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次革命及其失败

袁世凯北洋集团与同盟会的争斗，以及他们与立宪派政党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斗争，除了对各省的地盘之争以外，还表现在中央统治机构的内阁和议会中。斗争的焦点是民主与独裁。袁世凯以北洋军为后盾，要实行总统军事独裁制，同盟会则要保卫民国和约法，坚持民主共和制。其他政治势力必须对此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袁世凯上台后，第一场斗争就是责任内阁问题。责任内阁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它是《临时约法》所规定的，也是同盟会所坚持的重要政治原则之一。参加内阁的同盟会阁员宋教仁和蔡元培等，对实行责任内阁满腔热忱。但是，袁世凯则要把内阁变成他实行独裁统治的政治工具。所以在组织内阁时，袁世凯竭力坚持由他的幕僚出任内阁总理。第一任总理由唐绍仪出任，是因为唐曾是袁的同僚。袁以为唐对于他必言听计从。不料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唐绍仪，自参加南北和议以后，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也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并认为要实行共和立宪，必须取与同盟会合作的现实态度。所以他担任总理以后，便以“调和南北”为职志，国务院“每有要议，必就商于蔡（元培）、宋（教仁）二君”①，对袁世凯的独裁行为，如在用人和借款等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抵制。这就引起了袁世凯的猜忌，经常煽动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与唐对抗，在参议院内，统一党和共和党的议员，也因要打击同盟会而准备弹劾唐绍仪，致使唐无法供职，被迫于 6 月 15 日辞职。

① 《政界内形记》，《远生遗著》卷 2，第 9 页。

6 月 27 日，袁世凯任命原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内阁总理。陆表面上无党无派，由他组阁，可收“超然总理混合内阁”、欺骗舆论之效，实际上一切听命于袁世凯，因此同盟会阁员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和工商总长陈其美等联袂辞职，以示抗议；参议院也进行抵制。袁世凯竟动用军警胁迫参议院通过陆征祥组阁案。之后，议员们又纷纷弹劾陆征祥，逼陆辞职，袁世凯另任命其私党赵秉钧为总理，更受到同盟会等方面的反对。袁世凯遂邀请孙中山、黄兴出面调解。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错误地认为：“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②。因此他表示今后决定舍弃政治斗争而专注于提倡民生主义，发展实业。为此，他从 1912 年 4 月起，周游各省，发表演说和谈话，宣传他的思想，还身体力行，提出了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宏大实业救国计划。

袁世凯表面上支持孙中山的铁路计划，以笼络孙中山，企图利用孙中山和黄兴的革命影响，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就曾致电孙中山，要孙解职后，尽快北上担任最高顾问。对于黄兴，也同样如此。但均被拒绝。唐、陆内阁风潮相继发生后，袁世凯为缓和同盟会的反对，再次派人到沪殷殷相劝。孙、黄从巩固新创民国的良好愿望出发，调和袁与同盟会日益激化的矛盾，答应北上。

8 月 24 日，孙中山先期到达北京，受到国家元首规格的隆重接待，并在

9 月 9 日被授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与袁世凯两次会谈后，孙中山认定袁世

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于是，黄兴在孙中山的电促下，于 9

月 11 日到京，同样受到袁世凯的“热情的欢迎”。

孙中山在京近一月，与袁世凯晤谈 13 次，虽然在保护革命势力和巩固共和制度等原则问题上未作让步，但一是由于如上述对当时形势认识错误，二是被袁世凯“热情”、“谦恭”所迷惑，还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谈话中袁世凯总是“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表明自己并无野心，只求“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孙、黄则利用一切场合呼吁停止党争，劝说革命党人平和对待政府，“赞助袁大总统谋国利民福之政策”，并在悬而未决的组阁问题上，应袁世凯的要求，孙中山出面劝说革命党人同意梁如浩任外交总长；黄兴同意赵秉钧为正式总理。黄还极力拉袁世凯入党，作国民党首领，又遍邀国务员全体加入，企图组织所谓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孙中山甚至向袁世凯作出“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的保证。

孙中山、黄兴身为革命领袖，如此热心“调和”并公开表示信任、拥护袁世凯，客观上麻痹了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帮助袁世凯摆脱了困境。而对于孙、黄“调和”的初衷来说，却是事与愿违的。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孙、黄“调和”、停止党争的呼吁，脱离实际，没有什么号召力。孙、黄还未离京，争斗烽烟又起。

唐内阁垮台，使同盟会认识到，要实行责任内阁须有政党作保证。为此， 6 月 28 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正式议决“绝对主张政党内阁”①，企图以此加强对袁世凯的限制。袁世凯则相反，为便于操纵、牵制，极力主张组织“超然总理混合内阁”，反对政党内阁。于是，双方斗争又升级。在

② 《中华民报》，1913 年 4 月 7 日。

① 《同盟会之宣言》，《正宗爱国报》，1912 年 7 月 2 日。

这场斗争中，由于孙中山已舍弃政治斗争而专注发展实业。同盟会的宋教仁站在最前线。他认为要实行政党内阁，同盟会必须联合一切可以争取的政党，组成“强大真正之政党”，即议会中第一大党。于是在宋教仁的实际主持下， 8 月 25 日，同盟会联合几个政党，成立了国民党。

国民党成立后，立即与袁世凯展开激烈角逐。如关于省长，袁世凯坚持由中央任命，国民党坚持民选；关于宪法，国民党坚决主张由国会自定，任何人不得随意干预，袁世凯则坚持各省都督参加“讨论宪法大旨”，控制制宪权；国民党坚持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袁世凯则反之，等等。结果，1912 年12 月至 1913 年 3 月的国会选举，国民党以较大优势获胜，国民党组阁，大势已成。孙中山兴奋地说：“足见国民尚有辨别之能力，亦可见公道自在乎人心。”

如此，国民党成了“完成共和政治”的中坚和袁世凯实行独裁政治的最大障碍。袁世凯必欲去之而后快。1913 年 3 月 20 日，就在国民党满怀胜利的喜悦，准备组织责任内阁时，他派人收买凶手，在上海车站刺杀了宋教仁。而且，此案很快真相大白，袁世凯是元凶，全国为之震惊。

宋教仁被刺惊醒了国民党人。正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终于看清“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国民之付托”①的真面目，立即回国，1913 年 3 月 25 日到上海，当晚召集国民党人紧急商讨反袁对策。然而会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孙中山等主张武装讨袁，并且要快，先发制人；黄兴、陈其美等主张“法律解决”，即通过国会、司法，按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或“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暗杀袁世凯”，以免战争糜烂大局。孙中山对法律解决及暗杀皆不以为然。在掌握兵权的南方各省国民党都督中，也分成这样两派，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主战，其他一些都督或反对，或不积极，有的同盟会老人如谭人凤等甚至主张南北调和。因此，延误了时机。

正当国民党内争论不休时，袁世凯在取得帝国主义财政支持后先发制人了。他沿津浦、京汉铁路紧急调兵遣将，向南方革命党人作出两面夹击的军事部署：5 月中旬，安排北洋第六师（师长李纯）以攻取江西为目标，进驻兴国、蕲春、田家镇一线，前锋进驻武穴、小池口战略要地，与江西码头驻军隔江对峙。月底，又派北洋第二师（师长王占元）自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为六师后援。同时，又把倾向革命的驻上海一带的海军舰队调往烟台，进行收买，使其改变立场。袁世凯一面作此军事部署，一面就向国民党宣战： “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①6 月，先后免去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之职。

内部涣散的国民党，这时才慌了手脚，仓猝应战。黄兴部署湖北首先发难。但由于准备起兵时叛徒告密，机关被破坏，詹大悲仓促起事，被黎元洪派军各个击破，遭到大屠杀，幸存者都投奔江西李烈钧处。

7 月 11 日，李烈钧奉孙中山指令，从上海秘密回到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于次日宣布独立，声讨袁世凯。如此，江西首先举起了讨袁大旗。

随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黄兴在策动湖北起义失败后，被江苏革命党人迎到南京。他们掌握了第八师，于 7 月 15 日逼迫都督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

① 《陈英士致黄克强书》。

① 《时报》1913 年 5 月 14 日。

并任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接着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广东（陈炯明）、福建（许崇智）、湖南（谭延闿）、四川（熊克武）等，先后宣布独立反袁。但是，由于革命发动前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各地独立后，一直未建立起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和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为了争取同盟军，7 月 12 日他们竟在南京推举岑春煊为讨袁大元帅，节制各省都督和讨袁军总司令，连孙中山这样一面比较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旗帜，都不敢打出来。结果岑并不上任，二次革命实际是各地各自为战，这就决定了它必定失败的命运。

7 月 11 日晚，江西讨袁军司令部成立后，即决定先发制人，掌握主动。

12 月，林虎部队首先在沙河向北洋军李纯部发动进攻。由于讨袁军怀着对袁世凯的强烈仇恨，奋勇杀敌，初战告捷；打得李纯“左撑右持”，“力尽智穷”①，不断电告袁世凯求援。袁急令段芝贵支援，又有汤芗铭率海军督战，讨袁军三面受敌，寡不敌众，形势急转直下。李烈钩且退且战，等待湘、粤援军，但援军迟迟不来。在李烈钧退到南昌时，湘督谭延闿见江西败局已定，取消湖南独立，向袁世凯输诚，并致电李烈钧说“微服过宋，古有名训”，劝其脱离部队取道湖南出外流亡。李和林虎先后亡命日本，部队由谭延闿电请袁世凯同意，由湖南收缴遣散。江西讨袁军失败。与此同时，湖南革命党人对谭延闿取消独立不满，于 9 月 9 日再次发动独立，进攻都督府，被谭镇压。湖南讨袁也失败。

其他地区的讨袁战争以上海、南京最激烈。上海方面，由陈其美率部攻打北军驻守的制造局。7 月 16 日，吴淞要塞司令姜国梁宣布独立，形势一度对讨袁军有利。但接着袁世凯以巨款收买海军，各国列强和租界当局也都支持袁世凯，不许讨袁军进驻租界。闸北英军甚至将蒋介石率领的 207 名讨袁军缴械。8 月 13 日，讨袁军在水陆两路和中外反动派的四面围攻下完全失败。

上海讨袁战局受挫时，江苏都督程德全就惊慌失措，取消南京独立，进而到苏州办公，停止沪宁铁路交通，使反袁中枢南京腹背受敌。黄兴眼看失败局势无力挽回，7 月 28 日，悲愤中出走日本。同日，讨袁军大元帅岑春煊发表声明，表明“维持和平”心迹，辞职，离沪赴粤。8 月 2 日，孙中山也离沪南下。

就这样，二次革命本来很脆弱的中枢也瓦解了，从而加速了讨袁阵线的崩溃。

由于袁世凯一再电令北军对取消独立的军队也要“勒令缴械，诛其渠魁”，逼得革命党人何海鸣等再度率部占领江苏都督府，恢复独立，并誓死血战，进行了英勇的南京保卫战。南京的锁钥天堡城，五得五失，伤亡惨重。9 月 2 日，何海鸣率残部在雨花台进行最后一战，伤亡殆尽。

安徽、福建、广东 3 省的讨袁斗争，也由于敌强我弱，内部叛乱，相继失败。四川独立后，袁世凯令鄂督黎元洪、陕督张凤翙、滇督蔡锷、黔督唐继尧“酌拨劲旅，会合兜剿”。9 月 12 日，黔军占领重庆，熊克武日前出走，最后一支讨袁军溃散。至此，整个二次革命战争以失败而告终。

二次革命失败后，农民反袁斗争白朗起义还坚持了 1 年多。袁世凯上台后，在加强其专制统治同时，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横征暴敛，摧残民生，

① 《李纯报告战况请援电》（1913 年 7 月 12、13 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较清朝为尤甚。”①于是激起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从 1912 年起，山东、山西、江西、四川、甘肃等地多次爆发群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坚持最久的是白朗领导的河南农民起义。7 月，二次革命爆发，白朗见北洋军大批南调，乘虚南下，攻克鄂北重镇枣阳，并与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孙中山、黄兴都曾给予指导和帮助。但由于双方阶级的局限性，两支革命力量没有紧密结合起来。1914 年 5 月底，义军进入甘肃，因与回、藏等少数民族关系没有处理好，陷入困境。8 月，白朗率百余人回家乡河南宝丰，不久被围攻失败。

在“二次革命”迅速被镇压下去的情况下，白朗起义坚持 3 年之久，纵

横驰骋中原 5 省，沉重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显示了中国农民强大的革命力量。

二次革命的发动和失败，再次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革命性和软弱性。他们渴望民主共和制度，但没有力量保卫它。而且随着这次革命的失败，辛亥革命遗留下来的成果几乎全部丧失。袁世凯和占领南方各省的北洋军阀及其附庸，大肆屠杀革命党人，使革命派大伤元气。接着国民党被解散，国会亦解散，临时约法被撕毁，恢复独裁恐怖统治。这是一年多来革命党人调和妥协倾向的恶果。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参加了辛亥革命，但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力量十分弱小，又受到列强在华经济势力的制约，因而无力支持坚决、长期、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尤其害怕列强的干涉。因此，他们不愿意重走辛亥革命的路，希望以妥协改良来维持民主共和制度。再加上他们脱离广大市民特别是农民群众，而往往依靠投机动摇的军阀、官僚和政客，所以难与强大的中外反动势力相抗衡。

二次革命也暴露了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与没落，加速了袁世凯的没落。袁世凯在击败革命党人以前，是小心谨慎的。他把尽可能多的中间分子笼络在自己的身边。但是，随着军事顺利进展，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忘乎所以，一面猖狂地屠杀革命派，一面把原先的同盟者推到一边，走上了众叛亲离的道路。而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也从中开始酝酿。

袁世凯代表近代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刚从大地主阶级转化而来，还拥有大量封建特权。它又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就是说，它既不愿放弃陈腐的封建主义，又离不开帝国主义的支持。因此这个阶级的品性极为腐朽，目光短浅，气量狭小，与清朝末年相似，拒绝任何改良，决不与民族资产阶级分享权力。因此，它的统治也不可能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