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动乱局面的形成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从政治、组织上解决了所谓“运动的阻力”问题，而要把“文化大革命”迅速推向全国，还需借助一定的形式和某种社会力量。因此，红卫兵运动和全国大串连得到了毛泽东极大的支持。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青年学生被认为是“勇敢的闯将”，《十六条》肯定“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种过分的评价，对鼓动大批青年起来“造反”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助长了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狂热性和盲动性，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产生了许多不幸的后果。红卫兵运动集中地反映了这种情况。早在 1966 年 6 月间，北京的一些中学就出现了红卫兵组织。当时，对于发展这样的青少年组织是否适当，在学校中和社会上都有争议，一度还受到压制，因而没有得到多大发展。8 月 1 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封信，热烈支持他们“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并且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这封信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很快传遍全国，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8 月 18 日，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表达了对红卫兵的坚决支持。此后，红卫兵组织从学校扩展到各行各业，迅猛发展，势如燎原。

伴随着红卫兵运动而兴起的，是全国大串连。“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①支持大串连的目的，显然是鼓励广大青年奔赴全国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进行数以千万人计的全国性的大串连。截至 11

月下旬，毛泽东在北京先后 8 次接见了 1100 多万师生和红卫兵。在大串连期间，全国交通异常拥挤，各大中城市社会秩序紊乱，直接影响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这是全国大动乱的前奏。

① 引自陈伯达 1966 年 10 月 16 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红卫兵运动的内容最初是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 月 18 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北京和全国各地红卫兵“冲向社会”、“走上街头”。他们到处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并采取了许多过火、粗暴的行动。很多街道和老字号店铺的名称，被改为“东风”、“反修”、“红卫”一类千篇一律的名字。全国各地著名的寺庙、教堂、陵墓、雕塑等，除很少数受到特殊保护外，几乎全部程度不同地遭到破坏。甚至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许多地方，如山东曲阜的孔庙和孔陵，也遭到严重破坏。

一部分红卫兵对他们认定的“阶级敌人”实行揪斗、体罚、抄家。当时，教育界、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被当作“黑帮”、“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和抄家；大批自然科学家、医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著名的教授、编辑、记者等，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和抄家；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教师、劳动模范被当作“保皇派”、“黑爪牙”、“牛鬼蛇神”来批斗。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到 1966 年 9 月底，被抄

家的达 33600 多户；上海仅从 8 月 23 日到 9 月 8 日半个月时间，被抄家的达

84200 多户。北京的抄家物资中，有大量的文物图书。康生趁机到北京市文

物管理处 30 多次，拿走大批珍贵文物、善本图书，据为己有。总计被康生和

林彪、江青一伙窃取的图书达 34000 多册，文物 5500 多件。

在“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下，红卫兵运动随后就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炮打”、“炮轰”当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围困、进驻、揪斗等方式，使各地党政领导机构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除野战部队外，都停止了活动，广大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

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各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法制的作法，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和不同程度的抵制。红卫兵组织中间也由于观点不同和权利之争，开始发生分裂和改组。他们打出各种名目的派别旗号，并各自争取一部分群众，展开了剧烈的派性斗争。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抵制，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和内讧，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过。10 月 2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 13 期社论说：“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社论要求“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由此，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又顷刻刮遍全国。

在这场批判中，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的干部被指责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 月 5 日，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提议发出紧急指示。在这份经中央文革小组修改，并经毛泽东审定批准的指示中，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10 月 6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北京市和全国各地来京的 10 万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张春桥在大会上宣读了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并加批语要求全党“坚决贯彻执行”。这就正式把党组织的领导排除于“文化大革命”之外，使“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合法。在紧急指示的冲击下，掀起了“造党支部反”的浪潮。党的各级地方和基层组织负责人普遍受到批斗，党的日常工作陷于停顿。一

些省市委领导人被迫频繁转移驻地，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勉力维持社会生活运转。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被否定，这正是“文化大革命”演变为一场长时期内乱的症结所在。

为了推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中共中央于 1966 年 10 月

日至 28 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把派工作组领导运动，把广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抵制，斥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否定党的领导，助长自发性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主张，歌颂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在会上鼓吹“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他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旨在把斗争的锋芒，明确地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

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经毛泽东批示：“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这就掀起了全国性的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使无政府主义思潮更为泛滥，加剧了“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的势头。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号召，是在 10 月初“全国大串连”高潮中提出的。经中央工作会议予以肯定和强调，在江青等的鼓动和指使下，红卫兵在全国各地到处“点火”，批判运动的范围迅速扩大，工交企业和广大农村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本来，按照中共中央原定部署，“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领导机关。工交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有领导地、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进行。为了贯彻这样的部署，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自 7 月至 9 月曾多次发出通知和规定。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击下，这些通知和规定完全失去了效力，整个工农业生产战线开始呈现混乱状态。为了正式改变中共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原定部署，根据毛泽东的意向，中央文革小组先后拟定了对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指示（草案）。在 1966 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期间，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家建委

主任谷牧主持召开 5 部 7 市（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京、沪、津、沈、哈、汉、穗）及各大区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提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参加座谈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 17 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并一致认为，由于生产不能中断，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 的做法，应与文教部门、党政领导机关有所区别；主张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由党委统一领导，仍应分期分批进行，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单位与单位间进行串连；要求采取措施，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则如周恩来事后所说，“基本上是全盘否定”，“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处于生产第一线的领导干部，为了防止经济建设遭受更大破坏，不顾自身安危，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说真话，报实情，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是一场试图限制“文化大革命”范围的斗争。

12 月 4 日至 6 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情况汇报，讨论通过经陈伯达主持修改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江青在会上指责工交战线的领导人“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的

那一套玩艺儿，我看不在这场大革命里搞，没有办法”。康生说：“工厂存在的问题不一定比学校存在的问题少”，“现在的工厂也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工厂。”张春桥攻击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反映了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看不到工厂企业里的两条路线斗争”。林彪在总结讲话中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 20 多天，会议开得不好，

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是 50 天的问题，而是 10 年、

20 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强令工交战线“现在需要

来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等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发动突然袭击。他们指责陶铸关于维护生产秩序的主张是用生产压革命。会议通过了《工业十条》。这个文件于 12 月 9 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正式改变了中央原定部署，决定在工交企业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文件还规定工人可以在群众组织之间，在本单位、本市进行“革命串连”，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学生也可以到厂矿进行“革命串连”。由此，“文化大革命”迅速扩大到全国工交财贸部门，并且同大、中学校学生联结起来。

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迅速向农村蔓延。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简称《农村十条》）。其中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从而改变了原定的在四清运动中结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部署。还规定要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卫兵，开展“四大”，社队之间可以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广大农村。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猛烈冲击下，“文化大革命”横向发展，迅速扩大到工交企业、财贸部门和广大农村。《工业十条》和《农村十条》的发布，是造成全国大乱局势的一个严重步骤。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运动中，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干部首当其冲，大批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尚能坚持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又被纷纷打倒。

林彪、江青一伙是迫害干部的首恶。在他们的指使下，从 12 月起，在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随后，又把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协助周恩来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陶铸诬陷为“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并列为“第三号最大的走资派”而打倒。周恩来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下，设法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尽力保护了一批被揪斗的老干部和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专家学者。但是，他的努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摧残。“文化大革命”既经发动起来，它就必不可免地带着巨大的破坏力量，继续恶性发展。