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苏维埃革命的兴起

国民党在确立全国统治的过程中，对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实行了疯狂的屠杀政策。大批的中华优秀儿女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但是，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了新的革命方针，决定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927 年 8 月 1 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

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共产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革命军队 2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以左派国民党为旗号，继续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名义。起义当天占领了南昌城，成立领导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随后，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这次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由于缺乏新形势下斗争的经验，起义没能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就地在农村去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而是挥兵南下，计划到广东后重整旗鼓，再行北伐。因此，10 月初，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至粤北。

8 月 7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是一次在革命遭受失败的关头，为审查和纠正过去的错误，确定新的革命方针而召开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会议发布著名的《告全党党员书》，清算了国民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号召党员重新开展斗争。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当前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议的发言中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八七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战略方针的转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但会议在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忽视了反“左”、防“左”，这就为“左”倾冒险主义敞开了门户。

1927 年 9 月，毛泽东、卢德铭等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起义队伍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鄂南、湘东、赣西一带的工农武装组成，总计约 5000 人。部队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名义，而称工农革命军。原计划兵分三路，会攻长沙。但起义爆发后很快遭受挫折。毛泽东看到在当时形势下，占领城市没有可能，于是在各路起义军会师浏阳文家市后，毅然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向南转移。9 月底，部队在江西永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1036 页。

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缩小建制，建立部队中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同时实行军内民主，连以上设立各级士兵委员会。10 月初，部队到达宁冈县的古城，决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0 月底，部队进入井冈山的茨坪。毛泽东领导的向井冈山的进军，为国民革命失败后坚持革命斗争、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当月，9 月 19 日，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要决议：《关

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议决案》，正式决定放弃国民党名义，而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国民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中，共产党曾认为，尽管国民党的领袖叛变了革命，但国民党仍是“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共产党不应把这一旗帜让给“军阀和反动资产阶级”，同时，利用这一旗帜，可“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苏维埃口号”还只能宣传，而不能着手组织。①然而实践表明，复兴“左派国民党”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国民党已成为反革命政党。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今后组织群众革命斗争，不能“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11 月上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更明确规定：在现在革命阶段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11 月中旬海陆丰农民起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此后近 10 年当中，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一直在苏维埃的旗帜下进行。

12 月 11 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及叶挺、叶剑英、周文雍等领导下，举行广州起义。这是一次工人与士兵联合并有市郊农民参加的起义，起义军约 5000 人。从凌晨 3 时许，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起义军歼灭了市内敌人的大部，当天上午宣告成立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当时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这次起义是乘国民党粤桂军阀混战、广州市内敌军力量薄弱的机会举行的。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军阀立即调主力回师广州。起义军总指挥叶挺提出迅速将部队撤出广州市区的建议，但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指责，省委没有采纳这一建议。12 日，军阀部队向广州市疯狂反扑，起义军浴血抵抗，张太雷牺牲。13 日，起义军余部约 1000 人被迫撤出广州，转往东江和北江。这次起义是中共领导革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突出地表现了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是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的大胆尝试。它的失败表明，首先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已经行不通。

从 1927 年 8 月至 1928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约达百次，

遍及 10 多个省 140 多个县。除上述三次起义外，重要的起义还有：

1927 年 9 月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等领导的琼崖起义。

1927 年 10 月马尚德（杨靖宇）领导的河南确山起义。

1927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广东海陆丰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海陆丰起义。

1927 年 11 月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等领导的湖北黄（安）麻（城）起义。

1927 年 11 月至翌年春中共鄂北特委领导的鄂北起义。

1928 年 1 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的赣东北弋（阳）横（峰）起义。

①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1927 年 8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288—290

页。

1928 年 1 月下旬中共湘南特委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

1928 年 2 月中共湖南平江县委、醴陵县委和罗纳川等领导的湘东起义。

1928 年 3 至 6 月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的闽西起义。

1928 年 3 月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湖南桑植起义。

1928 年 4、5 月间刘志丹、唐澍和中共陕东特委领导的渭（南）华（县）起义。

1928 年 5 月中共江苏省委和江北特委领导的江北起义。

所有这些武装起义，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英勇回击，都是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的具体表现。它们扩大了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影响，使土地革命的口号深入到农民群众之中，组织并保留了一部分革命武装。这些就为以后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准备了条件。

在苏维埃革命的初始阶段，由于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动，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愤怒，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其特点，一是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由民主革命“急转直下” 而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间断”革命，民主革命不能“自告一段落”，在推翻豪绅地主阶级的同时，就要“推翻资产阶级”。二是否认革命已转入低潮，反对组织革命退却，要求继续进攻。三是在武装暴动中执行烧杀政策。这些错误观点和主张的提出者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得到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等的同意。这次盲动主义从 1927 年 11 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统治党中央。它的推行招致了实际工作中的许多损失，1928 年 2 月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久即停止执行。

1928 年 6、7 月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中国革命的各项基本问题。大会批评了国民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批评了苏维埃革命开始后的“左”倾盲动主义，并强调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是当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大会确认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大会提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等项内容的民主革命 10 项政纲。这些都是正确的。“六大”制定的路线，对中国革命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大会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营垒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断定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国民党的各个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大会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及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深刻的认识。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上，有唯成份论的偏向。这些是这次大会的不足方面。大会结束后举行的新的一届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推举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但实际上向忠发没有能力负总责，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

中共在六次大会及“六大”前后的很长时间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政策，这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断密切相关。斯大林在 1927 年提出一个中国革命“三阶段”说，认为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叛变，表明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武汉时期是“土地革命阶段，汪精卫叛变，表明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第三阶段为“苏维埃革命”，

只有工农参加。①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这种理论，而采取了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策，直到 1935 年冬才纠正过来。

从 1928 年 7 月到 1929 年，共产党继续在一些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其中重要的有：1928 年 7 月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10 月中共闽北地方组织领导的崇安起义；1929 年 4 月王维舟等领导的四川万（源）宣（汉）起义；5 月中共豫南特委领导的商城起义；11 月中共安徽六安中心县委领导的六（安）霍（山）起义；12 月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及翌年 2 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的广西龙州起义。历次武装起义，都保存了一部分革命武装力量，在此基础上，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时机，革命武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陆续创建了各处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 年冬至 1928 年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与地方农民武装相结合，开创了井冈山根据地。1928 年 4 月底，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两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毛泽东分任军长和党代表。随后成立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1929 年春，红四军主力南下，井冈山曾被敌占领，中共湘赣边特委决定建立以永新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到 1930 年秋，新的湘赣根据地

发展到包括 10 多个县的地区。

彭德怀等领导的红五军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 1930 年，湘赣、湘鄂赣两区连成一片，鄂东南的红军扩编为红八军，五军、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分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后又成立红十六军。至 1931 年，湘鄂赣根据地已建立了十几个县的苏维埃政权。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后，与当地革命武装相结合，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1930 年 6 月，红四军、十二军、三军合编为红一军团。8 月，一、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司令、副总司令。赣南闽西区后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方志敏等领导的戈横起义武装和闽北崇安起义武装开辟了闽浙赣根据地，那里的红军于 1930 年 7 月编成红十军。

黄麻、商城、六霍起义武装开辟了鄂豫皖根据地。1930 年春，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地红军统一编为红一军。随后，三个地区连成一片，成立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1931 年，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后发展为红四方面军。

贺龙、周逸群等领导的革命武装建立了包括湘鄂边和洪湖两区的湘鄂西根据地，创建了红四军和红六军。1930 年 7 月，红四军与红六军会师公安城，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周逸群（后为邓中夏）分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次年 3 月，红二军团又改编为红三军。

邓小平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开辟了广西左右江根据地，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不久，八军并入七军。后七军北上，并入红一方面军。

除以上区域外，从 1927 年冬至 1930 年，中国共产党还在广东东江地区、海南岛、川东、苏中、浙南等地建立过革命根据地或开展过游击战争。东江地区红军于 1930 年 5 月编为第十一军。海南岛红军于 1930 年 8 月编为红军

① 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88—189、191、213 页。

第一独立师。川东地区红军于 1929、1930 年间组成过川东游击军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苏中红军于 1930 年 4 月编成第十四军。浙南红军于 1930 年夏编为第十三军。

至 1930 年夏，农村革命根据地已建立了十几块，分布在十余个省，红军

主力部队发展到十多个军、7 万余人，地方武装 3 万人，总计 10 万人，枪约

6 万支。中国革命开始呈现重新发展的形势。

以各地武装起义和开辟农村根据地的经验为基础，毛泽东于 1928 年 10

月至 1930 年 1 月相继写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给林彪的信）等著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他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实行分裂剥削政策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农业经济占优势，反动统治营垒不统一，再加上 1926

至 1927 年革命影响的遗留、全国革命形势的必然发展、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的正确等条件，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是可能的。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走向，“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高潮”。因此，共产党必须确立“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①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给当时农村根据地的斗争提供了理论的和具体工作的指导。以后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到苏维埃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他进一步完整地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走先占农村、后占城市、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29 年 12 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由毛泽东起草而为大会通过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确立了红军的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原则。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中，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一项基本任务，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当时中国的广大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半数以上土地掌握在不足农村人口总数 10%的地主、富农手中，而中国的富农也有不少是兼出租土地的半地主式的富农。地租一般要占农民劳动成果的一半以上。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剥削关系，使广大农民终年辛劳而不得温饱，阻碍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变革封建的土地制度，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孙中山生前曾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国民党当政后背弃了这一主张。当时社会上不少政治势力和文人学者，提出种种方案，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基本上限于纸上谈兵。真正有成效地解决农民这一最迫切问题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

中共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是：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发动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一般采取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并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土地分配后的所有权问题，开始规定为归苏维埃政府所有，1931 年前后改为归农民私有，并可租借买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有的根据地都展开了烧田契、分田地的斗争，数百万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了土地。土地革命推动了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也给红军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苏维埃区域是在艰苦的武装斗争环境中向前发展的。红军和苏维埃区域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版，第 554 页。

一出现，即不断遭到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1930 年 10 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便集中兵力对红军和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围剿” 与反“围剿”构成了当时国共两党军队战争的主要形式。

1930 年 12 月至 1931 年 5 月，鄂豫皖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二次“围

剿”，歼敌约万人。1930 年底至 1931 年 9 月，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

中央根据地的三次“围剿”，歼敌 7 万余人，使赣南、闽西两区完全连成一

片，根据地扩展至近 30 个县境。1931 年 1 月至 10 月，洪湖根据地军民进行了三次反“围剿”，使根据地得到发展。1931 年 11 月鄂豫皖红四军与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分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从本月起至第二年 6 月，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发起黄安、商（城）潢（川）、

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共歼敌 6 万余人。四方面军发展至 4.5

万人，鄂豫皖苏区已拥有 6 座县城，350 万人口，共建立 26 个县的苏维埃政

权。1930 年 12 月至 1932 年春，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的红军也都接连打破优势敌人的多次“围剿”。在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等红军领导者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了一整套科学的战略和战术原则。主要有：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下，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使用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等。这是红军得以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

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进行，表明苏维埃革命已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力图把新兴的革命扼杀在摇篮里；另方面，自已队伍中的机会主义错误又在不断地给革命事业造成危害。中共在克服了盲动主义之后，又出现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并于 1930 年 6 月统治了党中央。立三路线突出地表现了一种急躁和冒险的情绪。在形势分析和理论认识上，立三路线极度夸大革命形势的发展，认为“准备全国革命胜利的任务”已提到党的面前；坚持革命的均衡论，否认中国革命以至世界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主张革命急速胜利、急速转变，不承认革命的长期性和革命转变的阶段性；坚持“城市中心”，反对“农村包围城市”。在实际工作中，立三路线制定和推行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企图“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立三路线的推行，给共产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造成巨大损失。由于进攻中心城市，红军减员 3 万多人，并丧失部分根据地。由于组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使白区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群众遭受很大损害，短短几个月，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损失 7 万余人。1930 年 9 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立三路线冒险计划的执行，结束了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但是，对“立三路线”的纠正，并没有走上真正清算“左”倾错误的道路，而是被王明等教条主义者拉向了更为“左”倾的方面。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通过 1931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夺取了中央领导权，由此开始了“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共中央的第三次统治。王明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写成的小册子《两条路线》（1932 年出第二版时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成为这次“左”倾机会主义的纲领。这本小册子不是批评李立三的“左”倾，而是批评他的所谓“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由此阐明比李立三更加“左”倾的观点。小册子要求“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四中全会后，一方面由于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的努力和各根据地军民的英勇奋斗，苏维

埃革命在继续发展；另方面，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贯彻执行，又不断地给革命事业造成干扰和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