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中共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 1952 年恢复经济任务完成后，从 1953 年开始国家便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这个五年计划是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的状况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制订的，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主持进行的。从 1951 年起进行调查研究，着手试编。开始时，不仅缺乏制订长期计划的经验，也缺乏系统的资源调查和经济统计资料，同时还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抗美援朝战争尚在进行等种种不利因素。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多次修改，五易其稿，到 1954 年 9 月基本定案。1955 年 3 月经中共全国

代表会议原则通过，同年 7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包括三个方面，即：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 156 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 694 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这三方面的任务，把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就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五年计划规定，5 年内全国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投资总额 766.4 亿元，折合黄金 7 亿多两。其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占55.8%。在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工业方面的投资占 58.2%。五年计划规定，工业生产总值 1957 年比 1952 年增长 98.3%，平均每年递增 14.7%；农业及其副业总产值增长 23.3%，平均每年递增 4.3%；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51.1%，平均每年增长 8.6%。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商品零售额将增长 80% 左右，职工平均工资约增长 33%，农村购买力将提高近一倍。计划也规定了交通运输、农林水利以及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各方面事业的发展指标，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规划。

“一五”计划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建设规划，在我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它全面体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也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力求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共同愿望。同时又是从实际出发，既考虑需要，又照顾可能，是一个积极而又稳妥的切实可行的计划。

为了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一）1953 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城镇和工矿区人口迅速增加，同时农村因种植经济作物或因自然灾害等原因而缺粮的农民也大量增加，需要由国家供应粮食的人口，1953 年已增至近 2 亿人， 1953 年的粮食销售量比上年猛增 31%。全国解放后粮食产量虽然年年增加，但增产的幅度仍然赶不上需要的增长。同时，由于粮食自由市场的存在和私商的投机活动及余粮户待价惜售心理，从 1953 年起，城乡粮食供应逐渐出现紧张情况，部分地区出现粮食脱销，并发生混乱现象，粮食投机活动也十分猖獗。从当时全国粮食的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情况来看，如果能够得到合理的调剂，粮食也可以实现供需的基本平衡，虽然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为了对有限的商品粮食进行合理的分配和使用，1953 年 10 月，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统购）和计划供应（统销），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以保证全国人民基本的生活需要。这一政策的实施，缓解了粮食战线上的紧张状况，同时对整个市场物价的稳定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是有力的保证。在我国农业生产落后、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这—政策的实行是必要和正确的。继粮食统购统销之后，国家对棉花、纱布、食油等人民生活必需的农产品和轻工业品，也陆续实行了统购统销的办法。

（二）统一调配和大力培养建设干部。技术力量不足，管理人才缺乏，是我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一个突出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1953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决定全党按照统一调整、重点配备、大胆提拔的原则，决心从各方面抽调一批优秀干部，把他们分配到工业战线上去，并号召老干部钻研业务、技术，努力成为工业建设中的内行；同时，对原有的技术人员，认真贯彻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充分发挥他们在建设中的作用；还举办或扩充各级各类专业技术学校，大量招收知识青年、工人和在职干部入学，培养、训练新的技术人才。这一措施，对缓解技术人才的矛盾起了良好的作用。

（三）持续不断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通过劳动竞赛、技术革新、提合理化建议、反对浪费、厉行节约、推行生产责任制、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坚持勤俭办社、勤俭办企业以及先进生产者运动等种种形式，使增产节约运动持续不断地发展，对缓解国家资金的困难，对调动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起了重大的作用。

（四）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及时纠正 1956 年急躁冒进的偏向。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情况总的说是比较顺利的。从 1953—1955 年，国民经济稳步前进，健康发展，成效显著。但是在 1955 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几年来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使中共的某些领导人也逐渐滋长起骄傲情绪，提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加快建设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张。1956 年 1 月，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1956 年至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更对农业发展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战略构想，要求粮食和棉花每年分别以 8.7%和 10.4%的速度递增，到 1967 年总产量分别达到 1 万亿斤和 1 万万担。这个高指标的农业远景规划表明，社会主义建设中急于求成、急躁冒进情绪开始在党内出现。结果，大大提高了 1956 年计划指标，造成基建规模过大，职工增加过多，信贷突破计划，财政赤字增加，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供应紧张的局面。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较早地察觉到这种急躁冒进倾向，从 5 月开始，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起着手纠正和

反对这种倾向。在 6 月 4 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研究了半年来经

济工作中所发生的冒进情况，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决定压缩指标，制止冒进。根据会议的精神，在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主持下，修改了过高的 1956 年计划指标，“二五”计划草案和

1957 年计划控制数字，使这两年的经济建设转到健康发展的轨道，顺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多数纠正急躁冒进的倾向时，毛泽东在思想上是有保留的，但在当时党内民主生活尚未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他仍然能够尊重多数领导人的意见，没有提出异议，容许进行上述种种纠正冒进的措施。这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能顺利地超额完成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一）基本建设成效显著。5 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 493 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 15.3%。施工的工矿建设项目 1 万个以上。

重要工业部门新增生产能力大幅度增长，如炼铁 339 万吨，炼钢 282 万吨，

采煤 6376 万吨，电力 246.9 万千瓦。并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部门，如汽车制造、发电、冶金、矿山设备制造、重型机器、精密仪表制造，以及高级合金钢、有色金属制造，基本化工和国防军工企业等，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残缺不全的旧貌，并为工业的合理布局建立了初步的框架。

（二）工业生产迅速发展。1957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 783.9 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 21%，比 1952 年增长 128.3%。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比 1952 年增长 2.1 倍，平均每年增长 25.4%；消费资料生产也比 1952 年增长 83%，平均每年增长 12.9%。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 年的 35.5%提高到 45%，开始改变重工业落后的面貌。

（三）农业生产增长也比较快。1957 年农业总产值达 604 亿元（按 1952 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 101%，比 1952 年增长 25%，平均每年增长 4.5%。粮食产量达 19505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19%，平均每年增加 3.7%；棉花产量达 164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26%，平均每年增长 4.7%。5 年间，国家用于农林水利的投资共 41.8 亿元，农业生产条件也得到相当的改善。

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运输邮电、国内外贸易都有很大发展，全国市场繁荣，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收支除 1956 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四）国防、外交、文化、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党和政府在改造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也积极进行国防、外交和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促进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发展。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时期。适应新时期的形势和需要，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1953 年 12 月到 1954 年 1 月，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以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针，总结几年来的工作，规定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是：在我军现有的基础上，积极地有步骤地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解放台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

根据以上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在建国初期很短的时间里，在军队精减整编的基础上，很快地组建了空军、海军、炮

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等军、兵种，使人民解放军由原来单一步兵迅速向多兵种合成军队转变。并且相应地加强部队的培训，提高全军指战员的文化、科学和技术水平。为此，1951 年 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随后建立了大批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大量培训军事干部。还有计划地改造和新建了一批军工企业，使我国逐步地能生产制造各种大口径火炮和坦克、喷气式歼击机等武器装备。为了打破美国的核讹诈，1955 年决定筹建核工业，次年即开始研制火箭及原子能的工作，使我国在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方面争取了时间，得以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此外，又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及各种规章制度，决定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等等重大措施，促进了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这一系列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我国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前进了一大步。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根据两方面的事实制定的。一方面，旧中国是一个

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拥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特权和影响，中国在外交上长期仰人鼻息，任人宰割，处于屈辱的地位；另一方面，新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互相对峙、进行“冷战”的局面。美帝国主义为了称霸全球并维护旧殖民主义的统治，打着“遏制”共产主义的旗帜，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则站在和平、民主方面，支持各国人民维护和平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对新中国采取友好合作的态度。据此，中共中央提出，在着手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时应“另起炉灶”；对于同美国及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建交，应“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对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边倒”的原则。

朝鲜停战后，亚洲的紧张局势开始有所缓和。1954 年 4 月，由于苏联的推动，在日内瓦召开由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这是我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我国代表团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尽一切努力争取达成某些协议，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阻挠，会议未能就政治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但挫败和推迟了美国企图对印度支那进行直接武装干涉的计划，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法国从印度支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撤军，并确认三国的民族权利，从而结束了法国在这个地区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

为着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1953年 12 月，我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的谈判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印度方面的赞同。1954 年 6 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1955 年 4 月，亚非 29 个国家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面对着帝国主义对会议的破坏阴谋以及与会各国间矛盾分歧错综复杂的情况，周恩来鲜明地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

而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提出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与会各国建立了联系，为扩大和加强我国与亚非各国的关系，打下了基础。同时还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愿意同美国政府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促成了中美两国 1955 年 8 月开始大使级会谈。

这些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同时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联系，并日益显示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做好这一切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分子工作如何。

旧中国经济落后，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并且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它基本上是为帝国主义、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所控制，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广大工农群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全国 90%以上的人是文盲。

新中国成立后，在维持原有学校及文化教育设施的同时，也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进行改革。教育工作改革的内容，除了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原来的反动政治教育，建立和加强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外，还实行了教育向工农群众打开大门和在全国范围进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形成高等工科学校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

在科学工作方面，建国之初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并实行团结科学家的政策，大力培养新生的科学力量的方针和建立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包括高等学校和各生产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在内的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体系的方针。在文艺工作方面，中共继续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还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医药卫生工作方面，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方针。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科学、文化、卫生工作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显著的成绩。

建国之初，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大多数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不肯跟随国民党逃亡而留在国内迎接解放。知识分子学习热情也很高，他们要求了解新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共首先在高等学校知识分子中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还组织他们参加或参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实践中接受教育。并且逐步把这一学习运动扩展到各界知识分子中去，成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一运动，到 1952 年秋基本结束。这次学习运动，尽管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思想批评中有些问题是非界限不清（如有些单位学习苏联，要求承认苏联的某些生物学说是无产阶级的，批评另一些生物学说是资产阶级的），做法有些粗糙，有的单位采用群众斗争的办法，感情上伤了一些人。但是总的来说，效果是积极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感到有收获，通过学习，克服旧思想，接受新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使自己获得了前进的方向和力量。

这期间，还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 年）和就《红楼梦》研究问题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1954 年）运动，还有对梁漱溟

的批判，试图结合实际的事例，开展批评或批判，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知识分子。这些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一定作用，有其积极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些批判实际上是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一拥而上，形成围攻，有的文章简单粗暴，武断片面，无限上纲，以势压人。不仅对武训、对胡适等，甚至对《武训传》的作者、对俞平伯及已故民主战士陶行知等都有否定一切的倾向。由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还进而否定取消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这一切，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1955 年，又展开了一场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并且迅速变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镇压。这种把文艺思想争论当作政治斗争来进行的做法，特别是并没有经过核实的根据就把胡风和同他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当作“反革命集团”来斗争的做法，完全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开了以言治罪的先例，造成建国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冤案。

1955 年冬，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猛发展，要求大大加快工业化建设的速度。预计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已为期不远，中共中央开始把注意力逐渐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提出了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前，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总责的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十人小组，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知识分子较多的大城市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建国 6 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变化情况以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的情况，为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周恩来在报告中着重阐明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深刻地论述了科学和掌握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二，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和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要措施；第三，提出了热情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并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的任务，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由于以上各项事业的发展，“一五”期间，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 1957 年为 102 元，比 1952 年的 76 元提高34.2%。1957 年底，全国职工人数共 2451 万人，比 1952 年增长 55.1%，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大批失业人员基本上得到安置。

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是十分巨大的。各项建设事业顺利开展，经济发展比较快，也基本保持协调，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全国朝气勃勃，欣欣向荣。连同恢复时期一起，这是新中国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