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各项问题。

会议根据解放战争进展的情况认为，今后对国民党尚存的 100 多万军队，可采用战斗的、和平的和留待改编等三种方式加以解决，而战斗方式，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会议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指出以乡村为重点、先乡村后城市、用乡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决不可以丢掉乡村，城乡应该兼顾，但“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城市工作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和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城市工作的中心，其它一切工作都应围绕并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全会着重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指出：经济的严重落后，现代性工业和农业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为 10%和 90%这一事实，是中国“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都是由此产生的。现代性工业虽然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0%左右，但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是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中，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会议还肯定了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制订了对待它们的政策，并从而明确了新中国的经济主要由五种成份所构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全会还讨论了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两种基本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和社会发展方向，强调共产党执政后必须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求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次会议为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作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准备。3 月 25 日，中共中央迁入北平。

国民党南京政权被推翻后，人民解放军继续进军，先后解放太原、杭州、上海、南昌、武汉、西安、青岛、福州、兰州、长沙、西宁、银川、绥远、新疆。国民党湖南绥署主任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与国民党绥远政府主席、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等，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等通电起义。

在国民党残存势力眼看被全数歼灭之时，蒋介石重新从幕后走向前台。逃亡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于 6 月初改组，由阎锡山出任院长。7 月，蒋介石到广州，国民党中常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决定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关，以蒋介石为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此后，广州解放，国民党政府又先后迁至重庆、成都，12 月迁到台湾。李宗仁托病出国就医，

飞往美国。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同时，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在积极进行。从 1948 年 8 月起，在香港和一些大城市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

主人士，响应中共的邀请，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筹建国大计。1949 年 1 月 22 日，进入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

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 55 人，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他们表示：在召开新政协、加速推翻南京卖国独裁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他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务使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①这是一个庄严的声明，它表明以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国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在经过长期奋斗、选择之后，正式告别旧民主主义道路，而踏入新民主主义营垒。与此同时，全国工会、青年、妇女和各种文化团体纷纷建立，为召开新政协作了重要的准备。

1949 年 6 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 个单位的代表，共 134 人。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等文件，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的筹备会常委会。下设 6 个小组，加紧进行各项具体筹备工作。

为了给新中国筹建工作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毛泽东于 1949 年 6 月 30

日发表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同年 9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曾论述过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和政权制度，指出新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具体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会议，“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搞“三权鼎立”。②

新政协筹备期间，1949 年 8 月 5 日，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白皮书，以回答反对派在对华政策上的责难。该书首次披露了 1844—1949 年，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若干文献，说明了美国援蒋的事实和遭到失败的经过，并表示了将继续与新中国为敌的立场。

中共中央发起了对白皮书的讨论和批判运动。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多篇评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学校、报社、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发表许多声明、谈话和文章。讨论涉及多方面问题，包括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百年来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中国人民如何对付帝国主义的新阴谋等。在这许多重大问题上展开这样广泛的讨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空前的。它是对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一次大清算，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思想上的重要表现。它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建立扫除了不少思想障碍。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隆重

召开。会议代表共 662 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

① 1949 年 1 月 23 日《人民日报》。

民主同盟等各党派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爱国华侨代表，宗教界代表以及特邀代表。代表的广泛性，使会议具有了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 1/4 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9 月 30 日，选出了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宣言、向人民解放军致敬电、竖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办法及碑文。会议还决定：国都定于北平，北平改称北京；采用公元纪年；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纲领文件，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政权机关及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外交政策的总原则。

中国共产党从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之后，就明确地把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奋斗目标。共同纲领的制定，表明这一奋斗目标变成了伟大现实。

10 月 1 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布就职。委员会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这一天，首都 30 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数千年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侵略，22 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一起被中国人民扫进了坟墓。中国进入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使中国的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而且沉重地打击了世界殖民体系，促进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

中国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力，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必须同本国社会和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变成改造现实的伟大力量。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经由新民主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