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护法运动

1917 年 7 月 5 日，段祺瑞在讨逆军的胜利进军声中通电宣布就任国务总理。翌日，冯国璋也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并下令将李经羲免职，正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4 日，段由津入京，组织起与研究系及冯国璋合作、而完全排斥国民党及黎元洪的新内阁。其中陆军、内务、财政总长，分别由段祺瑞（兼）、汤化龙、梁启超担任。

由于有了这样的变迁，尤其是不再存在国民党的干扰，对德宣战问题终于顺利解决，8 月 14 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对德国及其盟国奥地利宣战。然后派遣 20 万华工赴欧洲战地服务，帮助协约国。接着，国内政局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国会。民国以来，由于国民党占多数，国会屡屡与北洋政府的独裁统治作对，段祺瑞不想再恢复国会。梁启超研究系则为了继续投靠皖系，又感到在国会中本党议员未占多数，难以控制国会，也不愿见其复活。在护国战争中曾表示维护国会和约法的梁启超，又转向了，充分表现出政客投机的品性。但他们又觉得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没有国会掩饰而实行赤裸裸的军事独裁，也行不通。于是根据梁启超的提议，段祺瑞决定成立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然后据此新法组织排除异己的新国会，以操纵北京的政局，同时穷兵黩武，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的政策。

孙中山一直注视着北方局势的发展。他看到黎元洪身为国家元首，在督军团祸乱中，屈服于督军压力，解散国会，“实同降伏”；而冯国璋身为副总统，“迫胁元首，申请解散国会，实属通同谋叛”；段祺瑞“以叛讨叛，以贼灭贼”，复出后又公然弃毁约法和国会，更是可恶。他看透了北洋军阀

① 《民国日报》，1917 年 7 月 5 日。

摧残共和的本质，认为中华民国已名存实亡。而“民国不可一日无主”，于是，孙中山便着手发动护法运动。

1917 年 7 月 19 日，孙中山抵达广州，争取了陆荣廷和唐继尧的合作，

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海军总长程璧光响应，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于 21

日率舰队 10 艘自上海开往广东，通电护法。8 月中旬，至广州的议员已达 150

余人，仍不足法定人数，即于 25 日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法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成立护法军政府，主要任务是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军政府由国民党、海军及驻粤滇军组成。桂系消极抵制，使军政府一开始就隐藏着危机。

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的成立，鼓舞了各地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力量，他们纷纷起来响应。首先是护法前线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发表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的联衔通电，宣布湖南“自主”。10 月 6 日，他们组成护法军湖南司令部，推举程潜为总司令。接着，安徽、浙江、四川、陕西、湖北，以及山东、福建、河南等省的一些区县和驻军，相继通电声讨段祺瑞政府，宣布独立自主，成立护法军、靖国军、自主军等，先后加入孙中山发动的护法战争。他们中，有的是革命党人举旗讨逆，有的是爱国将领反对段祺瑞武力兼并，有的则是北洋系军人反戈抗段，虽然动机各不相同，但都打起护法旗号，表示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与孙中山军政府结成反段统一战线。

对此，孙中山受到莫大鼓舞，立即制定了护法战争的军事计划，准备各路大军会师武汉，大举北伐。

段祺瑞决心以北洋武力对付西南护法，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他制订了出兵湖南、直捣广东军政府的战略，8 月 6 日，特派其心腹大将、北洋“四大金刚”之一、前陆军次长傅良佐代替谭延闿，任湖南督军，并调北洋第 8

师、第 20 师入湘征讨。9 月 29 日，代总统冯国璋指责孙中山非法召开非常国会，下令对军政府成员“一体严缉交法庭依法讯办”。

陆荣廷看到“湘省为两粤门户，又系滇黔咽喉”，所以，湖南不仅是南北必争之地，也直接关系到桂系的利益，遂决定援湘抵抗。10 月 3 日，他在南宁召开两广援湘军事会议。会议决定迎黎元洪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并出兵援湘，推桂督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司令；军政府特派革命党人钮永建为总参谋长。同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进剿”“首逆”段祺瑞、“主谋”梁启超和汤化龙、“叛军之魁”倪嗣冲等。

至此，南北对抗的军事态势终于形成。其实，战争已在 9 月 22 日爆发。

傅良佐对湘南自主十分恐慌，先令湘军第 1 师第 1 旅进攻湘南护国军于衡山。

但是在 28 日，该旅官兵在前线相继起义，反戈护法。南军乘势前进，节节胜利。

护法军政府的成立和南军的胜利，促使北洋派内部直皖两系矛盾的激化。冯国璋早有当独裁总统的野心。为了搞掉政敌段祺瑞的皖系势力，他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对段内阁采取又敷衍又对立的态度。护法战争开始后，他看到倒段去皖的时机已到，即指使前线直系将领反对武力统一政策，并拉拢南方陆荣廷、唐继尧等军阀政客停战议和，致使段祺瑞派往湖南的北洋军第 8 师师长王汝贤，第 20 师师长范国璋，突然于 11 月 14 日通电停战撤兵。

同时，长江 3 督（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也主张停战议和，并阻止北军南下，形成直系与西南军阀联合反皖的局面。傅良佐因此被迫退

出长沙，南军进占。段祺瑞则于 16、22 日两次提出辞职，企图要挟冯国璋。冯国璋却乘机于 22 日下令准段辞职，并解除其陆军总长的兼职，特任王

士珍署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并在内阁中除去 5 名研究系阁员：汤化龙、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张国淦。

段祺瑞内阁第二次倒台，为冯国璋直系与南方的和议开辟了道路。但是，南方护法阵营也在发生分裂。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坚持护法的原则立场，反对在未达到护法目的情况下停战议和。他于 11 月 18 日发表声明，表示“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①；若无此条件，则应乘胜追击，进攻岳州，会师武汉，直捣幽燕，将护法战争进行到底。

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和唐继尧为首的滇系进行护法战争则是出于维护他们的私利。尤其是陆荣廷，只为看守其老家两广的地盘，见目的已达到，即响应北方停战议和的号召，令前线按兵不动，并积极向北方求和，在 12 月 9

日抢先发表主和通电。唐继尧也与陆荣廷沆瀣一气，遥相呼应，在 12 月 4 日宣布已令川滇军实行停战，要求北京政府“严令川督切饬各队一律停战”。如此，湖南护法军失去了乘胜前进夺取岳阳、巩固长沙的时机，并使北军获得喘息、反攻的机会。

段祺瑞遭到严重挫折，但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下，与徐树铮等一起，组织力量反扑。他们又故伎重演，复活督军团，联合奉系张作霖，收买直系大将曹锟，奋力反击冯国璋。12 月 2 日，他们在天津召开北方 7 省 3 区督军、都统和护军使会议；6 日，北方 10 督又联名通电，要北京政府明令讨伐西南，迅速进行新国会选举，以便“合法倒冯”。北方主战派又占了上风。冯国璋被迫让步，于 16 日又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这参战督办实际是第二内阁，不仅掌握军权，而且插手内政外交。同时，冯为笼络桂系，又在 25 日发表停战布告，责成南北各军各守原防，停止敌对行动。

正在这时，驻荆门（今江陵县）的湖北鄂军第 1 师和襄阳镇守师黎天才

分别在 12 月 1 日和 16 日宣告自主，拥护军政府护法，武汉为之震动。湘西军民纷纷要求开往鄂西与湖北自主军合作战斗。这吓坏了直系主和派鄂督王占元。为自存计，他转向主战。皖系主战派乘机派吴光新、张学颜部进攻荆、襄，并很快攻克，战争再起。南军则在 1918 年 1 月 27 日攻占岳阳，以为报复。

南军夺取岳阳，武汉人心浮动。皖系主战派纷纷攻击冯国璋、李纯等直系主和派“优柔适以贾祸，姑息更足养奸”。直系主和派进一步瓦解，李纯见不能见信于西南，又遭主战派无端攻击，在 1 月 11 日电请辞职。冯国璋在

压力下，再次让步，在 30 日向西南下讨伐令。于是，从 2 月中旬开始，直皖两派各路北军——曹锟、吴佩孚、张敬尧、张怀芝、张宗昌、张之杰、冯玉祥，以及海军杜锡珪，从水、陆两路，联合向湘鄂、湘赣边界挺进。充分显示出直皖两系在保卫北洋派利益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在北军气势汹汹的攻势面前，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3 月 26 日，吴佩孚部队开进长沙，接着又占领衡阳。

与此同时，皖系又决定引奉军入关，以迫使冯国璋就范。2 月 25 日，徐

① 《大元帅对于时局之通电》，《军政府公报》第 25 号，1917 年 11 月 19 日。

树铮赴奉天晤张作霖，达成奉皖联合，奉军入关作战，声援段祺瑞。徐树铮还担任奉军副总司令。然后，奉军直达京津，冯国璋大为恐慌。岳阳被北军攻占后，皖系主战派更为嚣张。3 月 19 日，以曹锟为首，包括转化过来的长江 3 督在内的 15 省 3 特区督军联名通电，要求段祺瑞组阁。于是冯国璋又被迫让步，请段出山。29 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段祺瑞这次组阁抛弃了旧友研究系，结交了新欢交通系。

但是，在冯国璋失势时，直系将领曹锟、吴佩孚迅速崛起，与皖系发生新的对抗。他俩这次南下，攻克岳阳，收回长沙，占领衡阳，战功最大；而西路张敬尧、张宗昌部在湘军顽强抵抗面前，却遭惨败，几乎全军覆没。然而段祺瑞上台后竟将湘督兼省长一职授予皖派嫡系张敬尧，使吴大为不满。这时，曹锟也屡得冯国璋密电诘责，意识到继续主战，徒为皖系扩大地盘，乃谋求与南方讲和，直皖矛盾再度激化。

5 月 29 日，曹锟未经段政府同意，即擅自离开汉口，回师天津守住直隶地盘。吴佩孚则更是大胆，6 月 15 日，与南军签订停战协定；8 月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南方护法军政府也复电赞成和平。段祺瑞在直、桂军阀联合反对下，8 月下旬被迫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直桂则形成新的联盟，加剧了直皖矛盾。

与此同时，南方护法阵营也发生了变故。陆荣廷视两广为私产，不满孙中山在广州的活动和发展，对护法军政府取拆台政策。为迫使孙中山离职，他指使其亲信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拘杀孙中山大元帅府卫队官兵数十人。而唐继尧不仅阻止驻粤滇军支持护法军政府，还以“促进宪法之成立”为名，组织“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提出改组军政府。孙中山公开揭露滇桂军阀的破坏活动，命令海军炮轰莫荣新军署，以示警告。桂系军阀于 2 月 26 日暗杀了拥护孙中山护法北伐的海军总长程璧光。4 月份，在政学会的阴谋策划下，国会非常会议终于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改大元帅首领制为总裁会议制。5 月 4 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 7 人为政务总裁，以岑为主席总裁。从此，军政府成为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会控制的工具，护法成为空名。孙中山愤而辞职，离开广州。护法运动失败。

护法运动表现了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工人阶级没有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民主主义立场，反对专制，反对复辟的顽强的革命精神。虽然“护法”的口号没有涉及有关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但是运动的实际斗争，对冲击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统治，粉碎复辟帝制阴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受到一切进步力量的拥护和支持。

然而，护法斗争失败提供的经验教训也许比它的进步作用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没有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任何革命运动都不可能胜利。辛亥革命后，随着北洋军阀的暴力压迫和官禄利诱，革命党人不断分化。许多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队伍，“鱼目混珠”，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并造成宗派林立，成份“过于复杂”①。在这次护法运动中，许多党员在关键时刻甚至不支持孙中山，反而勾结军阀反对孙中山。像这样

①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 年 10 月 15 日），《孙中山选集》第 524 页。

一个组织不纯、四分五裂的革命党，何以领导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其次，缺乏可靠的革命武装，难以推倒由帝国主义作靠山、握有强大反革命武装的军阀统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始终未掌握可靠的革命武装，只知争取、利用旧军阀。因此，在关键时刻，不是被瓦解、打败，就是反戈叛变，难成大业。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条，从 1905 年同盟会成立到这次护法运动最终失

败表明，中国资产阶级 20 多年来奋斗的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所谓“国会”、“约法”等这些被资产阶级视为神圣的东西，已经被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和官僚政客们糟蹋得不成样子，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捍卫它的努力也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没有成功的希望。

凡此种种，时代呼唤着中国人民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和新的革命领导阶级及其政党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