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对封建复古文化的斗争

进入 20 年代后，随着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化也在思想文化领域奋进。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新青年》季刊、

《前锋》和团中央刊物《先驱》、《中国青年》，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知识，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及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中共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及印刷发行机构上海书店，也出版发行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此外，中共还开办了平民女学、上海大学等，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所有这些都有力地配合了政治军事战线上革命斗争的开展。

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一方面用逮捕、查封、没收等暴力手段，严厉镇压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用封建买办文化来阻止、破坏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鉴于“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已在五四时期败下阵来，他们变换手法，网罗了一批留过学、出过洋的人，以“精通西学”的学者名流身份大搞复古文化，维护旧势力的统治。“甲寅派”、“学衡派”和学术上的训诂考据派就应运而生了。

曾经留学英国的章士钊及其主编的《甲寅》杂志，在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以后他即转到反动势力一边，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1925 年 4 月，章士钊以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署教育总长，并把停办多年的《甲寅》月刊复刊为周刊，随后，向革命派进攻，竭力维护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他一方面用教育行政手段，严厉压制并镇压学生运动，迫害在教育部任职的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另一方面，在文化思想问题上，章士钊极力提倡“国故”，尊孔，读经，恢复科举制度。规定小学从四年级起，每周读经 1 小时。他与封建势力相勾结，以《甲寅》周刊为主要阵地，掀起了一股

复古逆流。章士钊重新发表了 1923 年写的《评新文化运动》及《评新文学运动》等文，诬蔑新文化运动会造成“精神大乱，郁郁伥伥之象充塞天下”；攻击白话文“不成文理，味同嚼蜡”，“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

在政治上，章士钊的复古思想集中表现在他根据段祺瑞 1925 年 2 月 23 日所发“以农立国”电文而提出的“农村立国说”中。此说企求建立一个“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的农业国家，以治工业国产生的劳资阶级斗争尖锐等种种弊端①；鼓吹用古代“圣人”所创礼教与文化，以约束人们放纵的“兽性”。章士钊认为我国古代先哲已经看到了工业化的坏处，故创“礼教”与“农化”以为预防。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他极力排斥新文化运动。他断言文化只有东洋与西洋或古与今之别，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而不惑”的“共通文化”，以此反对学习西方文明，更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工农运动。他说：“愚殊自信，共产之说，在中国实无意义。”②“愚自始不信吾国有共产党，有之，亦冒利无耻，为某使驱遣，乘便扰乱社会安宁秩序，售其奸私者尔。”③其根据是，吾以农国之故，欧洲工党规模毫不适用；“马

① 孤桐：《农治翼》，《甲寅》，第 1 卷第 5 号；《农国辨》，《甲寅》第 1 卷第 26 号。

② 《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第 1 卷第 30 号。

③ 《曳白记》，《甲寅》，第 1 卷第 35 号。

克思之学说，尤格格不入”④

由此可见，章士钊的“农村立国说”，是一种逃避阶级斗争，反对革命运动，企图把中国倒退到封建小农社会，以维持军阀割据和巩固北洋政府统治的反动复古思想。

学衡派是以南京东南大学教授梅光迪、胡先驌和吴宓等人为骨干的复古派。他们在整理国学和研究中西古代文化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因此以“学贯中西”自我标榜。他们以 1922 年 1 月创办的《学衡》杂志为阵地，鼓吹“孔教救国说”，而摒斥日、美、甘地与列宁等一切学说。他们认为“中国之最大病根”，在于“不行孔教”①，“挽救今日政治腐败之法，厥维提倡已视为腐旧而以节制为元素之旧道德”②。“孔教救国”的具体办法是：要有千百个“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通力合作，先对中西文化作“彻底研究”，进而“发扬光大”与“改造”固有文化，并“吸取他人文化”，然后“宣导国人，蔚为风气”③。为此，他们极力排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马克思的办法是针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病症”的，拿来解决中国的“病症”，是“南辕北辙”，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增加困难。

学衡派不同于甲寅派的一个特点是，对现实的一切持否定态度。他们集中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文化运动，同时也反对胡适的新文学主张与实践。

针对这股复古逆流，《向导》、《中国青年》及时发表文章，指出章士钊等投靠北洋军阀段祺瑞，当了帝国主义的走卒。他们“是受了欧化影响而带有一点资产阶级性的”封建士大夫，号召进步文化界联合起来，向着复古逆流“分头迎击，一致进攻”。当时中共的主要精力放在紧张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工农运动上，因此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主要由鲁迅等人来进行。

鲁迅从中国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出发，批判了“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的封建复古派的谬论，阐述了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 “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的改革不可缓了”，“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因此，“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①

对章士钊提倡读经，鲁迅指出“读经”与“救国”绝不相干。而且，他们“是明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其用意无非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凭着官力将一切新生的力量压下去。”②

此外，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化运动>》，成仿吾的《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健攻的《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等，也给予甲寅派

④ 《论业治》，《甲寅》，第 1 卷第 38 号。

① 柳诒征：《论中国近世之病根》，《学衡》第 3 期。

② 胡先驌：《说今日教育之危机》，《学衡》第 4 期。

③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 1 期。

① 《忽然想到》、《北京通信》、《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第 3 集。

② 《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第 3 集第 97 页。

以有力的回击。

对于学衡派，《中国青年》发表文章指出，胡先驌辈虽是留学生出身，但他们的思想却封建主义居多：开口不离仲尼，闭口不离先王。我们可以称他是“穿西装或者还是挂十字架的‘康有为’”③。鲁迅则称他们是“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他列举出他们的文字不通之处，加以嘲笑说：“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④

甲寅派和学衡派统属于“东方文化派”，主张用“东方精神文明”来挽救中国，由此出发，他们提出了上述“农村立国说”和“孔教救国说”。瞿秋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如哲学、道德、风俗、艺术、科学等一切社会心理，都是经济发展之结果：“一方面是经济的产物，另方面，又是经济发展的助缘。”批判他们所谓“欲望、肉欲为社会现象的根本”，是“文明产生和进步的原动力”的说法，是一种“唯心论”；揭穿他们宣扬的“东方文化”，一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二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三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其中宗法社会的伦理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①

胡适是崇拜西方文明、否定东方文明的，但在这股复古逆流中，他也打出“整理国故”的旗号，提倡用考据的方法，从训诂、校勘、辨伪方面去整理古书，用实验主义去“改造国故”，为其“全盘西化”的政治主张服务。胡适说：“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名’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史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只希望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②——这里，他提倡“整理国故”的目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从研究具体问题中输入实验主义的学理，阻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引导青年脱离革命实际。为此，他为清华大学同学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有经、史、子、文学、哲学等方面的近 200

部古书，其中包括“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等 20 多部佛教书。

由于胡适等人的提倡，当时学术界整理国故，疑古辨伪的风气盛行。顾颉刚把史学界发表的古史辨伪文章汇编印成《古史辨》，从而产生了“古史辨派”。该派在考证古史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由于他们立足于唯心史观，许多结论是错误的，是为他们的历史虚无主义服务的。胡适否定《诗经》以外的古文献，否定东周以上关于古史的有关记载和传说；顾颉刚认为尧、舜、禹等人和他们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 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①

文化界一开始就对“整理国故”的反动作用进行抨击。鲁迅在 1924 年 1

③ 《什么是文化工作》，《中国青年》第 142 期。

④ 《估学衡》，《鲁迅全集》，第 1 集第 449、450 页。

①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 1 期。

② 《介绍我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 1 集（下）。

① 《古史辨》，第 1 册第 35 页。

月所做的一篇讲演里说：“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②郭沫若也指出：“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质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份内事”，“但他却不能大锣大鼓四处宣传：‘你们快来学我，快来学我’！”③

经过以上批判，这股复古逆流很快得到遏制，更被大革命掀起的汹涌澎湃的反帝反封建的浪潮所淹没。《甲寅》在 1927 年 4 月被迫停刊。他们鼓吹的所谓“农村立国说”、“孔教救国说”也随着大革命的发展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倒台而彻底破产。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进步与反动、新与旧的斗争是没有止息的。反动势力往往借助于历史幽灵为其现实斗争服务，所以反对复古文化的斗争是长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