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群众性的抗日运动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整个中华民族，工农商学兵各界，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以外，都投入到这场保卫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来。

从“九·一八”后就充当抗日先锋的工人阶级，抗战爆发后更积极地行动起来。在保卫平津和上海的战斗中，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大批铁轨、枕木、钢板、麻袋等物品运往前线，协助部队构筑工事。平津、同蒲、正太三铁路的工人，大部分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团体，成千上万人加入工人游击队、八路军、决死队。太原各厂工人在中共的推动下，组织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后发展为拥有 5000 人的工卫旅，配合八路军打击日军。井陉等煤

矿工人组织的游击支队，有 1300 余人，一度攻入日伪井陉矿务局。沿海城市的广大工人积极参加工业内迁的工作，为奠定抗战的物质基础作出了贡献。农民始终是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参加者、支持者。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所需人力、物力，都主要来自农民。1937 年底至 1938 年间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山东 10 余次抗日武装起义和冀东 20 万人抗日大暴动，都以农民为主要成分。平型关大捷后，参加抬伤员和运送战利品的农民达数千人。在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农民参加自卫军、民兵和游击队，直接参战。妇女、儿童也积极参加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各地农民救国团体纷纷成立，仅山西一个省，1939 年有农民救国会会员达 100 多万人。

青年学生和知识界积极投入抗日斗争。芦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华北各界救国会等 20 多个群众救亡团体组成战地服务团、劳军团、看护队，分赴前线和医院开展服务、劳军和救护工作。学生们还组成募捐团和宣传队，募集抗日经费，进行抗日宣传。

工商界以很高的爱国热情参加抗日运动。抗战爆发前，上海商界已组成职业界救国会，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淞沪抗战时，该会改称职业界救亡协会，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上海市商会成立了救国公债商界劝募总队，动员各商店以积极认购公债的行动支援抗战。全国各地商业界广泛开展了义卖捐献活动。沿海沿江城市的不少民族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和保存企业的愿望，将他们的工厂迁入内地。至 1941 年，内迁厂矿约 600 家，总计机器

和材料 12 万余吨。这对发展大后方经济，支援长期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1938 年 7 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发起了“七七”周年纪念活动，以各种方式进行抗日宣传，还组织慰劳团到各战区慰劳，在武汉发动“献金”活动。“献金”活动声势浩大，5 天之内，参加献金群众达 50 余万人，献出金额超过 100 万元。这次活动表明了各阶层人民爱国热情的高涨。接着，各界群众又踊跃参加了捐献寒衣活动。

宗教界也投入到抗日运动中来。不少地区的佛教、回教界，成立了救亡会、救难协会等组织。上海地区的僧侣组织了伤员救护队。在武汉，千余名各地回教徒代表、千余名基督教徒分别举行反对侵略、拯救国难祈祷。天主教徒举行大弥撒，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平民。天主教主教于斌赴美国 120 余

个城市旅行募捐，得款 80 余万元，支援抗战。西藏活佛发表《告蒙藏人士书》，甘肃佛教会发表通电，揭露日军违背佛教教义，进行烧杀抢掠和破坏佛寺的罪行。西藏喇嘛曾举行大规模的抗日祈祷大会。

中国 50 多个民族，几乎全部直接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斗争。东北的满、朝鲜、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锡伯、赫哲等少数民族，在芦沟桥事变前后，一直同汉族人民一起，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斗争。从抗日义勇军到抗日联军，都有这些民族的儿女参与其中。有的抗联部队，朝鲜族战士几乎占有半数。满族人民的优秀代表关向应，同贺龙一起，领导了一二○师和晋绥边区的斗争。蒙古族人民从 1933 年起就参加了抗日武装斗争，1937 年10 月共产党领导成立的蒙汉抗日游击队，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和大青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后同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共同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回族人民在抗战爆发后组织了“甘宁青救国宣传团”、“回民战地服务团”、“伊斯兰青年学会”、“回民抗日救国会”等救亡团体，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回民游击队、回民支队等回民抗日武装，在华北和西北有数十支，著名的冀中马本斋回民支队，曾发展到 2000 余人，6 年作战 870 余次，歼灭日伪军 3.6

万余人。在广西，壮、毛难、仫佬各族同汉族一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海南岛的黎、苗族组织有人民自卫军，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日军侵占滇西后，当地白、傈僳、傣、景颇、佤、拉祜、阿昌、崩龙、汉各族人民共同奋起，抗击日本的侵略。各族数十万民工一起修建了工程浩大的滇缅公路，为保证中国的抗战和支援缅甸的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的台湾高山族人民，在抗战爆发后，同汉族人民一道，继续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37 年有枋寮高山族和汉族 1300 余人暴动，1938 年初有雾社高山族暴动，1941 年 3 月有台东高山族暴动。新疆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共同成立了反帝联合会，开展了群众性的献金和募衣活动。他们用献金购买 10 架新疆号战斗机，开往抗日前线，把募集的 8 万件皮衣、1 万架马鞍和一大批药材，运往延安。青海各族人民捐献了大量银元、羊皮和军粮。藏族人民也以各种方式支援了抗战。

海外 1000 余万华侨对租国抗战作出了宝贵贡献。各地华侨纷纷成立救亡团体，其中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和司徒美堂领导的“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是规模最大的两个。在欧洲有“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各地华侨为抗战捐助了大量现金和物品。新加坡爱国华侨胡文虎，一次捐法币 200 万元。陈嘉庚按月捐法币 2000 元，直至

抗战胜利。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舜一次捐美元 10 万元。在 1939 年，华

侨捐款和汇款总计 11 亿元（其中捐款 1 亿多元），占当年国民政府军费 18

亿元的 60%。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后发行的 30 亿元公债中，海外华侨认购 11

亿元，占总额的 1/3 强。①从抗战至 1940 年初，华侨捐赠的抗战物资在 3000

批以上。至 1940 年 10 月，共捐献飞机 217 架，战车 27 辆，救护车 1000 余

辆，大米 1 万袋，药品、服装、鞋及其他用品总值约 3.5 亿元。华侨子女大

批回国参军参战。仅粤籍华侨回国参战者就有 4 万余人。担任滇缅公路运输

任务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有 4000 多人是华侨。中国空军驱逐机飞行员中， 3/4 是华侨。不少归国华侨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各地华侨还开展了抵制日货、拒绝为日人做工、禁运军火去日本、举行反日大示威等活动，把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扩展至全世界。华侨领袖还密切注视祖国抗战的发展形势，痛斥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举动。1938 年 10 月底，陈嘉庚鉴于国民党对日妥协倾向的发展，在新加坡致电国民参政会，提出“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议案，为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通过。这对国民党内的妥协分子是一个严重警告。

群众性抗日运动的开展，说明中国抗日阵线的广大，这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

国际工人阶级和友好人士积极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都发表宣言，谴责日本的侵略，号召全世界和各该国无产阶级积极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37 年 9 月，拥有 1900 万会员的国际工会联合会通过决议，要求国联制裁日本，并通过会员国抵制日货，募捐援助中国工友。第二年又通过了《加紧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案》。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工

会参加的国际运输总工会，于 1937 年 10 月通告各国运输工会，禁止运送军

① 另有统计数字：抗战的前 4 年，华侨救国捐款达法币 26 亿元，占当时国民政府抗战军费的 85%。5 亿元救国公债，华侨认购一半，最后全部无偿贡献。

火至日本。第二年又通过“援华制日”案。1938 年 6 月，宋庆龄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推动了国际援华工作的开展。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率医疗队来华，在极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为救治八路军伤病员和发展根据地的医疗事业，鞠躬尽瘁，最后以身殉职，表现了无比崇高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及爱泼斯坦、汉森、福尔曼，美国医生马海德，印度援华医疗队大夫柯棣华、爱德华、巴苏华，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以及德国、奥地利、瑞典、捷克、英国等的许多记者、医生，都为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事业做了有益工作。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发起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简称“工合”），很快在全国各地办起工业合作社 1000 多个。“工合”运动对解决当时战争和民用的急需，帮助各抗日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乃至对培养工业技术力量和扩大中国抗战的影响，都起了作用。

在各国政府中，首先对中国抗战给予大力援助的是苏联。1937 年 8 月，苏联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至 1940 年，苏联给予中国的军用物资贷款有

4.5 亿美元。苏联还派遣志愿空军人员和军事专家来中国直接帮助抗战，总计 3000 余人。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歼击机大队长赫曼诺夫在内的200 余名志愿飞行人员，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美国在中国抗战爆发后，采取所谓“完全中立”的政策，但实际是纵容和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日本所需军用物资的绝大部分，都由美国进口，而美国对中国则没有实际援助。1941 年以后，美国开始大量援助中国。美国政府支持的陈纳德航空队——“飞虎队”，于 1941 年 8 月在中国成立，随即与中国空军共同展开对日作战，1 年间击落日机 280 多架。1941、1942 两年，美国给中国货款 5.5 亿美元，英国给中国贷款 5000 万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