一场由秘密会党天地会领导的反清斗争。1902 年，上思县天地会首领谢三首举义旗，百色、柳州等近 10 个州县约十几万会党群

众纷纷响应。起义持续 3 年之久。到 1904 年，起义队伍逐渐形成两大支。以陆亚发为首的一支，曾大败广西提督丁槐率领的清军，攻占数个城池，最后逼近省会桂林城。后来，两广总督岑春煊亲率重兵征伐，经过多次激烈战斗，才把这支队伍镇压下去。另一支是以黄五肥、王和顺、关云培为首，活动于隆安、武鸣、上林、宁明、上思、宾州、扶绥等地，曾屡次击败前来围剿的清军。1904 年春，丁槐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分化瓦解起义军，结果，义军被各个击破，黄五肥、关云培战死，王和顺率部 3000 余人退入十万大山，继续坚持斗争，后来投奔孙中山同盟会的革命队伍。

广西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不仅沉重打击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而且还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的鼓舞。孙中山在 1904 年秋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曾以广西起义为例，论证清朝统治是一定会被推翻的。

义和团运动后，以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广大群众自发的反帝反清斗争的蓬勃发展，和清朝统治力量的削弱，为新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改良运动，奠定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由量变到质变，一场根本改变几千年封建统治秩序的伟大的革命风暴，终于酝酿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