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之命运”的争论

有关“中国之命运”，即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在近代以来，特别是 1927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一直尖锐地存在着。国共 10 年内战的实质，就是由谁来决定中国命运的问题。待抗日军兴，国共合作，全国一时呈现出新的气象，中国命运之争暂时潜伏下来。但是，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掀起，“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1939 年发生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论争，实际就是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斗争。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和一些反共文人，极力强调所谓“政令”、“军令” 的统一，大力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论调。他们借口中共表示愿意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狂妄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抗日民主政权，取消共产主义思想。他们阉割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把它变成反共的旗帜。

1939 年 5 月，蒋介石做《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构筑成蒋记三民主义。他说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都是“一偏之见”，只有既不偏于精神又不偏于物质的民生史观，才“能说明人生的全部与历史的真实意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皆有缺点”，唯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推之世界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能作为“完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他大讲一党专政的“以党治国”，大讲愚民的“力行哲学”，大讲封建时代的伦理道德。蒋介石的意图就是用被他篡改了的三民主义代替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其它一切主义，继续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共产党的叛徒叶青，连续抛出反动文章和小册子。他把三民主义篡改成不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一民主义，并宣称要“以三民主义作标准来批判其它主义”。他吹捧国民党，吹捧蒋介石，咒骂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项事业。他鼓吹“一次革命”，用以说明民生主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部包括在内。其结论是：“中国有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中国有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就够了，用不着实行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和叶青之流的进攻。他们区分了真三民主义和假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正确阐述了革命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揭穿了叶青“一次革命论”的反动实质，并且在争论中，全面阐明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指明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中国必由之路。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关于中国之命运争论的第一回合。

进入 1943 年，不管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还表现得如何猖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局势已定。在这种情况下，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更加突出起来。1943 年 3 月，蒋介石以他自己的名义出版《中国

之命运》一书。这本经蒋介石授意、综合了蒋介石历来思想而由陶希圣写成的小册子，比较完整地表述了蒋介石集团的立场、观点、内外政策，标志着蒋介石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蒋介石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即“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可决定其盛衰荣枯”；“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如果全国能够“精诚团结，奉公守法”，中国的命运就是“独立，自由”，否则，“诈欺虚伪，毁法乱行”，中国的命运就是“衰落”、“灭亡”。蒋介石这些话的实质含义，第一，就是消灭共产党，消灭人民军队，消灭解放区，因为蒋介石同时宣布，中国共产党就是“变相军阀”、“新式封建”、“破坏统一，妨碍建设”的“封建反动势力”，“没有存在的余地”。他说：“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无论怎样宽大，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什么合理的方法了”。第二，进一步强化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国家体制。蒋介石说：“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 “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总之，蒋介石所指出的中国之命运，就是继续维护并进一步强化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

蒋介石这本书的发表也是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开始。继此书之后，国民党又借 1943 年 5 月共产国际决定解散的机会，大肆宣扬“马列主义已经破产”，狂妄地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6 月中，胡宗南召开会议，进行反共军事部署，使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达到四五十万人。7、8 月间发动多次挑衅性进攻。陕甘宁边区军民紧急动员，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其它解放区积极声援陕甘宁边区。大后方各界群众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国际舆论也批评蒋介石的反共内战行为。鉴于这样的形势，蒋介石不得不于 9 月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宣布中共问题“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对于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反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 1943 年 3 月起连续发表一系列针对性、战斗性很强的社论和文章，全面批判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各个观点，回击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诬蔑，剖析了蒋介石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共产党人指出：蒋介石的这本书“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着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而“中国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消灭不了的，中国民族的生命、幸福与光明是消灭不了的”。他们依据中国历史的事实，确凿地说明：“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共产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整个中国国家的失败”。中国必须走新民主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道路。

这次围绕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展开的争论，是抗日战争时期政治思想战线上斗争的高潮。由于蒋介石亲自出面叫嚣反共，甚至示意决心发动反共内战，这就给中国共产党一个直接指名批判蒋介石反动思想的机会。这也说明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正在激化。

1944 年下半年，中国之命运的争论，进一步集中到要不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上来。当时国统区第二次宪政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国民党军在豫湘桂的大溃退充分表现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9

月 15 日，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林伯渠代表中共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0 月 10 日，周恩来发表《如何解决》的讲演，对召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作了说明。

中共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当时兴起的宪政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步骤，抓住了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关键所在，也把中国之命运的争论引到更实质性的问题上来。中共的主张得到国统区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9 月 24 日，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 500 余人集会，由民盟主席张澜主持，与会者痛诋国民党一党专政给中国造成的危害，强烈要求召开国事会议或党派会议或国民会议，成立联合政权。10 月，宋庆龄、张澜、郭沫若等 72 人发起召开追悼邹韬奋大会，与会数千人，提出要向法西斯统治展开更积极的斗争。10 月 10 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成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中心口号。

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直接对立，所以蒋介石断然拒绝这一主张，而顽固坚持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方案。1945 年 3 月初，他在宪政促进会的讲话中声言：“吾人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它联合政府。”这是在国民大会的幌子下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分别召开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它们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中国之命运。

国民党“六大”于 1945 年 5 月 5 日至 21 日在重庆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奉行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方针，拒绝成立联合政府。会议经蒋介石提议，决定“以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以实施宪政”。这里所说的国民大会，其代表是早在抗战前由国民党中央指定或由国民党包办“选举” 出来的，所要“制颁”的宪法，是以 1936 年国民党公布的“五五宪草”为依据的。蒋介石还声明：“在实施宪政以后，本党的责任不但不因之减轻，而无宁更为加重”，不过是把“训政的地位”改为“扶翼的义务”。①由此可见，蒋介石的“还政于民”，仍是归政于国民党。这次大会的另一个中心内容，是加强反共。会议专门通过《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和《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诬蔑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②

中共“七大”于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大会的开幕词中即尖锐地提出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问题。他说，即使打败日本之后，中国也还有两个前途、两种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在大会的闭幕词中，毛泽东又指出，国民党的“六大”是“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共产党的“七大”则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①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

905 页。

②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 921—922 页。

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为了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共“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了保证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发挥，毛泽东根据 20 多年来共产党建设的经验，着重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他把这三大作风称作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三大标志。毛泽东指出，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中国不应该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法西斯的国家制度；不应该也不可能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因中国革命还处在反帝反封建的阶段；中国只应该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他并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和现阶段的具体纲领，中心就是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斗争便进入最后决定胜负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